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东汉党锢的缘起与党人失败原因

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党争,历来受到研究者的关注,然题中仍不乏剩义。本文主要考察党锢的缘起及党人集团失败的原因。笔者认为党人集团的失败绝非偶然,至少有三方面的原因值得总结。其一,把宦官作为败坏东汉政权唯一的罪魁祸首有失公允;其二,清流官员欲尽除宦官的计划得不到最高统治者的支持,且他们的过激言论招致皇帝的震怒;其三,党人集团中缺少雄才大略的领袖,在关键时刻优柔寡断,致使功败垂成。     

东汉名士郭泰

在东汉将近 2 0 0年的历史上 ,最具影响力的山西人物首推郭泰 ,被东汉朝野誉为“东国人伦”     

漫话东汉“党锢之祸”

正东汉桓、灵帝时,许多士大夫、太学生由于评议朝政,被专权的宦官集团划为"党人",遭到了残酷打击与迫害,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党锢之祸"。这个事件发生在桓、灵二帝时期,时间跨度约十年,前后共两起三波。要说祸事的起因,还得从当时政治局势说起。自汉和帝起,东汉的朝政主要由外戚、宦官把持,两股势力犬牙交错,轮番专权。汉桓帝初期,朝政由外戚梁冀掌握,延熹二年(159年)梁氏被宦官单超等诛灭,政权落入     

东汉易砚的发现及其传承初探

2006年易县南北林墓区13号墓出土的一组石黛板是东汉时期的石砚,也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易砚。从其选料、造型、制作工艺等方面分析,东汉时期已有了易砚的制作和使用,从其工艺和技术上也可找到自北福地文化以来当地在雕刻技术上的传承和发展脉络。     

成都博物馆藏东汉陶仙山插座初探

成都及周边地区东汉晚期墓葬中出土有一种明显为仙山造型的陶质插座,倾向于为摇钱树的树座。其整体的三山、平台、洞穴造型及其上较为丰富的人物、羽人、伏羲、女娲、西王母形象应是当时观念中以昆仑、西王母为中心的神仙信仰的表现。将其制作为专门的丧葬用品,一方面反映了当时丧葬文化中的神仙信仰成分和超越死亡的升仙愿望,另一方面也再次印证了西南地区流行的摇钱树的主要内涵应与升仙有关。     

天学精神与明末政治伦理——明末中西文化冲突探因

在儒释道三教会通成为明末化领域中最突出的特点时,欧洲耶稣会士东来并把天主教传人中国,参与了此时以会通为内容的化交流。在天主教的本质天学精神与中国的传统化进行会通时,天学精神与明末的政治伦理产生了一系列的矛盾,此外还对明末社会的稳定提出挑战：对内体现为传教士的传教活动是“邪教惑民”,对外则体现为传教士与海盗殖民的“勾结扰国”。     

试论灾害旅游的伦理均衡

灾害旅游作为汶川灾后重建的一种发展思路而受到关注,而这必然会涉及伦理问题。本文基于伦理学视角,用系统的方法分析了作为灾害旅游中矛盾双方的旅游者和旅游地在各方面表现出的冲突及伦理问题,即各自在道德和利益两方面的矛盾。通过伦理视角来审视灾害旅游的发展,具有一定创新性。本文认为,在灾害旅游的开发过程中,需要兼顾旅游者与旅游地,道德和利益之间的均衡关系;需要通过加强制度建设,用外在的力量来约束各利益主体的行为,并通过教育,以加强自律的方式引导各个利益主体的行为。     

东汉丧葬吊祭考

东汉时期,吊祭是丧葬活动中的重要仪式。在皇帝、贵族、官员的丧礼以及平民的丧葬活动中,吊祭是表达对死者哀思的一种重要的方式,但由于社会等级差别,吊祭的方式并不相同。在国家丧礼中,吊祭的不同方式体现丧礼规格的差异。在私人丧葬活动中,吊祭受到各种社会关系的影响,因而成为吊祭者与丧主联系的一种方式。     

东汉奏议的特征

东汉是中国古代继秦朝和西汉之后的又一个大一统封建王朝,颇多政策形制反映了这一时代的特征,在这里以奏议为例加以分析。东汉光武帝时期群臣的奏议主要围绕着如何消灭割据势力,安邦治国而展开。汉明帝、汉章帝时期的奏议可以看出国家大力的发展社会经济,重视农业生产,并且经营西域加强对外关系。汉和帝、安帝、顺帝、桓帝、灵帝时期,奏议颇多和外戚宦官专权有关。最后,汉少帝、汉献帝时期的奏议大多与外戚和宦官专权以及地方州牧拥兵自重,争夺国家权利等方面有关。     

东汉的洛阳狱

东汉洛阳狱设置在洛阳县官署之内,由司隶校尉、河南尹与洛阳令共同管辖。洛阳狱规模巨大,机构庞杂,兼有中央政府"诏狱"和地方郡县监狱的职能,囚禁的对象包括各级官僚贵族和平民百姓,对京师安全和朝廷政局影响甚重。东汉后期,各方政治势力激烈争夺洛阳狱的管辖权,对政局变化产生了重大影响。     

东汉译经词语考释

东汉佛典在中古汉语和佛典语言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但它“估曲聱牙”,比较难懂,原因之一就在于其中有很多连《汉语大词典》、《汉语大字典》、《佛光大辞典》等大型辞书都不载的俗语词、译词或者词语的意义．而且不经考释很难从字面便知其意义。本文在前彦时贤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其中九个词语进行考释,以期对大型辞书的进一步完善提供材料。     

苏州冠鑫公司工地东汉墓的清理

苏州冠鑫公司工地东汉墓是目前苏州出土铜器最多的一座汉墓,为汉代冶炼工艺提供了新的资料。     

汉代的疫病及其流行特点

根据相关文献的统计,两汉时期疫病的流行次数约为50次,其中西汉(含新朝)17次,东汉33次。两汉疫病的传播与战争关系十分密切,与战争有关的疫病约占五分之一。两汉时期的自然灾害已呈现出链发性和群发性的特点,疫病往往是在其他自然灾害发生之后流行。大体来看,疫病流行的次数东汉比西汉多,王朝后期比前期多。疫病次数的多少、流行时间的长短和疫情的大小,与国家控制疫情传播的能力有极大关系。两汉时期的疫病发生在治世的少,而在衰世和乱世则发生频繁。相对来说,两汉时期疫病的高发区在南方以及东汉的都城洛阳和关东地区。     

有关东汉侍廷里父老(亻单)的几个问题

东汉侍廷里父老僤约束石券,是我们所知道的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乡里民约。约束文透露出了当时的乡里社会同其前后相比自有其特殊性的信息。国家政府必须依赖和通过父老者流的民间社会领袖人物来确立一种乡村社会秩序,国家政权虽然通过行政组织控制着乡村,然乡里实具有半自治的性质。     

一件东汉时期铜鼓的分析与保护研究

本文对一件东汉时期铜鼓的保存状况和病害进行了初步调查,并采用金相显微镜、X-射线荧光光谱分析仪(XRF)、X-射线衍射仪(XRD)等仪器分析了铜鼓本体材质及其腐蚀产物。结果表明,该铜鼓本体材质为典型的铜锡铅三元合金,推测为泥范法铸造:铜鼓锈蚀产物主要是孔雀石,此外夹杂有针铁矿和石英。根据检测结果,结合局部实验效果,对铜鼓采取了表面清理、脱盐清洗、缓蚀、封护等针对性的保护处理措施。历经三年多沿海地区馆藏环境的考验,铜鼓保存状况稳定。     

两汉荒政特点探析

两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自然灾害多发期。接踵而至的灾害,给有汉两朝政府和百姓带来了无尽的灾难,加之灾害“天谴”阴覆的警做作用,两汉统治为之而实施了一定的荒政措施。两汉荒政具有制度化和法律化、荒政实施程序化、荒政经学印迹突出,以及荒政措施掣肘于财政经济状况、吏治状况是荒政措施发生作用的保障等特点。     

论东汉中后期士人的群体心理

东汉中后期七人群体的形成是儒家经学的极盛这一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是东汉中后期一个重要的社会群体。这一群体的成员通过心理和感情的交流,形成自己的群体心理,产生了心理相容、群体规范、群体凝聚、类化趋向等群体心理现象。它是我们研究东汉中后期社会状况与历史变迁的一个新的角度和方法。     

汉代音律学文献资料中的两个问题

<淮南子>中的律值与三分损益法计算值有明显差异,明代音律学家朱载堉认为是按平均律推算的结果,这种可能性虽不能排除,但更有可能是在按三分损益法推算的过程中舍去尾数所带来的误差造成的.<后汉书·律历志>中给出的全部六十音律长度值,是严格按三分损益法推算出来的,这里集中使用了一套余数词,文章对此进行了比较分析,指出其中存在的问题,可为相关文献的校订提供参考依据.     

汉新禅代中的刘歆

刘歆为西汉王朝宗室,又为王莽新朝功臣,是学术造诣高深的经学家,又是将儒家理想制度付诸实践的改革家。汉新之际名儒贤达党附王莽者甚众,刘歆不幸被过多地关注和指责,应与此多重身份有关。其与父刘向在政治上非真正对立,二人的基本倾向应是一致的;其与王莽之关系,于汉新禅代之作用,于王莽改制之影响,也远不像传统认识的那样密切、那样重要、那样深广。用“不忠”、“不孝”指责他有失公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