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城市边缘群体与伊朗伊斯兰革命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巴列维国王发动白色革命,自上而下地推行一揽子经济改革计划,包括土地改革、工业化、扫盲、扩大世俗教育、限制宗教势力等。此后的伊朗,在石油繁荣的带动下,经济发展进入快车道,城市化进入加速发展期。城市化迅猛推进导致伊朗阶级结构嬗变。一方面,两大传统精英阶层乌里玛和巴扎商人的中心地位丧失而渐趋边缘化;另一方面,两大新生阶层即城市新移民和现代知识分子由于政治排斥而被边缘化。传统精英阶层因为利益受损对现实不满,新生阶层则受制度排斥而反对政府。随着伊朗政治生态的恶化,四大阶层走向联合,最终推翻了巴列维王朝。     

伊朗现代化进程中的世俗政治与宗教政治

世俗政治与宗教政治的此消彼长,是20世纪伊朗历史的突出现象。巴列维时代世俗政治的膨胀无疑是伊朗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环节,霍梅尼时代现代宗教政治的滥觞则是巴列维时代世俗政治日趋膨胀的逻辑结果。世俗政治与宗教政治的矛盾运动,即巴列维时代什叶派传统宗教势力的衰落、世俗政治的强化与霍梅尼时代现代宗教政治的广泛发展以及后霍梅尼时代非伊斯兰化的初步政治倾向,构成伊朗政治现代化进程的历史模式。巴列维王朝的覆灭,为伊朗现代政治模式的走向成熟和民众广泛的政治参与开辟了道路。所谓的“头巾取代王冠“,标志着伊朗的政治现代化进入崭新的阶段。     

论伊朗巴列维王朝的覆灭

一、难解之谜1 978年元旦 ,正在德黑兰访问的美国总统卡特称赞伊朗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在动荡的中东地区创建了一个“稳定之岛”①。可卡特刚离开伊朗 ,这个“稳定之岛”立即陷入伊斯兰革命的狂潮之中。翌年二三月间 ,不但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的王冠落地 ,而且巴列维王朝也寿终正寝 ,在伊朗延续了 2 50 0多年的君主制的历史随之终结。伊朗伊斯兰革命震惊世界 ,部分原因在于仅用口号和传单武装起来的反对派竟然在短期内推翻了拥有强大国家机器和颇多国内外有利条件的统治者 ,埋葬了巴列维王朝。在国王手中 ,有 40万装备精良的军队 …     

从巴列维王朝的突然倾覆看伊朗社会变革与社会稳定问题

20世纪的伊朗历经战争与革命、改革与发展,基本完成从传统农牧业社会向现代工商业、城市社会的社会变革。1979年巴列维王朝出人意料地突然倾覆,凸现出社会变革与社会稳定的对立统一关系。王朝突然倾覆,关键在于资产阶级与什叶派教士结成政治联盟。伊朗社会变革的不平衡,造成资产阶级尤其是民族资产阶级弱小,传统势力即巴札和教士势力比较强大。资产阶级弱小,不足以迫使巴列维国王适时推进政治改革,政治变革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     

浅析伊朗巴列维王朝的“白色革命”

随着1979年伊斯兰革命的爆发和伊朗神权共和体制的确立,巴列维王朝在伊朗的统治被永久的终结,其现代化的重要举措——"白色革命"似乎也作为一种不成功的探索模式而被历史封印了。但是,笔者认为,巴列维伊朗的"白色革命"还是成就斐然的,尽管土地改革是核心内容,但它还是所涉及了政治、医疗、卫生、教育等诸多的领域,从各个方面极大地推动了传统伊朗向现代化的转型。然而,由于国王自身的好大喜功及其改革的主观目的满足是维护王权专制统治和地区争霸的需要,也未能很好的协调与传统文化尤其是伊斯兰宗教界的关系等诸多因素的影响",白色革命"还是以失败告终。深刻反思和借鉴这种昔日的现代化模式,如何选择一条真正适合当代伊朗国情的现代化道路,仍然是当今伊朗决策者需要面临的重大问题。     

伊拉克哈希姆王朝的"民主实践"

目前国外学术界流行着一种观点,即伊拉克存在着威权主义的政治文化,历史上没有民主实践.伊拉克历史被叙述为威权主义的延续,其政治动员依赖中央权威的巩固与加强,国家机构是鼓动民众支持政府的工具.实际上持此观点的学者只是关注了1958年以来的伊拉克历史,忽视了1921-1958年伊拉克哈希姆王朝的历史事实.本文[1]认为,伊拉克哈希姆王朝的"民主实践"表现为政党政治的发展与议会生活的变迁."民主实践"虽然随着哈希姆王朝的终结而失败,但在伊拉克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巴列维王朝时期伊朗妇女社会地位研究

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是巴列维王朝推进社会全方位改革的重要内容。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果,在教育、经济、政治等方面都取得了进步,但妇女问题仍未获妥善解决。本文主要从教育、就业和参政权三个方面对巴列维王朝时期妇女的社会地位进行研究。     

“六日战争”对以色列社会的影响

1967年爆发的"六日战争"激活了以色列社会多种变化的因子.战后安全形势的改变、国民自豪感的形成以及社会融合步伐的加快,无疑促进了民族国家的建构.但是,随之而来的自我意识的膨胀、宗教势力的强大以及民族主义情绪的上升,也对以色列社会产生了不可忽视的消极影响."六日战争"充分证明了现代战争的多重性功能与多元化后果,也为研究战争与社会的关系提供了典型的个案.     

论1889-1892年瘟疫大流行与伊朗社会抗议运动

1889—1892年伊朗恺加王朝统治后期暴发了一次全国性的传染病疫情。这次疫情表现出输入型与本土型多种烈性疫病相互交替、叠加暴发的特点,造成了极高的感染率和病亡率。此次疫情全国性大流行是伊朗对外商贸及人员往来密切、恺加王朝治疫举措成效不显著、城市人口快速增长及其生存环境恶劣、对瘟疫缺乏科学认知等多重因素的结果。疫情期间伊朗国内还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运动,这并非是历史的巧合,伊朗民族主义者将殖民者和宗教少数派污名为瘟疫传播者,进而为其发动抗议运动提供了绝佳的历史契机。在抗议运动中不仅神职人员和世俗知识分子的领导力和影响力得到空前提高,而且伊朗社会也形成了反对恺加王朝和外国殖民势力的民族觉醒氛围,从而为1906年宪政革命的爆发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从“文景之治”看豪强势力的兴起

"文景之治"是西汉王朝摆脱秦末战争创伤,实现国家财富积累的重要时期。在这一阶段,统治者劝课农桑,与民休息,轻徭薄赋,奖励农耕,轻刑慎罚,躬修节俭,开创了文景盛世。然而,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豪强势力借助国家恢复政策,实现了自身实力的增强,为日后土地兼并问题突出、贫富矛盾尖锐、国家与豪强争夺编户斗争激烈等问题埋下了隐患。     

对日本右翼势力要进行严厉的揭露和批判

日本右翼势力、残余军国主义势力,利用历史教科书及其他手段,美化军国主义,宣扬对外侵略的正当性,做再现"大东亚共荣圈"的迷梦,是由来已久的.这种行径理所当然地受到过去被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国家的反对.去年再次出现了日本中学历史教科书问题.此前在一些中学历史教科书中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史实有所批露,肯定日本发动的战争的侵略性质.但是2000年几家出版社编写的送交文部省审查的中学历史教科书稿本,和过去的历史教科书相比,对战争的侵略性质和侵略事实,做了删改和歪曲.这件事又一次引起了过去被侵略国家的注意.     

东亚“天下”传统政治格局的形成及演变趋势——以政权建构与族群聚合为中心北大核心CSSCI

通过对东亚"天下"的范围、政权建构与族群凝聚的主要形态及其发展趋势的探讨,作者认为由于没有来自域外势力的影响,近代以前东亚"天下"传统政治格局形成和演变基本是在传统王朝尤其是以中国中原地区为中心的王朝主导下进行,在政权建构和族群凝聚上呈现区域内自然凝聚的状态。近代以后,兴起于西方的近现代民族国家理论传入东亚地区,在将东亚地区的政权建构和族群凝聚引向主权国家的同时,也推动了东亚"天下"格局的演变,东亚地区完成了由传统王朝政治格局向近现代国际关系的转变。     

“共和”政体包容“五族”——辛亥革命前后变更与民族关系建构

清末,王朝中国面临"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国家转型之路,在此过程中王朝国体转向"共和",王朝臣民则有了"五族"之分,相当一段时间,似乎清王朝政权将以裂解为其前途,而种族民族观念的传播似乎也加剧了这一趋势,王朝中国与"共和"中国对接进程中,"共和"政体包容了"五族",在一定程度上校正了革命派建立汉民族国家的历史偏差,为平等民族关系的建构开辟了历史道路。     

人民公敌在裸奔

在美国,据说女性中民主党选民比例高,知识分子中民主党选民比例高,大城市居民中民主党选民比例高,所以有人说,一个最典型的民主党人的形象,应该是“大城市里的女知识分子”。安·科尔特(Ann Coulter)就是一个“大城市里的女知识分子”。然而,她不是民主党人。事实上,她对民主党——确切地说,对一切左翼的、自由派的、政治正确的势力——恨之入骨。     

“七七”抗战与中国知识分子

中国知识分子素来具有强烈的爱国传统、忧患意识,尤其是当民族、国家危亡转折关头,这种意识就更为强烈。七七抗战爆发后,中国知识分子不论年龄,不分区域,他们面对民族危机、国家危亡,义无反顾投身于全民族抵抗运动,而不计较个人学术生命、成果得失。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朱自清在"七七事变"前只知潜心于学问,过着一种典型的学者生活。然而当卢沟桥事变枪声响起,朱自清迅速从国学迷梦中清醒过来,开始意识到中华民族除了抵抗,已别     

最高统帅手握“底牌”

哈梅内伊的号召力、伊朗的地理位置和“石油武器”,都为他抗衡美国提供了条件从23岁起,哈梅内伊就追随他的精神导师、伊斯兰革命领导人霍梅尼,旗帜鲜明地同世俗君主政权作斗争。在长期的斗争中,哈梅内伊深得霍梅尼的信任。1979年1月,哈梅内伊被霍梅尼派往德黑兰,参与发动伊斯兰革命。1月16日,巴列维王朝被推翻,革     

试论清华简《系年》中的“周亡”及相关问题

清华简《系年》存在着"周乃亡"与"周室既卑"两种不同的历史叙事。"周亡"指作为天下共主的周王朝的灭亡,"周室既卑"指作为诸邦之一的周邦衰落。"周亡"来源于西周晚期士大夫针对时局做出的政治预测,又经春秋时历史反思而进一步完善。"周亡"与"周室既卑"两词并存,根源于上古多邦并存的国家结构。由"周乃亡"所指推测,"周亡王九年"指的是周幽王九年。     

作为启蒙的“民间文学”——革命语境下左翼文学对“歌谣体”新诗的建构

五四时期,"歌谣体"成为新诗创作的重要来源,作为一种新诗实践,它在丰富诗歌表现形式的同时,还承载了启蒙主体的"平民化"诉求。三十年代在左翼文学"大众化"口号下,中国诗歌会倡导的"新诗歌谣化"又赋予了歌谣体以新兴阶级话语,在左翼主流话语逐步建构之下,四十年代"歌谣体"新诗渐趋圆熟。通过考察现代文学历程中"歌谣体"新诗的建构和发展,可以看到左翼文学"场域"对文学话语形式的决定作用和新诗建设中的得失,也会进一步引发对现代汉语诗歌发展方向的有益思索。     

西周金文诸侯称“王”现象辨析

西周时期，除了周王以外，金中还存在一些地方势力首领称“王”的现象。这些称“王”的地方势力大多处于周王严格的控制之下，其首领都是周人异姓或异族。在西周王朝国家框架内，是否称王不是反叛的标志，而事实上的臣服与否，对周王室而言才是最重要的。     

陈独秀在“汉奸”事件后的抗战政见评析

陈独秀的抗战政见以其"汉奸"事件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在"汉奸"事件后,他与中共的政治对立使其前期抗战政见的内在矛盾进一步演化,其抗战理论与中共的抗战实践由脱离走向严重对立,由此从发动民众的全面抗战倒退到依赖国民党政府的片面抗战,并最终走向悲观主义的泥沼.但抗战救国仍是他思想的主旋律,他仍为中国抗战和社会进步作出了积极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