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省循化县农户土地流转意愿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青海省循化县的实际情况,分析了影响循化县农户土地流转影响因素,采用Probit回归对循化县五个村共101个农户的实地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循化县农户的土地流转意愿与户主年龄、受教育程度、土地依赖性、距离县城的距离和家庭农业人口数密切相关。分析研究结论并就解决循化县土地抛荒问题和农户增收给出政策建议。     

现行农地经营格局的成因与治理对策综述

本文运用文献研究法和因果分析法,综述了已有关于现行农户农地小规模细碎化经营格局成因与治理对策的研究成果,以期为我国今后的治理工作提供建议。研究发现,农户农地小规模细碎化的形成有自然、社会、经济与技术等方面的原因;而推进城镇化与工业化,实行土地调整,开展土地综合整治与促进农地流转,是当前治理农户农地小规模细碎化的主要措施。面对我国农户农地小规模细碎化成因复杂多样的情况,政府应该在健全农地流转市场的基础上,结合其他多项措施分阶段实行,以进行改善。     

当前农村地权制度不能保证承包土地财产权的实现

农户承包土地产权不清,使土地流动、土地计价不规范,加之土地承包权不完整,使土地收益不能正确确定。有必要进一步明确土地财产权,强化土地的价值和交易管理,推动土地流转和权利转移。     

区域发展环境对农户投资行为的影响探究——巩义市100家农户的实例分析

通过对巩义市100家农户投资行为的调研分析发现:①区域发展环境对农户投资行为影响程度与路径不尽一致,经济环境对农户投资的影响比社会环境更直接;②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提高,农户投资愿望更趋强烈、投资结构多元化,经济环境对农户投资影响逐步降低,社会环境的影响增强,且文化制度条件比收入水平对农户投资的促进作用更大;③不同区域发展环境下农户投资行为差异较大,积极开放的文化、制度环境促进农户投资;④农户投资受外部性影响相对较弱,区域特征明显。基于对农户投资行为的分析,提出加强农户投资能力建设与农区发展相关建议。     

农家负债与地权异动——以20世纪30年代前期长江中下游地区农村为中心

关于20世纪30年代前期中国农村地权变化,学者大致有三种见解,即“集中说”、“分散说”和“现状说”。本文以抗战前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和浙江六省农村为中心,以农家负债和地权异动为视角,从农户土地典押借贷比例,由土地典押借贷到丧失地权的可能性与现实性,农户因土地典押借贷引起地权丧失的实况,中、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的地权变化等方面,论证抗战前长江中下游地区地权处于集中时期。并且从地权异动的状况论证30年代前期长江中下游地区地权集中具有普遍性、不剧烈性,从地权异动之后的土地流向论证土地兼并者的非农民性程度加强,从30年代前期地权变化在20世纪上半期中的地位,论证此次地权集中具有转折性。同时还对土地买卖与地权变化在农户通融资金中的意义进行分析,探讨30年代前期土地市场清淡对农家经济的影响,并由此说明20世纪30年代前期中国农村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严峻形势。     

陕西省农村土地流转迟缓的供求影响因素与机制探析

农村土地流转长期受到决策者的鼓励,但我国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率一直偏低,西部地区尤其如此。本文试图以陕西省为例,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分析农地社会保障功能等因素影响农地使用权流转率的作用机制;并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分析了经济落后地区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率偏低的原因。研究结果表明,农地流转受到现行的以提供社会保障为基本目的的农地制度的约束,任何旨在提高农地流转率的改革措施,都必须考虑现行农地制度的社会保障功能和地区差异,实行因地制宜的农地流转制度。     

传统平原农区人口非农化对耕地利用方式的影响

传统平原农区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产区和人口集聚区,也将是我国未来人口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区。本文基于农村劳动力就业转移与农户家庭总收入之间的数量关系,提出农区发展演化三阶段的理论,并选取不同发展阶段的河南省吴庄村和山东省东店村进行验证。结果表明:微观层面的人口非农化特征与农户家庭总收入存在相关性,宏观层面的县域经济发展能力是农户兼业行为特征的重要外因;兼业农户通过土地流转,种植结构调整改变传统耕作方式,优化了农业与非农业收入结构,并推动农区进一步的发展演变。通过分析传统平原农区人口非农化对耕地利用方式的影响机理,对于保障粮食安全、推进该类型区的社会经济转型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睡虎地秦简与授田制研究的若干问题

睡虎地秦简发现后,授田制研究成为改写中国古代史的重大课题之一。许多学者据此认为,授田制的性质是土地国有,也有学者仍主张是土地私有,但都存在证据不足的问题。总体而言,授田制应是土地国有制向私有制转化的一种形式。以往对"入顷刍槀"、"盗徙封,赎耐"、"部佐匿诸民田"、"封守"、"百姓不当老,至老时不用请"等等律文的解释,也大多存在误读。这些律文中的犯罪行为基本上都与土地所有权无关。秦及汉初的田租征收,实际有两个同时参照的租(税)率:一是税田占舆田的比例,即税田的亩数租率,这个租率是固定不变的;一是按农作物不同产量征收的级差租率,即产量租率,这个租率则是变化的。秦的授田虽然很少能看到有土地买卖和土地兼并现象,但根据《识劫(女冤)案》、"余夫"授田和普遍存在的债务关系,可以看出授田在家庭内部是允许部分继承和流转的,并存在着变相土地买卖。越来越多的研究已趋向于质疑或修正土地国有制论。     

有关农村土地流转障碍因素及其解决途径的分析

农村土地流转主要是指在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与相关法规制度要求的前提下,以一定的手段和方式对一定范围中的土地资源进行合理而有效的重新配置过程。作为一项涉及面广泛且影响深远的系统工程,农村土地流转也涉及到了多种方式。不同的流转形式与各地的具体情况相适应,既有利于更充分地发挥土地流转机制的功能与作用,而且也无形中体现了经济发展阶段的内在要求;既是对土地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创新,但同时又与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不同类型道路密度对公共空间盗窃犯罪率的影响——基于ZG市的实证研究

道路密度对犯罪分布存在影响已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证实,但忽略了不同类型道路属性的差异对犯罪的影响。不同类型道路在社会-建成环境等各种属性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明确不同类型道路密度对公共空间盗窃犯罪率存在的影响有助于犯罪的防控。基于此,本文以派出所为单元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研究。研究发现,不同类型道路密度对公共空间盗窃犯罪率影响不同：城市次干道、城市支路和其他可通车道路密度对公共空间盗窃犯罪率有正向影响;不可通车道路密度对公共空间盗窃犯罪率有负向影响;城市主干道密度对公共空间盗窃犯罪率影响不显著。不同类型道路社会-建成环境的差异是公共空间盗窃犯罪率不同的原因。研究结果可为犯罪精准防控提供指导。     

基于干旱脆弱性的农户系统体制转换及其影响机制——以榆中县中连川乡为例

通过问卷调查和半结构式访谈获取数据,基于社会-生态系统多体制视角,对农户系统体制及状态进行辨识,并构建农户对干旱的脆弱性指数对其进行评价;采用多元logistic模型识别农户系统体制转换影响因素,并从客观动因、主观动因和决定动因三方面,探讨农户系统体制转换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①研究区农户系统体制从传统农业体制,向新型农业体制和非农型体制转换。农户由于自身转化力不同,转换结果存在差异。②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驱动系统体制发生转换,农户期望(教育支出和家庭责任)决定转换方向,农户转变生计方式的能力(行为认知、劳动力比重和社会网络)决定转换程度,在其作用下,农户体制和状态出现差异并最终导致脆弱性分异。     

武汉市新洲区农户消费活动的空间特征研究

农户消费活动空间是乡村空间结构的一种表现和组成部分,在受到乡村已有的物质空间和社会空间结构影响的同时,也不断塑造并形成新的乡村空间结构。在对武汉市新洲区3个乡镇11个村326户访谈和问卷调查的基础上,总结了农户消费行为的一般特征。认为农户消费活动总体上呈现距离衰减规律和空间分异特征,形成两带三圈层的空间结构模式。交通工具对农户消费空间的扩展有较大影响。同时,农户消费活动也受个人及其社会经济属性的制约。研究结果表明,农户消费空间偏好具有明显的性别差异;家庭经济收入和年龄是农户消费空间结构形成的主要影响因素,而农户受教育程度对农户消费空间的形成没有明显影响。     

中部农区农户打工距离研究——以河南三个样本村为例

对农户打工距离和区位的研究是认识农民工流动空间规律的基础。通过对河南省三个不同类型样本村的实证研究,发现打工距离整体分散、局部集中,打工人数随距离的变化呈"U"型分布,打工者在打工目的地的分布上具有群聚特征。影响农户打工距离选择的主要因素是年龄、家庭类型、家庭代数、上学人数和关系网络因子。年龄较大者、家庭类型较简单者、家庭代数较多者、上学人数较多者和关系网络较少者,选择在本地打工的概率较大,反之亦然。     

不同乡村旅游产业下农户生计脆弱性对比研究——基于昆明呈贡农户调研数据的分析

本文以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发展不同乡村旅游产业的三个村落为例,基于“暴露度-敏感性-适应能力”三维分析框架建立综合指标体系,采用综合指数法、熵权法研究农户生计脆弱性差异。研究结果表明,三个村落的农户生计脆弱性指数均较低,脆弱性由高到低排序依次为万溪冲、七步场、斗南村,其中万溪冲与七步场的农户生计脆弱性得分非常接近;脆弱性组成成分中适应能力差异最大,其中家庭每月收入是农户适应能力的关键影响因子。基于此,提出降低各村农户生计脆弱性、减少各村农户生计脆弱性差异的相关建议,为乡村旅游产业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     

不同尺度下农业创新技术空间扩散的实证研究——以中国果业协会果业技术扩散为例

目前,国内外对技术扩散的研究中时间维角度扩散研究较多,而空间维扩散研究相对薄弱。以中国果业协会为依托,通过对协会内果树系列技术成果采用系统调查的基础上,运用相关分析和行为分析的方法,从不同尺度对技术空间扩散进行透视,得出以下结论:①不同尺度下影响农业技术扩散和使用的因素相差较大。宏观尺度下影响果树系列技术扩散的主要因子为规模,中微观尺度下影响技术扩散的主要因子为距离;②随着空间尺度的缩减,技术扩散由明显的规模等级扩散向随距离增加扩散强度减弱的渐进扩散转化;③农业技术在空间扩散方向上具有"寻"的特征,即技术扩散总是在追求扩散效益最大化;④微观尺度的农户行为分析表明,农户技术采用行为主要受农户本身对高收益的追求和外部因素对农户的影响两方面作用。     

清代地权交易形式的多样化发展

基于原始契约与刑科题本,本文揭示了清代地权交易的三大类型,一是债权型融通,二是产权转让,三是股权交易出现.借助于土地但不发生产权最终转移的融通性债权交易的各种形式常被混淆,本文加以考辨与厘清:"押",以土地为担保并以地租或利租来还本付息;"典",约定期限内的土地使用权转移与收益占有来偿还借债;"当",以地权为中介的各种借贷形式;"抵",发生地权分割,并以此抵还欠债.清代出现的这些交易手段使农户在保有地权的同时实现其融通性需求,它们与现代金融工具相似,其名称与方式延续并沿用至今.地权转让与收益补偿等交易形式则包括活卖、绝卖、佃权顶退、找价、回赎等,其规则取向是为了最大限度地保障地权所有者的权益.土地经营的合伙制与股权交易亦开始出现.凡此多样化的交易形式,不仅在金融工具缺失的时代充当了资金融通工具的替代,农户赖以济危解园,更促进了土地流转,使生产要素组合与资源配置通过地权市场得以活跃和发展.     

少数民族地区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态度与感知研究——以甘肃马蹄寺景区为例

本文以甘肃裕固族自治县马蹄寺景区为例,从经济、社会和自然生态环境影响三方面对当地居民关于旅游影响的感知进行了调查,根据民族和年龄的不同对居民感知差异进行了比较分析,并结合农户访谈结果对感知结果做出了解释.     

土地流转的动力与制度创新——以成都市为例

论文从我国当前的土地流转中存在的问题出发,以成都市土地流转为例,剖析成都土地流转中的动力机制、极度创新特点,从制度经济学角度分析了成都市土地流转的动力,从创新的系统性分析了制度创新特点。     

明清农业技术传播渠道及其效果探析

明清时期不同场域中的技术传播主体主导着多种农业技术传播渠道,并形成不同的传播载体。由于土地占有权及识字程度的不同,处于农业技术推广链末端的农户对农业技术推广的渠道和载体亦具有选择性。文章在考察农业技术推广过程及各种影响因素的基础上,与同是记载农业技术的日常类书和杂字相比较,推测得出农书通过40%左右的农业户丁数在75%左右的土地上传播农业技术,是除行政命令之外应用最为广泛的农业技术传播载体。     

试析县志中土地证记载错误——以上海首轮10部县志为例

20世纪50年代土地改革运动结束后,根据不同土地性质,政府发给农户的土地证有《国有土地使用证》和《土地房产所有证》两种。20世纪80年代首轮所修县志没有区分两种不同性质的土地和土地证,对土地证的种类和颁发对象记载或缺失遗漏,或都有错误。本文仅以上海首轮10部县志为例,试析其错误情况及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