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区与功能区嵌套空间的生产与重构——国家尺度重构视角下的深圳特区扩容

我国经济特区的设置具有明显的国家尺度重构特征。深圳经济特区在扩容过程中产生了行政区与功能区嵌套的地理空间。采用 TPSN 组合方法对深圳特区扩容不同阶段的社会空间特征进行比较,发现,不同阶段会形成不同类型的嵌套空间,并且 TPSN组合存在明显的差异。嵌套空间生产与重构的直接动因包括资源协同效应、政策协同效应和综合协同效应,以政治动员网络为主的网络维度在嵌套空间生产与重构过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研究结果表明,对我国嵌套空间的研究深化了国家尺度重构理论,而在行政区划调整的制度供给进一步收紧的背景下,嵌套空间可视为一种新型的行政区划改革与调整手段。     

深港边界地区的尺度重组研究——以前海地区为例

借助政治经济学中常用的尺度理论,对香港与深圳之间逐渐成为热点的边界地区进行研究。首先分析在香港与珠三角地区跨界互动的不同阶段中得到显著发展的边界地区的历史演变特征,再以深港边界间的前海地区为例,探讨其地域重构与尺度重组的形成机制和演变动力。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地区基于进入国家战略或世界体系的目的进行了多轮尺度重组,影响了不同时期、不同类型边界地区的发展特征。目前一些边界地区已成为地方政府进行资本与空间修复的主要载体,其根本动力是巨大的制度红利以及政府的主导推动。这与欧盟国家通过尺度上移和下放逐渐弱化政府力量的手段有较大区别,而边界地区推动区域协调以及尺度重组的能力也需进一步论证。     

中国近代城市警政区划研究

城市警政区划是城市中警务区域的划分,是地方公安组织设置的空间基础,也是警察行为的空间体现,反映了公安机构与城市环境之间的关系.中国近代城市警政区划在1898至1949年间,划分原则与城市发展的互动关系各有阶段特征.本文通过划分清末早期建警时期、清末巡警部时期、北洋政府时期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四个阶段,对各阶段城市警政区划的演变脉络进行梳理,重点探讨其划分依据、结构特征和与城市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最终总结中国近代城市警政区划的演变规律.     

新国家空间理论的内涵与评价

新国家空间理论是对国家空间重构的系统性描述,它将国家空间看作动态的"过程",而非预定的、固定的"容器"。其核心观点为：①以社会建构的国家空间为研究对象,并关注其多维重构,尤其是尺度重组过程;②关注资本积累方式的转变、国家管制模式转型和行动者的社会政治斗争等多重动因;③关注国家空间选择性及其演变趋势,以及国家空间重构的分层特征。不过,该理论也存在若干不足,如缺乏对行动者的详细探讨、缺乏对尺度和领域以外的空间维度的分析、重构趋势仍有待验证等。尽管如此,新国家空间理论有效整合了人文地理学关于国家治理与空间关系的相关理论,对于全球化研究、城市和区域治理研究以及行政结构重组研究等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民国广东省的行政区划建设与县界纠纷

民国国民党政府掀起乡村建设运动,推动地方自治事业,但是从中央到地方其行政区划建设与地政管理仍然十分滞后,导致地方建设事业推动过程中,由于地界的不明晰而县界纠纷频生。广东省亦是如此,本文主要简单介绍民国时期广东省的行政区划建设情况与各种不同各类型的县界纠纷情形。     

中国省直管县市与地方行政区划层级体制的改革研究

中国行政区划呈现出"中央-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治州(盟)、市-县(旗)、市-乡镇"的多层级状态。调整规模、减少层级、增强活力,是中国地方行政区划体制以及相伴生的政府管理体制进一步改革的长期战略任务和目标。实施省直管县市体制是中国地方行政区划层级体制及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关键环节,它事关国家的长治久安和地方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长远的战略意义和实践意义。     

中国区域发展战略演变与驱动因素研究

本文利用五年计划或规划资料分析中国区域发展战略的动态演变过程,并运用内容分析法和政策工具框架进行实证检验,在此基础上从空间效率和空间公平的角度分别进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层面的主导驱动因素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区域发展战略经历了平衡发展、优先发展和协调发展三个发展阶段,不同阶段促进区域发展战略演变的动因存在差异:平衡发展阶段考虑巩固国防、开发资源、改善交通、建立现代化工业体系和提高内陆地区人力资本;优先发展阶段考虑国家财政经济实力、治国理念、科技创新、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对比以及增强劳动力流动性;协调发展阶段考虑经济体制改革、环境治理、协调地方政府利益以及公共服务均等化。     

新国家空间理论视角下城市群的国家空间选择性研究

基于新国家空间理论,将城市群置于社会经济转型宏观背景下,分析其空间选择的国家空间项目与国家空间策略,并初步探讨了其空间效应。城市群作为目前国家空间选择性的具体形式,其产生背景、依据以及生产策略体现了国家空间选择性内涵与演变路径,是国家应对城市企业主义危机采取的一种新型城市与区域治理形式。在国家空间项目及其策略的支持下,城市群享有优先于其它地区发展的特权并实现经济快速发展,从而培育地方增长极并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然而,城市群的空间选择并未改变城市企业主义的逻辑而是将其转移到了区域尺度,并且存在城市间竞争激烈等一系列问题,亟待与其它空间项目与策略的配套实施以实现区域崛起并提高国家竞争力。     

改革开放起步阶段中央与地方的互动——以广东省“先走一步”相关政策的出台为个案

作为改革开放起步阶段的一项重要决策,广东省"先走一步"是中央与地方良性互动的成果。改革开放前夕,中央主要领导同志针对广东省工作做出多次指示,作为对这些指示的回应,广东省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向中央提出若干如何促进自身发展的举措,在此基础之上,中央最终形成让广东省"先走一步"的决策。为了尽快落实好这一决策,中央专门派出工作组赶赴广东省,帮助起草相关文件。与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与地方互动不同的是,中央与广东省围绕"先走一步"所展开的互动有其独特的时代背景和特点,它不仅揭开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央权力下放的序幕,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以往中央与地方的互动模式,而且也为中央与地方关系在改革开放中的调整奠定了基础,具有一定的开创意义。     

清代县以下行政区划

清代地方政权最低一级为县.县以下基层社会中的行政区划,是国家权力与基层社会固有权力在制度层面上的契合点.本文通过考察清代县以下行政区划的形态、依据、性质,探讨了里社、保甲制度演变的深层原因--国家权力与基层社会固有权力在其中的位置及消长,揭示了原本对立统一的两方,如何在相互斗争中达到更高层次的统一,最终于基层社会确立了以士绅为主体的支配体系.     

尺度重组理论视角下的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研究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由中央政府推行的新的区域发展政策安排,旨在调控国家、区域和城市尺度之间的关系进而引导资本流动以实现特定的空间发展目标,因此可视之为新一轮国家的尺度重组。借鉴西方的尺度重组理论,本文主要从大珠三角城市在经济上的空间联系以及香港问题在政治上的领域关系等两个方面,探讨关系空间如何影响到国家的尺度重组,以及国家的尺度重组对城市的尺度重组的影响。研究认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在于重塑资本流动的地方空间,为“资本固着”提供社会活动平台,继续参与国际劳动分工,深化经济合作,提高区域的全球竞争力。与此同时,国家也通过尺度重组来解决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领域政治问题,通过新的空间规划把边界问题纳入一体化的经济发展体系之下,保证政治稳定。中央政府把国家建设的尺度下移到粤港澳地区,促进了粤港澳的城市发生多元尺度重组策略,包括城市内部的尺度上推和尺度下移,城市外部的合作联盟和尺度政治。最后,文章从区域发展的角度分析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带来的影响,讨论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与实践对尺度重组理论的补充和对认识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的启示意义。     

营销——内生:新城市体系格局下的韶关城市发展定位

本文在深入分析韶关作为区域性中心城市所面临的发展危机的基础上,应用Friedmann新的世界城市体系理论(城市营销-内生增长理论),探讨了它在区域经济格局中的地位,从内外两个方面剖析了韶关经济的发展动力,即珠三角的产业转型扩散和广东省"区域均衡发展战略"的政策支撑是其发展的重要契机,韶关经济的内生优势、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使其具备进一步发展的潜力。     

地方性中心城市空间扩张的多元动力--基于葫芦岛市的调查和分析

葫芦岛市近年来的空间扩张主要有三种表现方式:其一是在建成区内部和边缘的零散开发;其二是采用园区建设的方式进行组织化和规模化的开发,其三是在主城区边缘由民间资本自下而上推进的工业化和小城镇发展,并实现与主城区的功能一体化。深入的调查和分析显示,城市的空间扩张以及有关的基础设施建设,是在理性的规划力、市场力、市政府的发展冲动、区政府的发展冲动、民间的创业冲动、环境吸引力等多元动力共同作用下进行的。多数地方性中心城市的发展动力的总和相对并不充足。这一基本背景和城市空间战略密切相关。     

转型期广东省地级市发展的困境与突破重点

行政区划与区域发展的关系密切,而区域发展又不能仅仅依赖行政区划的调整来达到。况且行政区划调整应该是逐步到位的过程。因此,地级市的发展要从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实行区域管治、改变城市型政区体系、理顺地级市的空间结构等方面综合考虑。     

全面抗战前央地关系视域下的南京国民政府省制变革

全面抗战前南京国民政府省制变革是近代中国省制变革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这一时期,大体经历了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省区分治与权势平衡、二次北伐完成后关于省财权人事权和军事权的央地博弈与武力纷争、中原大战后集权与分治的微妙平衡三个阶段的演变。南京政府正常的省权制度变革无法有序展开,在体制内却只能依靠军事和战争手段解决。这是最下策之下策,而且无法真正有效解决省权过大问题。直到全面抗战前夕,省制变革一直成为牵引中国时局演化与社会变动的中枢和焦点问题。     

泛长三角地区城市效益与规模协调性测度

以2003、2013 年泛长三角地区的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案例地,基于熵值法测度城市效益及规模的综合发展水平,并测算二者的耦合协调度,揭示城市效益与规模协调发展特征,结果表明：城市规模整体扩大的同时,城市效益也整体提升;城市效益与规模的耦合协调度整体提高,由失调衰退型向协调发展型过渡：协调发展型城市分布格局由2003 年的"箭头形"向2013 年的"N形"转变,失调衰退型城市个数由19 个减至12 个。最后,运用象限图分类识别法分析城市效益与规模的协调发展关系,发现：城市效益发展超前于规模的城市主要分布于浙江省、皖东、苏中及苏东沿海地区,城市规模发展超前于效益的城市主要集中于皖北、皖西以及苏北地区,并对不同发展类型的城市给出相应的发展建议。     

政府空间治理与地方产业发展响应——以重庆市电子信息产业为例

政府空间治理对地方发展具有深刻影响。西方学界在解释国家治理时有三个重要学说:非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福柯学说,但并不能完全解释我国的政府治理结构。中国治理结构包含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等多个层次,各层次的行为能力和权力空间有所不同。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允许地方政府通过调节财税杠杆、土地、劳动力等要素进行地方治理模式创新。同时,地方政府积极争取成为由中央政府批准的特殊经济区,对本地制度环境进行改革和创新,以促进地方产业发展。本文以重庆市为例,结合6次深入调研,探讨政府如何通过财税、土地等多项改革,提升空间治理能力,创造差异化治理环境,以带动地方产业发展的积极响应。     

吉林省城市体系等级规模结构研究

等级规模结构是城市体系的三大结构之一,其特征可以反映出城市在不同规模层次中的分布状况及城市人口集中或分散的程度,有助于认识城市体系发展所处的阶段。通过统计数据计算分析,运用分形理论,发现吉林省城市体系等级规模结构满足位序-规模分布规律,城市规模分布的均衡程度较高,中小城市比较发育,首位城市垄断作用不突出,缺乏大城市。在吉林省城市体系动态变化过程中,等级规模结构相对稳定且不断趋于集中。在此基础上提出重点培育通化、延吉等大城市;继续扩大长春规模,发挥整体效益;加强交通网络建设;加快矿业城市可持续发展等建议。     

城市发展战略规划:透视激烈竞争环境中的地方政府管治

经济全球化和市场化给中国城市的发展营造了一个激烈竞争的环境,地方政府的企业化倾向更加明显,并对外界环境变化做出了种种反应。发展战略规划就是地方政府力图突破传统城市规划的制约,以增强城市竞争力为目标、强化地方发展利益的一种新城市管治方式。章通过城市发展战略规划的研究,分析了其作用以及地方政府在其中的主导角色,透视了在中国经济社会转型期地方政府管治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