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人口对流入地的环境感知及其对定居意愿的影响——基于福州市的调查

基于福州市流动人口调查数据,从生态环境、人文环境和制度环境3个方面分析了流动人口对流入地的环境感知及其群体差异和对定居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①流动人口对流入地的环境感知存在层次性,其排序如下:生态环境 > 人文环境 > 制度环境;②流动人口对流入地的环境感知存在群体差异,性别、职业类型、个人及家庭收入和方言适应程度的影响显著;受教育程度和居留时间仅有一定影响;而年龄、婚姻状况的影响不显著;③在控制了个体特征后,流动人口对流入地的环境感知对于提高其定居意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大都市边缘区农村居民对宅基地退出和定居的思考——以南京市江宁区为例

中国的快速城镇化推动了乡村发展转型与空间重构,农村居民对于土地退出、定居的想法正发生着变化。基于2014 年在南京市江宁区的问卷及访谈调查,本文探索了发达地区大都市边缘区中农村居民针对宅基地退出和未来定居的意愿。通过运用访谈资料和回归模型,本文发现村庄属性、一些个人主客观因子都影响着农村居民对于土地退出和未来定居的决策。本文还发现,相当多的农村居民倾向于在邻近小城镇定居,对宅基地退出普遍持负面态度。随着宅基地财产功能的提升、城乡一体化进程推进等方面的变化,关于宅基地流转制度的改革势在必行。     

流动人口主观社会地位对身份认同影响的异质性分析——基于2014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2014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从流入地归属感、长期居留意愿、入籍意愿、身份转变四个维度测量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结合logistic回归探究了流动人口的主观社会地位对其身份认同状况的影响。研究发现,流动人口对流入地身份的认同水平不高,不同维度存在较大差异;认同水平随测量维度的深入而降低;主观社会地位对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影响作用因流动者的户口类型和受教育水平而异。建议,为提高流动人口对流入地身份的认同水平,除了改善客观的生活条件,更应注重其主观感受,尤其是主观的社会地位认知。     

大城市外围地区流动人口结构及其城镇建设用地使用特征研究——以深圳市平湖镇为例

文章以深圳市平湖镇为例,通过实地考察和典型调查,对大城市外围地区流动人口的结构及其城镇建设用地使用特征进行研究。发现平湖的流动人口结构较为简单,大多数是来自我国西南落后地区青壮年农村剩余劳动力,并且以务工和经商为主。由于其从业特征的差异,务工和经商人员分别集中在城镇工业区和商业区内,人口分布密度较高,人均建设用地面积严重偏低。文章认为在大城市外围地区的城市规划中必须加强对流动人口的用地需求研究,以解决大规模的流动人口与相对紧缺的城镇用地之间的矛盾,并且进一步做了平湖流动人口用地需求分析,提出其规划调整建议。     

拉萨的“藏漂”一族

拉萨是个流动人口较多的城市,就算是本地人,老家也大多不在拉萨。他们的祖辈或父辈因一个偶然的因素来了拉萨,于是定居下来。     

基于理性选择理论的“蚁族”居留意愿研究——来自北京市的实证调查

蚁族是否定居在一线城市是基于自身效用最大化的结果。本文使用课题组2016年12月北京蚁族的调研数据,对京蚁地理空间分布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参照理性选择理论分类标准,从生存理性、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三个维度出发,对影响蚁族居留意愿的因素进行实证考量。研究发现,蚁族是否定居北京主要受性别、教育程度、居住状况、社会保障以及社会交往情况等因素的影响,社会理性相较于经济理性和生存理性对蚁族居留意愿的影响更为显著,并从社会空间理论视角对影响因素的显著性原因进行分析,从而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城镇化进程中二代流动人口市民化水平及影响因素

基于2016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构建多维度的市民化评估指标体系,测算和探究二代流动人口的市民化水平与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二代流动人口市民化水平总体偏低,并且不同维度发展各异且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②二代流动人口市民化水平是由个体市民化能力与流入城市特征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影响就业状况和生活方式的因素集中在个体的人...     

多维耦合视角下的流动人口主观社会融入研究——以福厦泉城市群为例

利用福厦泉城市群2017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从多维耦合的视角评价了流动人口主观社会融入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流动人口主观社会融入度总体水平较高,但各维度的协调度较低;融入意愿和融入体验的融入度及其协调度较高,观念习惯和身份认同的融入度及其协调度较低;②户籍制度的障碍作用被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所淡化;来自流入地...     

求新动机、满意度对重游间隔意愿的影响——以凤凰古城旅游者为例

由于重游所带来的经济利益日益凸显,使得重游问题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本研究以湖南凤凰古城为案例地,采用问卷调查获得基础数据,建立结构方程模型从求新动机、满意度两个方面考究旅游者重游间隔意愿的形成机制。研究发现,在凤凰古城这样的快速发展旅游地,求新动机会直接影响旅游者的短期重游意愿,但对中期、长期重游意愿则没有显著的直接影响,同时求新动机会对满意度产生积极的影响。     

消费者愤怒情绪对旅游意愿和负面口碑传播的影响——基于目的地非道德事件情境下的实证研究

愤怒情绪是指个体在一些特殊的事件刺激后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强烈不满或悲痛的负面情绪.作为“社会公民”的消费者,对目的地所发生的“欺客宰客、强迫购物”等非道德事件通常会表现出愤怒情绪.本文研究了消费者愤怒情绪对旅游意愿和负面口碑传播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并构建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采用问卷调查法取样(N=234),Mplus软件分析的结果显示:(1)消费者愤怒情绪显著地降低了旅游意愿,促进了负面口碑传播;(2)在消费者愤怒情绪对旅游意愿和负面口碑传播的作用过程中,目的地信任的中介效应显著;(3)自我效能感在消费者愤怒情绪和目的地信任之间存在调节作用;(4)目的地信任在消费者愤怒情绪和旅游意愿之间的中介效应受到自我效能感的调节.     

城市社区与流动人口聚落的生态关系及其调控——以北京市为例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流动人口向城市不断集聚,逐渐在城区或城市边缘地带形成一些以地方特色为主的流动人口聚落,学术上称之为异质社区。它们不仅具有各自不同的发生、发展过程,而且在外来流动人口与当地市民之间、异质社区和主流社会之间发生着各种各样的生态关系。本文以北京市部分异质社区为例,对其现状特征、发展趋势和管理措施等方面进行了调查研究,对于协调异质社区与主流社区之间的关系、有效发挥社区的自组织功能、以及城市社区一体化发展有指导意义。     

明万历援朝将士与韩国姓氏

万历年间 ,明廷援朝抗倭将士立下赫赫战功。战后许多将士落籍朝鲜 ,亦有许多将士的子孙东渡定居。明朝将士落籍及援朝将士子孙东渡使朝鲜的姓氏结构发生了变化 ,增加了韩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姓氏 4个 ,本贯 14个。这些华裔在朝鲜朝廷和地方都受到重用 ,在军事、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做出了贡献。     

城市化进程中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发展问题与对策研究

在我国城市进程中,大量农民工进城务工,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受到人们广泛关注。城市教育资源的短缺、与同龄儿童相比较,受教育的机会不平等等问题严重影响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质量。应该采取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改善办学条件,采取多元的入学体制;关注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以及保障流动人口子女在教育过程和教育结果上的平等等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     

党员意愿表达的现状评估与推进对策——以山西省千余名党员干部的调查为样本

党员意愿通畅表达是党健康发展的基础。文章在实证评估的基础上认为,当前党员意愿表达状况不符合党内民主发展的要求,发展党员意愿表达现状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要围绕在党内形成科学的认知环境、制度环境、权力体系,处置手段等方面为发展党员意愿表达营造良好环境。     

城市环境供给的游憩者满意度及对重游意愿的影响——基于游客与居民差异的分析

在城市游憩中,到访游客和居民共享城市环境,形成了对城市环境供给的满意度评价。本文在回顾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利用武汉旅游市场调查数据进行量化分析,比较了内外部游客对环境供给因素满意度及其对重游意愿的影响。提出了游憩者体验城市环境供给的三个维度,即基础型、吸引型和增益型环境供给;并揭示了两个规律性现象:即到访游客对大部分环境供给的满意度高于居民的满意度;到访游客和居民的重游意愿均受到基础型环境供给因子满意度的影响。基于此,城市主管部门应更重视基础型环境供给的规划、建设与完善。     

西方的当代中国研究

欧洲、亚洲以及澳大利亚有许多研究中国的机构 ,无论是专家的数量还是研究成果的数量 ,美国都占据主导地位。但在 2 0世纪 60年代 ,美国研究中国的学者由于受到学科领域其他同事的影响 ,过多地关注了中国的特殊性 ,而忽视了理论研究和比较研究。到 70年代研究重心发生了变化 ,开始更多地关注学科院系对中国的研究。西方中国研究的学者可划分为三代 :第一代对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历史做了很多的研究工作 ,第二代是西方研究高层政治的高潮阶段 ,第三代开始关注改革阶段     

四大家族的后人们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赫赫有名的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其辉煌早已随岁月烟消云散。目前,这四大家族的后代散居世界各地,宋美龄的逝世使他们重新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蒋家有了第五代蒋家自第一代蒋介石,第二代蒋经国、蒋纬国相继逝世后,这个家族的光彩逐渐褪色,早已没有了昔日的权势。而今蒋家后代开枝散叶,人口众多,大部分都在台湾定居,一部分在美国生     

自强不息抒长卷的作家金秉英

金秉英,1909年出生,1996午去世,2009年12月15日（农历）是她一百周年诞辰。 1964年,55岁的金秉英定居镇江。在30多年的桑榆暮景中,除“文革”前夕在一家技校代过一段时间语文课、“文革”结束后一度参加市政协妇女组活动外,平时深居简出,不事交游,少为人知。可就在她生命的最后两年多时间里,却突然成了新闻人物。有十几家媒体采访她、报道她,刊发她的作品。     

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的空间结构

利用中国公安部1996年流动人口统计数据,采用空间统计分析方法和断裂点法,对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的空间结构进行研究发现,中国城市流动人口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带,而且客观存在着三大城市流动人口圈:①京津连流动人口圈。为中国第三大的城市流动人口圈,具有性别比高、来自圈外的流动人口比重大、以亲缘、地缘为纽带聚居等特点。②沪宁杭流动人口圈。为中国第二大的城市流动人口圈,具有来自省内的流动人口比重高、暂住时间差距大等特点。③广深厦流动人口圈。为中国最大的城市流动人口圈,具有女性流动人口比重高、来自外省的流动人口比重大等特点。     

流动人口居留稳定性的群体分异与空间格局

利用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本文分析了流动人口居留稳定性的总体特征、群体分异和空间差异性,并对流动人口居留稳定性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探讨。结果表明：①我国跨市流动人口在当前城市的平均居住时间约为5年,新生代流动人口的居留稳定性与老一代并没有显著差异,从事工业行业的流动人口居留稳定性明显低于各类服务业从业者;②省内流动人口的居留稳定性低于省际流动人口,且有更大的可能离开当前城市,转向省际流动;③城市流动人口的规模和居留稳定性在空间格局和影响因素方面均存在明显差异,虽然收入水平和就业机会依然是吸引流动人口的主要因素,但公共服务、住房市场和环境等城市宜居性因素对提高流动人口的居留稳定性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