海口城市建成环境对高峰期网约车通勤出行的影响——基于滴滴出行数据

网约车的普及重塑了居民的通勤行为。城市建成环境作为居民通勤出行的制约因素,是交通地理学的重要研究议题。采用海口市滴滴出行订单数据,刻画格网尺度的居民通勤时间与通勤距离的空间分异格局,并运用地理探测器分析城市建成环境对居民通勤出行的影响。结果表明：(1)早晚高峰通勤时间在空间上表现为中间集聚、四周分散的分布特征;早晚高峰通勤距离呈现梯度递增的圈层结构。(2)不同维度的建成环境因素对通勤时间和通勤距离的影响程度不一;其中距公交站距离、距市中心距离、职住比、道路邻近度是核心影响因素;人口密度、就业可达性、路网密度产生较为显著的影响。(3)从影响效应看,交通区位优越、职住趋于平衡、道路邻近度高、就业可达性好能引导网约车与多元交通协同发展。结果可为改善交通出行环境、优化居民通勤结构提供借鉴。     

被动迁居后城市低收入原住民就业变动的成因及影响因素——以南京为例

城市绅士化引起的低收入原住民被动迁居及其行为响应一直受到学术界高度关注。以南京近1000名安置房社区居民就业变动调查数据为基础,系统分析了被动迁居后城市低收入原住民就业变动的成因及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安置点与理想岗位空间错位是被动迁居后城市低收入原住民就业变动首因,个人或家庭以及单位等因素对就业变化亦产生重要作用;被动迁居后城市低收入原住民就业变动呈普遍性和差异性双重特征,城市绅士化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导致弱势阶层内部发生分化。     

西部大城市居民通勤特征及其与城市空间结构的关系研究——以成都市为例

以成都市为实证研究对象,在大规模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对西部大城市居民通勤基本特征进行了研究。分析发现,西部大城市居民通勤方式以公共交通为主,选择私家车作为通勤工具的比例较高;大部分居民的通勤时间在30分钟以内,通勤距离小于5km。和北京、广州等东部大城市相比,西部大城市职住分离现象还不是非常严重;不同属性居民的通勤时间存在差异,西方空间错位假说反映的城市社会空间不平等现象在中国西部大城市同样存在并逐步显化;通勤空间组织特征与城市结构以及城市功能分区存在密切的关系;西部大城市的快速发展对居民日常通勤影响较大。     

北京城市保障性住房居民的就医可达性研究——基于GIS网络分析方法北大核心CSSCI

本文以北京市为例,采用GIS网络分析方法,分析具有中低收入群体特征、居住在保障性住房居民通过公共交通和私家车方式,到达各类医疗设施的就医可达性。分析结果显示:从出行方式来看,采取私家车出行的就医可达性高于公共交通。从就医可达性的医院等级来看,三级医院的可达性明显低于社区医院。从就医可达性的空间分布来看,位于城市中心、北部和东部地区的保障性住房居民,其可达性相对较好;位于城市高速路沿线的保障性住房汽车出行可达性较高、但公共交通可达性相对较差。从就医可达性的时间上看,建设年代偏后的保障性住房就医可达性差。通过这些分析发现,居住在保障性住房、选择公共交通的保障性住房居民的就医出行更加不方便。     

北京都市区就业空间分异与职住空间错位行业识别

城市就业空间分异与职住空间错位是反映城市空间结构特征且存在密切联系的两项重要议题。分析了北京都市区就业空间分异特征，识别了对职住空间错位影响显著的行业。结果表明：①从城市中心向外延伸，分布产业高度具有显著的梯度性和圈层结构特征；②就业行业空间分布可分为四种类型：中心城区集中就业的高端商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中心城区为主近郊区集聚就业的文化科技型服务业，近郊就业为主的传统服务业和生活服务业，远郊就业为主的保障性服务业和生产制造业；③批发和零售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及教育业等五大行业对北京都市区职住空间错位影响显著。     

北京城市保障性住房居民的就医可达性研究——基于GIS网络分析方法

本文以北京市为例,采用GIS 网络分析方法,分析具有中低收入群体特征、居住在保障性住房居民通过公共交通和私家车方式,到达各类医疗设施的就医可达性。分析结果显示：从出行方式来看,采取私家车出行的就医可达性高于公共交通。从就医可达性的医院等级来看,三级医院的可达性明显低于社区医院。从就医可达性的空间分布来看,位于城市中心、北部和东部地区的保障性住房居民,其可达性相对较好;位于城市高速路沿线的保障性住房汽车出行可达性较高、但公共交通可达性相对较差。从就医可达性的时间上看,建设年代偏后的保障性住房就医可达性差。通过这些分析发现,居住在保障性住房、选择公共交通的保障性住房居民的就医出行更加不方便。     

北京市通勤人流的总体特征及典型区分析

基于手机信令数据,从职住分布、通勤流向、距离时耗分布三方面总结北京市通勤空间格局的整体特征,进而划定具有代表性的职住类型区开展对比分析。研究发现,北京的居住或就业密度并非完全由内向外递减,而是以高密度居住环带和点状就业中心呈现;通勤流向上形成“昌平—中关村”和“通州—CBD”两条长距离通勤带;由通州、大兴、昌平三个新城流向中心城区的通勤人数较高,而亦庄、通州和顺义也吸引了一部分中心城区居民反向通勤;西五环内和北五环外的的居民单位通勤距离耗时更多,表明此地居民面临更为严峻的通勤交通状况。此外,通过对比五种居住区与四种就业区中的人口通勤特征,亦发现了不同职住类型区域的通勤分布模式差异。     

城市居住区周边土地混合度对居民通勤交通碳排放的影响——以南京市江宁区典型居住区为例

建立低碳城市发展模式和都市空间结构是当前城市规划的重要实践内容之一。结合对南京市江宁区典型居住区的调研数据,文章初步分析了城市居住区周边土地混合度对通勤交通碳排放的影响。结果表明：①城市中心区土地混合度与通勤交通碳排放呈高度负相关;②在通勤交通碳排放中,私家车通勤碳排放占主导地位;③不同小区居民通勤交通碳排放呈现明显差别,城市中心区居民低碳排通勤交通方式特征显著,而城郊居民通勤方式呈现高碳排特征;④城市中心区土地混合度与低碳出行比例呈高度正相关。未来,应适当提高各城市功能区土地混合度,改善居民的通勤结构,进而减少通勤交通产生的碳排放,构建低碳城市。     

北京市居民通勤特征研究——基于千余份问卷调查的分析

在千余份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对北京市4个不同居住-就业空间结构样本区进行了不同交通方式、不同样本区居民的通勤距离、时间、效率等特征比较。结果表明:公共交通是北京市居民通勤的主要方式;随着通勤距离的增加,居民最常选择的交通方式从非机动车向公交再向地铁转变;北京市居民通勤时间相比于其他国际大都市偏长;私家车通勤效率最高;换乘对交通效率有较大负影响,在大型居住-就业中心通勤流中这一问题尤为严重;职住平衡的区域较之于居住或就业中心有着相对短的通勤距离和时间,以及相对高的非机动车出行比例。     

南京市社区服务设施可达性的空间格局与低收入社区空间剥夺研究

社区服务设施的空间可达性事关城市公共资源分配的社会公平与公正,是反映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的重要标志。以南京市居住用地作为基本分析单元,对南京市的教育、医疗、商业和公园绿地四大类社区服务设施的空间可达性进行分析;并通过对相关低收入社区的实地调研,研究城市边缘区低收入群体的服务设施空间剥夺问题。研究表明：南京市四类服务设施的可达性水平均呈现出由城市中心区向郊区衰减的空间分异格局;较低的社区服务设施可达性不仅直接造成低收入社区居民对社区服务设施较低的满意度,导致其空间剥夺感的产生,还极大地阻碍着社区归属感的形成,导致社区居民强烈的迁居欲望,在他们较低的支付能力下进一步加剧其空间剥夺感。政府未来在规划面向低收入群体的保障性社区时,更应注重相关服务配套设施建设,做到社会与空间的公正性。     

快速工业化城市职住空间平衡与过剩通勤研究——以中山为例

过剩通勤是衡量城市居民职住空间组织和通勤效率的重要指标。本文以快速工业化城市中山市为例,采用2012年中山市交通调查数据,分析中山市职住空间平衡与过剩通勤状况。通过线性规划模型计算发现,中山市居民的通勤距离、过剩通勤率(E)、通勤容量(C_u)使用率均普遍小于国内大城市和西方城市。城市空间结构与土地利用、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对中山市的通勤特征的形成有重要的影响。过剩通勤各项指标与户籍、职业类型和家庭收入有显著的相关性。表现为家庭收入越高,过剩通勤率相对较高。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行政办公人员通勤效率较低,而产业工人通勤效率较高。非本市户籍人口通勤效率高于本市户籍人口。     

企业主义视角下大城市保障房建设的策略选择及其社会空间后果

城市企业主义是理解地方政府行为与城市空间变迁的重要政治经济视角,在中国推进经济全球化和住房市场化的背景下,企业化的地方政府,特别是大城市政府,在保障房的建设实践中往往采取偏向性的策略选择。本文着重讨论企业主义视角下大城市政府保障房建设的策略选择及其社会空间后果。研究发现,大城市政府主要通过实施保障房政策的异化和保障房住区的边远化策略,来履行其住房保障职责。然而,这种选择性策略带来的直接的社会空间后果是低收入群体的边缘化,具体表现为外来务工人员等在保障政策上的边缘化,以及保障房居民在社会空间上的边缘化。文章进一步指出,保障房应回归其保障本位,以满足低收入群体的真实需求。     

中国大城市保障房社区的邻里效应研究——以广州市保障房周边社区为例

随着我国保障房建设速度的加快,保障房社区将对已有的城市社会空间结构带来深刻影响,其社会效应亟需深入探讨。本文以邻里效应为切入点,基于社区调研数据,采用因子分析、回归分析和质性研究方法,研究广州市保障房社区对周边社区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的形成机制。研究发现,保障房社区并没有为周边社区带来负面的影响,也不存在"贫困同质化"的现象。然而,保障房居民与周边社区居民缺乏人际交往,其社会融合度也比较低。结果表明,提升保障房社区的社会认同度,消除不同社区居民相互间的隔阂,对构建和谐社区具有重要的意义。     

城市公租房社区生活空间质量研究——以西安市为例

以城市社会生活空间质量观理念为研究框架,运用核密度、缓冲区分析等方法从社区物质环境以及居民对社区感知两个维度对城市公租房社区的生活空间质量进行评价。研究发现：西安市公租房社区空间布局较为偏远,集聚特征明显;除教育资源外,医院、商业以及游憩等资源均处于低可获性状态;社区居民对公租房社区房屋面积、房屋质量、物业管理、社区绿化等方面满意度较低,社区归属感及长期居住意愿不强。西安市公租房社区在社区资源可获性方面存在一定的空间剥夺现象,社区整体生活空间质量水平不高。     

广州市外来人口居住隔离及影响因素研究

利用广州市人口普查街道(部分居委会)数据总结1990-2000年外来人口居住隔离的时空特征:隔离程度呈增加趋势,核心和外围区隔离程度及变化差异大,散点状为主的空间模式,并呈现异质性和非稳定性的社会特征。通过典型社区问卷访谈,对比外来人口与户籍低收入人口,建构影响因素的逻辑回归(Logistic regression)模型,显示户籍的属地差别是产生隔离的根本原因,与户籍属地管理相关的劳动力市场分割和住房政策共同构成了排斥的制度环境,限制了外来人口的住房选择,把其推向低端私人租房市场。在有限的居住选择下,交通和经济等个体择居要素影响了隔离空间的分布和社会特征,以城中村为代表低端私人租房来源的布局特征决定并固化了隔离空间的分布模式。     

SPATIAL MOBILITY AND COMMUTING: THE CASE OF TWO‐EARNER HOUSEHOLDS*

ABSTRACT We examine the effects of the spatial configuration of workers' residence and workplace location on intraregional residential and job moving decisions of workers belonging to two‐earner households. We hypothesize that two‐earner households' residential mobility depends positively on the commuting distance of both spouses, but negatively on the distance between workplaces. Further, we hypothesize that workers' job mobility depends positively on the worker's commuting distance, negatively on the spouse's commuting distance, and positively on the distance between workplaces. Using data for Denmark, it appears that these hypotheses hold, and that the effects of the spatial configuration are rather large.     

北京市居民租赁住房可支付能力及空间分异研究

长期以来，我国租赁住房市场被严重边缘化，“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建立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彰显了让住房回归“居住属性”特征。住房租赁市场成为研究热点，而居民的租赁住房可支付能力是其关键。本文将保障性租赁住房与商品性租赁住房合为一体作为研究对象，从我国住房租赁市场的现状出发，客观评价不同人群的家庭可支配收入、最低非住房消费标准、住房补贴比例等指标，在此基础上定义人均租赁住房可支付能力指数，用于评估不同人群的可支付能力。结合目前的租赁住房市场的供给情况，运用GIS软件分析居民可支付能力的空间特征，分析北京市现有租赁住房与居民租房可支付能力匹配情况，对于合理制定多层次租赁住房市场政策具有参考意义。     

Ghettos in Canada's cities? Racial segregation,ethnic enclaves and poverty concentration in Canadian urban areas

Recent literature suggests a grow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lustering of certain visible minority groups in urban neighbourhoods and the spatial concentration of poverty in Canadian cities, raising the spectre of ghettoization. This paper examines whether urban ghettos along the U.S. model are forming in Canadian cities, using census data for 1991 and 2001 and borrowing a neighbourhood classification system specifically designed for comparing neighbourhoods in other countries to the U.S. situation. Ecological analysis is then performed in order to compare the importance of minority concentration, neighbourhood classification and housing stock attributes in improving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spatial patterning of low-income populations in Canadian cities in 2001.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ghettoization along U.S. lines is not a factor in Canadian cities and that a high degree of racial concentration is not necessarily associated with greater neighbourhood poverty. On the other hand, the concentration of apartment housing, of visible minorities in general, and of a high level of racial diversity in particular, do help in accounting for the neighbourhood patterning of low income. We suggest that these findings result as much from growing income inequality within as between each visible minority group. This increases the odds of poor visible minorities of each group ending up in the lowest-cost, least-desirable neighbourhoods from which they cannot afford to escape (including social housing in the inner suburbs). By contrast, wealthier members of minority groups are more mobile and able to self-select into higher-status 'ethnic communities'. This research thus reinforces pleas for a more nuanced interpretation of segregation, ghettoization and neighbourhood dynamics.     

基于地铁刷卡数据的城市通勤与就业中心吸引范围研究

地理时空大数据为通勤行为和城市空间结构研究带来了新的机遇。基于一周地铁刷卡数据,采用出行链（trip-chain）数据模型对用户一天的出行进行描述,建立通勤识别规则,识别出上海市域的职住空间和通勤格局。上海市域平均通勤时间为35 分钟,通勤主流向是向心流,说明上海市域依旧表现出强单中心结构。市域就业单中心与居住郊区化并存,中心城区多核心就业已经形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中心城区13 个就业（次）中心的吸引范围、模式以及在整个市域的影响力,讨论多中心发展对职住平衡与通勤消减的意义。结果表明：多中心发展有利于城市通勤的合理分配,虽然次中心的平均通勤时间不一定减少,但是就业（次）中心已经表现出对邻近地区的通勤吸引和对主中心的通勤分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