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自政策"与新桂系的军阀政治

"三自政策"是新桂系在1929年蒋桂战争失败后陷入困境的情况下提出的,是30年代新桂系治桂的基本方略.新桂系的"三自政策",打着实行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旗帜,动员全省力量,推进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建设,旨在增强实力,巩固在广西的割据,并准备日后重新崛起.民国时期,军阀割据,派系林立,政治混乱,各派势力都施展各自潜能和手段,巩固割据地盘."三自政策"集中表现了新桂系独具特色的军阀政治.     

中苏结盟与新中国外交

新中国成立后,中苏同盟的建立,不仅为结束近代以来中国外交的屈辱历史和打破旧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体系创造了条件,而且为避免新中国在国际上的孤立和开创中国外交的新局面奠定了基础。特别是在中苏结盟过程中,中国领导人在原则方面的坚定性和策略方面的灵活性,既坚持了新中国外交独立平等的基本原则,又保证了中国对苏政策目标的最终实现。作为建国初期比较成功的一次外交实践,中苏结盟是新中国外交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的一次重要尝试。     

当代国际关系中的民族问题

冷战结束以来,民族问题在当代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愈发凸显。本文着重探讨如何理解国家主权原则层面上的民族问题,指出依照国际惯例和国际法,民族自决权的实现主要限于非殖民化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而不是支持已经建立的多民族国家内的少数民族分离运动。文章指出,虽然中国等国的少数民族政策实际上与国际惯例和国际法是一致的,但西方国家与中国等国有关民族问题的争议仍然存在,其主要原因是不同性质的国家(后现代国家、现代国家、后殖民国家)在与国家主权相关的一系列观念认识上存在分歧。     

1950—1966年博物馆出国展览与中国新形象表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面临着复杂的国际环境,如何建构国家新形象以消解早期国际上对中国的负面认知,成为国家建设的重要议题之一.博物馆展览的直观形象表达优势,受到此时期国家文化宣传部门的重视.1950—1966年,国家组织的博物馆出国展览通过"新""独立"及"文明"等主题性叙事,向国外主动展示中国新形象,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中国形象长期"他者化"的局面,为中国国际形象的重新表达作出了独特的历史贡献.     

赫·维·伊瓦特与澳大利亚独立外交

伊瓦特是澳大利亚现代史上杰出的外交家、政治家与法学家。他在任职澳大利亚外交部长的九年间 ,不仅从英国手中夺回外交与国防的独立大权 ,而且确立了与亚洲友好交往的新亚洲政策 ,他是澳大利亚独立外交的设计师 ,从而使其祖国自立于世界独立国家之林。伊瓦特在国际舞台上纵横捭阖 ,叱咤风云 ,博得了世人一次次喝彩。正当他声誉日隆时 ,工党在 1 94 9年下台 ,他也因此下台。随着政局的变化 ,澳大利亚的外交政策也发生了变化 ,但到 2 0世纪 70年代 ,澳大利亚有远见的政治家纠正了错误 ,继续推行伊瓦特所确立的独立外交与新亚洲政策。伊瓦特是一位有功于国家的外交家。     

新中国成立初期和平共处外交与国家形象的塑造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通过建交谈判、参加日内瓦会议、与印度和缅甸共倡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出席亚非会议、参与维护世界和平等活动,以及邀请外国政要、民间团体、新闻工作者来华访问参观等官方和民间外交活动,将和平共处外交政策付诸实践,成功地"自塑"了新中国与各国和平共处的国家形象.同时,中国的和平共处外交政策在世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政要交往、国际新闻及个人叙述中"他塑"了"中国是真心诚意希望和平共处的""中国最大的愿望就是求得和平""中国已被普遍承认是一支国际力量"及"从长远来看,世界和平的关键很可能在中国"等国家形象.     

对众多不同国家的一个相同政策--浅析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政策

中国外交已走过了半个世纪的历程,其间有多次大的外交政策调整.与对美、苏主要国家政策的不断调整和变化不同,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政策更多地表现出连续性.在处理与这些国家的关系时,中国一直认为自己是这些国家群体中的一员,而且常常把这些国家当做一个整体看待.但实际上中国与这些国家内部都存在着很大的分歧.中国对这些国家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受中国与主要大国,特别是美、苏关系和中国战略的影响,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呈现不同的特点.     

1949-1956年上海侨汇管理政策浅析

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遵照国家关于"便利侨汇、服务侨胞"的八字方针,出台并实施了多项侨汇管理措施:指定银行专门吸纳侨汇,将大部分侨汇划归银行经营;合理调整人民币汇率,实行侨汇优待牌价;做好华侨回国观光团的接待工作,以吸引大额侨资落户上海.其间,上海侨汇管理政策的执行曾一度出现偏差,但在中央相关政策的指导下,上海有关部门及时调整政策,积极争取和服务华侨回国投资.上海侨汇管理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效,尤其是吸引了大量的投资性侨汇.上海侨汇管理政策是国家侨务政策和金融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新中国侨汇业和金融业的发展.     

审时度势,铸就辉煌——新中国外交战略演变的历史回顾

新中国外交走过了60年辉煌的道路。在这个波澜壮阔的过程中,外交战略的演变占有重要的地位。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边倒",到20世纪60年代的"两面出击",再到70年代的"一条线、一大片",直至80年代的"全方位",演变过程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在这一外交战略演变过程中,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新中国领导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审时度势,运筹帷幄,在制定和调整中国外交战略的过程中,牢牢把握大局,经受了国际风云变幻的严峻考验,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新中国成立60年来民族政策的发展进程及启示

民族政策是以政治主体为规范的国家范围内对民族事务而采取的策略、准则和措施。当代中国的民族政策既吸收了中国传统历史中民族政策的精髓,又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民族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总体上,它基本符合中国的实际,但也有与国内现实的某种脱节。笔者认为,只有对它进行历史的反观,才能做出现实的思考和较为客观的评价。     

毛泽东与新中国谈判建交的开创

谈判建交是新中国独立自主外交的一项重要实践,是毛泽东将中华民族争取独立、平等和获得尊重的努力与国际法相结合的一次成功创新。毛泽东不仅是谈判建交的首倡者,而且在具有开创意义的中国同印度和英国的建交谈判中,扮演了决策者、设计者和领导者的角色,起到了举足轻重的关键作用。     

战后国际关系与我国建国初"一边倒"方针的形成

"一边倒"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框架中最核心的方针.它的形成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的国际关系密切相关.当时的国际关系有两条线索:一是雅尔塔体系的建立;二是冷战的开始与两大阵营的形成.这使中国不能置身局外,中间道路难以行得通,"一边倒"就是在这样一个复杂的国际背景下酝酿形成的.与此同时,国际形势的变化包括两大阵营的出现,也使斯大林不得不重新考虑苏联的远东战略,包括对中共和国民党的态度,这使"一边倒"的出现最终成为可能.     

从万隆会议看周恩来和平外交思想的传播与影响

为参加万隆会议,周恩来制定了“争取扩大世界和平统一战线,促进民族独立运动,并为建立和加强我国同若干亚非国家的事务和对外关系创造条件”的总方针.围绕这个总方针,周恩来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和办法,排除各种干扰和破坏,使会议形成了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不同文明求同存异的“万隆精神”.万隆会议的召开,为中国提供了一个走上国际舞台的机会,而周恩来的和平外交思想也得到广泛传播并产生了深刻影响.     

20世纪40-50年代美国对中国西藏政策的历史演变

The U.S. policy toward Tibet has always chang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U.S. international strategy and the U.S. foreign policy toward China. Before the founda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U.S. admitted Chinese sovereignty over Tibet. During the Cold War, due to its anti-communism strategy, the U.S. began to consider recognizing the independence claim of Tibetan separatists, especially after 1959, when the Dalai Lama was exiled abroad. However, the U.S. government has not openly admitted Tibet is an independent country, because, in the light of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ibet within China, claims of independence cannot be substantiated and therefore Tibetan separatism cannot win the recognition or support of the majority of countries in the world.     

中印建交与新中国外交抉择

新中国成立后,印度是第一个同中国进行建交谈判的国家,也是资本主义国家中第一个同我国建交的国家。同印度建交是新中国外交的一次重要实践,它不仅确立了中国同其他国家先谈判后建交的外交原则,还赋予了"一边倒"更丰富的内涵,开创了中国周边外交的新局面。     

Foreign Banking in China: A Study of 279 Branch Units in 32 Cities

Two China-based geographers examine the gradual relaxation of restrictions on the activity of foreign banks in China as a prelude to a more focused investigation of the concentrated locational pattern of foreign banking in that country. The study, which embraces 32 Chinese cities, emphasizes the factors that have attracted foreign banks to particular cities and regions of China, including the existence of special banking opportunities, the so-called "follow-the customer" strategy, externalities associated with major financial centers such as Beijing and Shanghai, relaxed banking regimes in particular urban centers and special economic zones, and exposure to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to a variety of foreign business enterprises. The locational preferences of foreign banks in relation to their countries of origin are addressed in some detail.     

中国传统对外关系研究刍议

本文认为,以重大事件为中心的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研究,和以帝国主义侵华为话语的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研究,在当代带有严重的视域局限性.基于参与现代和对话现代的需要,它们可以归并到中国传统对外关系体系之中.而开展对中国传统对外关系的研究,不仅要考察朝贡体制在历朝的演变轨迹,还应关注封贡关系行为与对外政策、涉外思想三者之间的互动.     

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领海的声明》研究

根据国家主权原则,在总结中国领海管理的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结合国际实践和公认的国际法原则,1958年中国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领海的声明》,标志着新中国领海制度的初步建立,这对捍卫中国领海主权、维护海洋利益、发展海上交往、巩固海防等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论日本国民意识演变对日本外交的影响

中日邦交正常化三十多年来,中日关系经历了许多波动和曲折,其原因既有国际政治环境的因素,又有中日双方在实际交往过程中的政策和措施上的问题。而在各种因素当中,日本的社会思想意识,特别是对华认识的变化应该说是最根本的影响和制约因素。本文仅以冷战后日本社会思想意识的变化与对外政策,特别是对华政策的相互关系为考察对象,从国际政治环境、社会体制、舆论的变化进行考察,并进而分析今后日本对华政策的变化趋势。     

江泽民侨务思想探析

江泽民对我国新时期的侨务问题作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吸引侨资要适应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华裔科学家是发展我国科技事业的宝贵资源;华侨华人是我国对外交往的桥梁,是祖国统一的推动力量,是新时期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江泽民侨务思想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组成部分,是邓小平侨务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在新时期党和国家工作中占有重要地位,并具有自身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