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藏敦煌卷子本裴注《史记·管蔡世家》残卷重文研究——敦煌本与《索隐》本、景祐本《史记》传承关系考略

敦煌初唐卷子本裴注《史记·管蔡世家》残卷之附篇前、后,有两大段包括两个相同的"太史公曰"在内的重复之文,又,附篇增衍"曹叔振铎世家"一题.敦煌本此卷这两处重大文字错误,乃因附篇拼补入卷所造成.敦煌本《管蔡世家》中误重之文和增衍的附篇之题,后为司马贞《索隐》所据本、北宋景祐本《史记》相继沿存下来,而又有所变易.初唐盛唐至北宋这三个重要阶段有代表性的《史记》传本文本之同异,既显示出《史记》夹注本之传承有绪,又反映该本在不同时期的重要特点.     

《史记》(《本记》部分)拾误

<史记>今存版本,以台湾仁寿本为最早,此本为<史记>集解单刻本,据北景佑监本配南宋重刊北宋监本影印.     

《史记集解索隐》二注合刻本考

北宋本《史记》皆为集解本．至南宋产生《集解索隐》二注合到本。二注合刻本的产生,开了注本合刻之例,是《史记》版本史上的一次重要变革．它反映了《史记》流传更加广泛,为《史记》的研究提供了便利的条件,亦为日后三注合刻本的产生奠定了基础。二注合刻本是《史记》版本发展过程的中间环节．在《史记》版本系统中据有特殊的地位．研究二注合刻本产生的时期及其所属版本系统．对其后《史记》版本系统的考察具有重要的价值。（一）《集解索隐》二注合刻本产生时期考二注合刻本产生时期．尚未有定论,迄今为止有三说：1晚唐时期说此说出…     

今本《史记》校读记

《史记》刻本产生于北宋淳化五年 ,与唐以前的写本文字多有不同。《太平御览》是北宋太平兴国年间编写的一部类书 ,引用了大量的唐以前文献 ,《史记》是其中之一。本文据《太平御览》所引《史记》异文 ,考证了刻本《史记》文字的某些讹、误、衍、夺 ,为今人正确利用《史记》提供了根据。     

宋人汉史学述论

为配合官方校书活动而展开的北宋汉史学,其著述以校订辩误为主。但自北宋后期开始,尤其到了南宋,考、论结合,专门评议,以及注重研究两汉典制的宋人汉史著述则明显占据主流。宋人的汉史研究实开明清补史派和考史派之先河,又开评论《史记》的风气之先。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南宋刊《史记集解》考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南宋刊《史记集解》考张玉春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史记集解》一百三十卷,不见请家著录。《中国版刻图录》收入此本《吴太伯世家》首半页（见《中国版刻图录·图版１６４》）,注解说：“字体近瘦金,纸墨版式,纯系南宋初期建本风格。”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书...     

洪迈辑论《史记》的文字表述

南宋学者洪迈纂有《史记法语》一书,专辑《史记》中的嘉言美句成编,而其所著《容斋随笔》中有数十则关于《史记》的评论,涉及对《史记》所述史事的评论和对于《史记》本身的批评,其中亦多关于文字表述者。而《容斋随笔》的有关评论正是有《史记法语》作为基础。洪迈在研究《史记》文字表述上,所论深刻,并具有鲜明的审美色彩,对后世《史记》研究领域的拓展有很大影响。     

《太平治迹统类·祖宗科举取人》补正

《太平治迹统类》(以下简称《统类》)三十卷,南宋人彭百川撰.该书主要取材于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按纪事本末体的史书体例对北宋160余年间的重要史事进行编排,于朝廷大政、典章制度、诸臣事迹等尤为详备,是研究北宋历史,特别是北宋政治制度、职官科举制度的重要史书.     

《太常因革礼》与北宋中期的礼书编纂

《太常因革礼》是北宋中期最重要的礼仪典籍,它的编纂成书是当时礼司编纂礼文故事以备检讨这一特点趋势的直接反映,同时其书的编纂又推动了宋代朝廷礼书编纂的进一步发展。《太常因革礼》开创了"因革礼"的礼书编纂体例,不仅影响到了北宋中期的礼书修纂,更被北宋后期乃至南宋时期所沿袭。     

宋人冯京、王遇等佚诗文辑考

姚勉《雪坡集》存北宋冯京诗,陈光亨等《(光绪)兴国州志》存南宋张釜、陶去泰、陈海增诗及焦抑词,廖行之《省斋集》卷末存南宋王遇、王迈文,这些宋人诗、词、文均不被《全宋诗》、《全宋词》、《全宋文》所录,甚为珍贵,本文辑出且略加考证.     

《困学纪闻》元刻本考述

《困学纪闻》是宋末元初学者王应麟撰写的札记考证之文,在我国古文献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此书在元代有两种刻本,一种是有明确时间记载的、序跋完备的元泰定二年刻本,一种是没有明确时间记载的、序跋不完备的刻本。清代藏书家多怀疑他们手中的元泰定二年刻本为明刻本,而无序跋本才是真正的元泰定刻本。但是通过考察、分析中日藏书家的藏书志,《困学纪闻》在元代确有前述两种刻本,二者在内容上是一致的,只是刊刻时间、版本形式不同,真正的元泰定刻本现藏日本,国内所藏元本只有无序跋本,而所谓的“元泰定本”其实是明翻刻本。     

南宋宫廷绘画中的“谍画”之谜

本文根据宋代的文献材料,从大量的宋人册页中甄别出一些在军事上具有特殊功用的绘画。据考,在南宋出使金国的使团人员中,潜藏有擅长山水画、人马画的画院画家,他们奉命描绘金国的山川地形和女真人的军事活动,笔者称此类带有间谍用途的南宋宫廷绘画为“谍画”。本文阐述了“谍画”的发展历史,特别是南宋出现”谍画“的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历史原因,对此类“谍画“进行了详细的剖析,发现宇文虚中、萧照和陈居中等是可知的南宋”谍画“的作者。此种从军事角度认识某些宫廷绘画,尚属尝试。     

烫印的破绽:由马臀烫印质疑波士顿本《胡笳十八拍》册之版本年代

本文由“马臀烫印”对波士顿本之版本年代、成画时间、描绘族别等问题进行检视。研究结果显示.波本烫印字样暴露出鉴识学上的破绽.此一破绽不仅提供了理据确凿的关键性证据,亦足以推翻前人对波本既有的版本认识。作为“祖本”——波本之马臀烫印出现了不该出现的讹误字样,而所谓的“摹本”——台北故宫本之烫印字样却悉数正确,这暗示波本既非刘商谱系本之祖本原型,亦非台北本之底本.台北本很可能才是成画年代更早、更为精确之南宋古本。其次.波本应非如前人所认定绘成于北宋中晚期或南宋初年,其成画年代应下推至南宋中晚期。再者,波本绘有1119年后始见于历史之女真字{(?)}烫印,这是判定该本描绘对象之族属必为女真族(而非契丹族)的最佳证明。     

南宋进书仪探析——以圣政为例

南宋时,圣政修纂完毕后,须进呈皇帝和太上皇。在进呈过程中,宋廷制定了一套庄严肃穆而又极其烦琐的仪式。进呈皇帝之仪在皇帝和大臣处理日常政务的垂拱殿中完成。进呈给太上皇帝之仪在太上皇帝居所完成。在迎奉圣政和皇帝赴太上皇帝居所的环节中,秘书省道山堂和祥曦殿成为与进呈仪式紧密相关的空间。圣政的进呈仪式是由太上皇帝、皇帝、臣僚面向公众共同完成的两场表演,这种可视化表演具有浓厚的象征意义:对皇帝而言,是向天下臣民宣示自己总结和继承先朝的政治遗产,开启本朝的治道,并且以自身的实践教化臣民,传递"孝"的理念,倡导"孝";对臣僚而言,通过仪式表演,表达了他们致君"贤能"的愿望。圣政这种史籍的进书仪式为我们考察南宋官修史籍进书仪式提供了一个典型案例。     

财政与皇权的互动——北宋内藏库运作机制之演变

宋初以北伐为目的而设置的内藏库,依靠江南金银课利的固定上供渠道,以及与三司合作设置的市易务收入遗利,储备了大量的国家财政资金。这些财政资金,一方面应对高额的军费支出;另一方面,天子通过借贷给三司或政府,从而支配国家的行政运行,以提升皇权的效能。北宋一百六十七年间,皇权的提升与内藏库运作机制的发展演变交相辉映。     

宋代多层墓葬研究

多层墓葬是指在墓葬中构造出多个立体空间的墓葬形制。从层次结构上看,可分为三层和双层两类,以双层结构为主。这种多层构造最早出现在北宋中期,作为一种御赐的"地下石藏"来使用。在北宋晚至南宋初期,多层墓葬的形制和构造均发生一定的变化,隔层的功能也发生改变,但总体上仍可以看作是"地下石藏"的变形。到了南宋中期,多层构造的使用方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上层空间的实用性明显增强,出现葬人或密封防潮等利用方式。多层墓葬的结构和功能随着时代发展,其目的大多离不开对棺椁和尸体的保存。     

宋教仁“欺诈之罪”辨析

1908年初,宋教仁为援助清政府对日谈判,曾请求清政府支款购买相关历史证据,后来却自承有“欺诈之罪”.至今也仍有学人据此断定宋氏确曾进行了“诈骗”.然而,在考察宋氏在当时的所思所虑所行以及其在当时的处境之后,不难发现,这很可能只是其一时的故意之说.     

敦煌写本《春秋经传集解》残卷校正阮刻本十则

现已发现的近四十件<春秋经传集解>敦煌写本(残卷)大多抄成于南北朝至初唐时期,同传世的以宋刻十行本为底本的阮刻本相比勘,存在有价值的异词百余处,本文择取十处予以考释,以正阮刻本之缺误,且明敦煌本之可贵.     

银雀山汉简《尉缭子》校读一则

银雀山汉简《尉缭子》"甲不出睪""睪甲而胜"之"睪",当改释为"皋","皋"读为"櫜"。"睪"的读音是"羊益切","歌鏖切"是后人误认"睪"为"皋"而给"睪"增加的读音。《群书治要》引《尉缭子》、宋本《尉缭子》"睪"作"暴",此"暴"乃"睪"之形讹,也应改释为"皋"。     

《旧唐书》至乐楼抄本与叶石君校本考略

《旧唐书》通行本文字讹脱甚多。今存宋刻又残缺严重,学者无以据校。而新发现的叶石君原校本,乃据明常熟陈察至乐楼抄宋本对校,态度极为严谨,其中有六十五卷为残宋本所无,正可补宋本残缺之不足,可正通行本之讹误。本文对至乐楼抄本及叶石君校本的流传进行了详细考察,得知清初至乐楼抄本已多有残缺,其后则不知下落;而原以为可能亡佚的叶石君校本则幸存于湖南图书馆。对叶石君校本之价值则进行了举例性质的说明,认为其最有校勘价值的是本纪部分：有点校本已校改而此本可补确证者;有点校本已疑误而未校改,此本适可补证者;而可补点校本漏校者为最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