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时期私营企业劳资关系的博弈分析

工人、企业主和政府共同构成劳资关系的三方格局。在我国目前劳资关系的格局中,企业主处于强势地位,劳动者处于弱势地位,缺少对企业主进行有效制衡的力量和机制,地方政府在劳资关系中偏向企业主一方。解决目前劳资关系困境的关键在于引进集体谈判机制,建立政府、企业主组织和工会之间的三方协商机制,形成企业主、工人与政府之间制度性协商平台。     

希特勒并非靠民选上台

关于希特勒上台,一个普遍的说法是,希特勒通过民主选举获得执政地位.事实真的是如此吗? 1932年魏玛共和国举行总统选举.希特勒代表民社党(即纳粹党)参选,尽管纳粹党开动全套宣传机器,但最终以总票数36.8％的成绩败选;陆军元帅兴登堡则以1936万票(占总票数的53％)获得连任.     

希特勒的上台与德国法西斯专政的实质

研究希特勒上台的人往往想探寻到其中的某种“秘密”,其实,从我们看来,并不存在什么神秘的东西。希特勒能上台的主要原因之一,乃是希特勒成功地把德国的法西斯运动——民族社会主义(简称纳粹)运动发展成一种群众性的运动,使纳粹党在1929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时期成为德国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1920年纳粹党成立时党员不过数十人,1923年啤酒店暴动时已达五万五     

纳粹德国是怎样控制舆论的

“灌输纳粹党学说比生产重要” 纳粹上台之初,德国的收音机普及率不高,一时间也没法让家家户户都很快拥有一台收音机。     

“政治与世界观培训”与第三帝国的意识形态统治——以纳粹党培训总局为中心

1933—1945年,纳粹党培训总局是第三帝国针对纳粹党党员干部进行"政治与世界观培训"的重要机构。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培训总局主要着力塑造纳粹党党员干部队伍具有军事化色彩的"政治作风",普及纳粹党世界观的基础知识,实现意识形态的一体化,从而通过各级培训部门选拔出一支符合纳粹意识形态要求的干部后备军。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培训总局组织的"政治与世界观培训"扩大了培训范围和内容,将纳粹党党员干部打造成民众日常生活的"布道者",使民众奉行所谓的"民族共同体"生活理想,以达到监视与操控战时德国前线与后方精神文化生活的目的。为此,纳粹党培训总局实施了各类特别培训,涉及民众节庆活动、国防军与德国侨民等方面。在纳粹党的构想中,"宣传"主要是一种公开煽动民众情绪的短时媒体手段,"政治与世界观培训"则是一种作用时段较长、主要针对纳粹党党员干部的特殊意识形态控制工具,其为宣传活动奠定认识基础。     

试析魏玛德国劳资关系的演变——以8小时工作制的兴衰为中心

在魏玛德国,劳资关系经历了从合作走向对立的演变历程。8小时工作制的兴衰正是这一演变历史的真实反映。魏玛初期,在革命压力与迅速复员的要求下,8小时工作制首次在德国确立,劳资关系趋于平衡。然而在1923年国家危机中,8小时工作制成为劳资之间的交锋对象,劳动时间紧急令打破了劳资关系的微妙平衡,国家强制调解机制的出现宣告劳资自由谈判历史的终结。此后,8小时工作制名存实亡,劳资关系日趋紧张,并最终在经济大萧条中迎来纳粹独裁。导致这种演变的主要因素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特征、政治与经济形势的演变以及劳资双方对合作的认识局限。     

魏玛宪法二元制与希特勒的上台

在中外学术界对魏玛共和国灭亡与希特勒上台原因的研究中,人们一般都强调魏玛宪法二元制中总统权力的作用。本文认为,希特勒不仅是依靠以总统兴登堡为旗帜的德国保守势力,更是依仗着国会不可动摇的宪政地位上台的。魏玛宪法中国会与总统之间是势均力敌、难分难解的二元关系,正是这种二元制促成了希特勒的上台。     

希特勒的志愿女杀手和虐待狂——温迪·阿德勒—玛丽亚·萨蒂著《妇女与纳粹》读后

在纳粹党创造的极权社会中,出现了很多极端偏执的人,这些人的共同特征就是矢志不渝的听从纳粹党的指挥,盲目的相信纳粹的蛊惑。他们认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观点——所有的低级种族和有遗传缺陷的人应该"被进化",监狱看守就是持这种观点的代表,其中不泛众多女看守,她们的残酷程度丝毫不亚于男性看守。这些女性的行为体现了她们一以贯之的纳粹思想。     

论希特勒纳粹党上台前的经济思想

论希特勒纳粹党上台前的经济思想邸文根据对大量新史料进行分析和研究,笔者认为民社党（全名为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简称纳粹党）上台之前已经形成了一种经济思想,即在垄断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控制,为独裁统治和战争政策服务。深入地对这...     

是战争的失败，更是意识形态的失败

1933年希特勒上台,将德国彻底拖上了纳粹的歧路。1939年,希特勒闪电战袭击波兰,悍然发动二战。战争初期,纳粹德国所向披靡,丹麦、挪威、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等纷纷成为其囊中之物。与此同时,以戈培尔为首的纳粹宣传机器大肆鼓吹“种族优秀论”,为对外侵略扩张和种族大屠杀推波助澜。     

纳粹经济纲领与德意志“经济改革派”

纳粹党人并不是在经济理论与方案上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上台的 ,他们经济观念的最终形成 ,对经济新思想和新建议的集合 ,出自于 1 92 9年至 1 93 3年经济大危机年代德意志经济理论界的热烈讨论。在这场讨论中 ,出现了一场由主张“国家干预主义”的德意志“经济改革派”对正统主义经济与货币理论的反叛。正是借助了德意志“经济改革派”的帮助 ,纳粹党人才为他们意识形态上的理想目标找到了一种能付诸实践的经济纲领。也正是在纳粹政权的手中 ,“改革派”的经济理论和实际建议 ,才变成了服务于“政治优先权”的指令性经济措施和金融技术工具     

德国垄断资本本来选择的是巴本而不是希特勒——兼论1929—1933年纳粹与垄断资本的关系

纳粹党从建立初期便与某些垄断巨头建立了关系,从而揭开了纳粹党与垄断资本逐步结合的序幕。笔者认为,目前对两者在1928年前的关系的研究已较成熟,但对1929年至希特勒上台前两者间的关系,似还有一些问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表现在主要存在着两个偏向,一是过于强调德国陷入经济危机后纳粹党与垄断资本结合步伐的加快,过于强调两者     

希特勒纳粹独裁统治之建立的话语研究

卡西尔认为,神话从未消亡,它还存活在政治活动中。德国民族主义工人党(即纳粹党)自1919年成立,1921年希特勒成为该党领袖,并在1934年在德国建立起独裁统治。它显著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没有直接利用暴力夺权,而是将政治的权力交给话语的权力。纳粹党在短短十余年间击败了其他党派并得到了广大民众疯狂的拥护,最终大权集于其元首希特勒一身的过程,也是希特勒充分运用话语权力聚拢人心,建构独裁神话的过程。本文试图从话语分析的角度入手,综合纳粹党在此时期的部分纲领、宣传语、口号等,分析相关的参与者、内容、形式、媒介以及效果(后果)。     

1933年希特勒在德国上台与法国的反应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就任魏玛共和国总理,标志着德国纳粹化的开始。德国国内形势的恶化引起了法国的严重不安。但是．由于法国当时正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因此,在希特勒上台次日组阁的达拉第政府不得不将如何恢复财政平衡视为第一要务;同时法国国内相当一部分人对与希特勒新政权达成和解还抱有幻想,这最终促使法国政府在对德政策方面采取了“理智而冷静”的政策,没有作出过激的反应。     

魏玛德国的家庭政策——以“堕胎禁令”的改革与争议为中心的探讨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在各国推进现代化转型的社会政策中,家庭政策都被视作重要的一环。从19世纪后半叶起,欧洲各国把控制堕胎与积极的家庭政策联系起来,在刑法中列入"堕胎禁令",以保证社会持续发展的人口供应,德国也不例外。然而时移世易,当《魏玛宪法》创制有别于帝国时期的民主政治空间、强调公民自由权后,"堕胎禁令"的存废问题便成为围绕在家庭政策上的重要议题。人们从社会公正、女性自主权、职业医生的诊断特权、人口增殖需求及种族繁衍重要性等多种角度掀起了三次争辩高潮。魏玛政府基于进步社会观的考量,部分修改了该禁令。但日益碎裂化的政治格局与多元化的利益诉求,不仅让有关"堕胎禁令"的改革问题成为又一个政治斗争的舞台,而且还增强了政府对私人生活的干预力度,进而凸显了非卫生因素在决定堕胎合法性时的影响力。由此,魏玛德国的家庭政策向服务于种族主义世界观的纳粹政权打开了大门,为其无所不在的社会控制政策与种族灭绝政策奠定了基础。在这一点上,魏玛民主体制再次表现出它的"现代性危机"特征。     

近代英国劳资关系的全景透视——评刘金源等著《英国近代劳资关系研究》

一 作为市场经济国家最主要的社会关系,现代意义上的劳资关系是工业化社会的产物.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现代劳资关系也最早萌生于英国.近代以来,劳资关系的发展演变贯穿于英国工业化与社会转型的整个历史进程.自近代工业革命以来,英国的劳资关系也一直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 早在19世纪中叶,马克思恩格斯就开始关注英国的劳资关系.在《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论著中,他们提出了较为成熟的劳资关系理论.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劳资关系既是一种剥削与被剥削的"经济契约关系",也是统治与被统治的"阶级压迫关系".资本家通过维系这种关系来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而工人阶级只有通过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马克思主义的劳资关系理论对世界各国劳工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     

希特勒的支持者是些什么人

德国纳粹党之所以迅速壮大，是由于在经济危机期间吸收了大量中产阶级。1932年纳粹党达到100万人，成员主要是中产阶级，约占2／3，工人不到1／3，在领导集团中，中产阶层也占绝对优势。可以说，中间等级是纳粹党的“中坚力量”。     

德国纳粹时期《历史杂志》的纳粹化

作为一门与现实紧密相连的学科,历史学应在关注现实和服务现实的同时,不屈服于现实。德国长期以“科学”和“独立”著称的《历史杂志》,却在纳粹上台后逐渐转向纳粹化,在经历过“主编易人风波”后,更是通过提升主编权力、改变办刊宗旨和增加纳粹主题刊文数量的方式,完全屈服于纳粹政治,沦为纳粹的附庸。在此期间,由于杂志刊发了一些纯学术和批判纳粹类型的文章,后世学者往往把它看作“消极抵抗”的代表。事实上,这种行为只是杂志号召历史学家为纳粹政治服务的一种手段,不能被视为抵抗纳粹的证据。《历史杂志》的纳粹化对德国社会和历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恶劣的影响,不仅助长了德国的反犹主义行为,美化了纳粹的侵略行径,而且降低了德国传统政治史学的权威性,削弱了杂志自身的可信度和公信力,使其丧失了在全球史学界原有的地位。     

“卐”是如何成为纳粹标志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永久烙上了一个人的名字——希特勒。人们只要一看到作为纳粹党标志的“卐”字旗,就不由得想起纳粹分子种种令人发指的恶行,不寒而栗。“卐”字因而也就成了罪恶的标志。     

欧洲公地共同体管理中的法治因素

欧洲公地共同体管理中既有人治的因素,又有法治的因素。其法治因素主要包括:1.对法律至上原则的追求。在共同体的生产劳动和日常生活中,人们捍卫作为习惯法的村规和其他惯例的最高统治地位。2.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追求。领主,他的自由佃农和农奴,以及一些无地的劳工,都是共同体的成员。共同体的传统要求在有关共同体的公共事务方面,他们都要服从习惯法(尽管事实上并不会总是如此)。3.比较严密、细致的法律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