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劳资关系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随着近代工业、手工业、交通运输业、商业等实业的发展,到民国时期,资方、雇主与工人或雇员的关系实际上已构成社会网络中最基本与最重要的生产关系与人际关系。劳资共处同一经济/协作体中,因经济利益不同而矛盾、冲突,又因互利、共生而合作。劳资间矛盾与合作关系的表象背后实则有着复杂的问题域,蕴含着社会走向的答案。举凡劳资关系虽然由与     

“无情鸡”事件：国民革命后期劳资纠纷的实证考察

1927年初,因曲江商会一纸电函而引发解雇工人的“无情鸡”问题,由于工会、商会、国共两党等诸多势力的介入,最终演化为一场持续50余日的劳资冲突。这一事件不仅集中反映了国民革命后期广州工商两界在利益冲突中迥异的心态及行为,而且,也体现了国共两党对待劳资问题政策的差别,折射出以“阶级协调”标榜的国民党政权在社会整合中为抉择在劳资之间的“公正”立场而面临的两难境遇。从阶级斗争与“工商合行”两种理念交锋而导致以劳资合作来应对此次纠纷的事实中,亦可知中共对工人政治与阶级动员能力是有限的。     

从理论到应用很近，从模拟到实践很远——论“大学生模拟集体协商比赛方案”

从对抗走向合作,从冲突走向协调,成为当今劳动关系发展的主线。中国劳资矛盾愈加尖锐,利益分歧愈加扩大,工人集体行动数量呈现快速增长态势。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以集体劳动关系为核心的劳资集体协商,是有效化解劳资冲突的手段。集体协商在更多时候则更能发挥平稳提高劳动者收入,促进国家核心竞争力提升的作用。但西方社会的经验是否适用于转型期的中国,则还有待探索。探索适合我国的集体协商发起模式和谈判方法,劳动关系领域师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工人运动中的资本与权力

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工业化进程推动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推动着工人、资本和权力三者之间结构关系的变革。工人与工厂主之间矛盾尖锐和冲突不断,劳资双方基于各自经济利益进行经济斗争,并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调节矛盾或抑制冲突的路径。而代表国家权力的沙皇政府却无法满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的新需求,对劳资矛盾仅采取第三方的调解立场,而并非从根本上推动劳资双方经济利益的发展。在革命前夕内外交困的形势下,沙皇政府无力维持国内基本的社会经济秩序,最终导致劳资矛盾转化为劳资双方对于现实政治的共同反抗。     

《反结社法》与英国工业化时期的劳资关系

法国大革命后,国内局势的动荡促使英国政府出台了<反结社法>,以遏制愈演愈烈的劳资冲突.但法案在推行过程中并未达到预期效果,劳资冲突转入地下后,暴力色彩更为浓厚.形势的变化终于促使政府在1824年废除了<反结社法>.<反结社法>的立废显示出工业化时期英国政府在劳资关系领域政策的变化.本文①认为,在社会转型时期,作为第三方的英国政府在处理劳资冲突时并没有尽到保护弱势群体的职责,从而导致了劳资冲突的加剧以及社会局势的动荡.     

伪满时期的政教关系——以天主教延吉教区为中心

延吉教区德国天主教本笃会与伪满政权始终处于妥协与冲突的互动关系中,妥协是主要的,冲突则是次要的,冲突主要表现在教会学校国有化、神社参拜等问题上.天主教会寻求伪满政权对自身利益的保护和伪满政权对天主教会利用价值的重视,是政教关系协调的重要基础;伪满政权的高压政策是引发政教冲突的主要原因.     

中国近代农村合作运动的兴起和发展

一合作主义兴起于19世纪的欧洲。合作主义者认为,人类不存在阶级差别,只有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区分。他们主张通过建立合作社把消费者联合起来,以自助互助的精神,协同合作的力量,来确保他们在社会上或经济上的地位,并幻想通过发展合作社的办法解决社会问题,取消利润,去除剥削,使资本主义自行灭亡,和平建立一个世界大同的合作共和国。把这种主张付诸实践便成为风靡世界的合作运动。中国的知识分子为合作主义的美妙理论所吸引,在五四运动思想大解放的鼓舞下,将合作主义作为改造中国社会的一副良药,从西方拿来,很快传播开去,并起而行之,根据合作学理组织各种类型的合作社,如消费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生产合作     

当前我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嬗变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结合的改革措施,促使社会阶级阶层分化和利益分配格局急剧变革,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对此,我们要坚持以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思想为指导,客观分析当前我国社会阶级阶层关系嬗变所导致的各种社会矛盾,从协调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利益关系入手来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     

“孤岛”时期上海劳资关系中的民族主义

抗战初期民族主义在上海劳资关系中的表现,一是劳资间的隔膜消除,冲突事件骤然减少;二是劳资合作局面的出现。但这种靠民族情感维系的合作关系极为脆弱,日军经济封锁、企业陷入困境,劳资间的"曲为隐忍"也难以持久。1939年上海工业畸形繁荣、物价迅猛上涨,造成"工商企业类皆获利甚丰,而劳方阶级生活大难"的局面,劳资关系再度紧张,民族情感逐渐淡化。1940—1941年持续恶化的劳资关系被汪伪政权利用,日益激进的工潮集中到上海租界,以御侮救亡为目标的民族主义,被扭曲为指向租界欧美势力的激进主义。     

雇主团体与劳资关系——近代工商同业公会与劳资纠纷的处理

近代工商同业公会与工会都是劳资分立的产物,二者在组建之后均加强了各自阶级的组织整合,也使劳资关系更具有阶级政治的特点.不过,工商同业公会作为行业性的雇主组织,并非如一般所认为的与工人及其工会处于完全对立的位置,在政府的劳资处理机制、劳资合作之中也占有重要地位.     

建国初期党的"劳资两利"政策评析

基于对新中国建国方针的认识、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和利用私营经济发展生产力的考虑,建国初期党和政府把“劳资两利”确定为处理私营企业劳资关系的基本政策。它包括保障私营企业工人的权益、保障资本家的正当权益、努力构建和谐的劳资关系三方面内容。这一政策体现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勇于探索、开拓创新的伟大精神,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劳资关系理论,为构建当代中国非公有制企业和谐的劳资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Social capital determinants and labor market networks

We explore the links between determinants of social capital and labor market networks at the neighborhood level. We harness rich data taken from multiple sources, including matched employer–employee data with which we measure the strength of labor market networks, data on neighborhood homogeneity that has previously been tied to social capital, and new data—not previously used in the study of social capital—on the number and location of nonprofit sector establishments at the neighborhood level. We use a machine learning algorithm to identify the potential determinants of social capital that best predict neighborhood‐level variation in labor market networks. We find evidence suggesting that smaller and less centralized schools, and schools with fewer poor students, foster social capital that builds local labor market networks, as does a larger Republican vote share. The presence of establishments in a number of nonprofit‐oriented industries are identified as predictive of strong labor market networks, likely because they either provide public goods or facilitate social contacts. These industries include, for example, churches and other religious institutions, fire and rescue services including volunteer fire departments, country clubs and golf courses, labor unions, chamber music groups, hobby clubs, and schools.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劳资协商会议制度——以郑州市为例

劳资协商会议是党和政府调解劳资关系的重要制度,它以“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为基本原则,对调解劳资关系、恢复发展经济起到了积极作用。根据中央和河南省的指示精神,1950年,郑州市积极设立劳资协商会议,为私营工商业发展做出了贡献。“五反”运动后,郑州市的劳资协商会议对缓和劳资关系、恢复生产、稳定社会秩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劳工地理研究新进展评述

在经济地理学的研究中,劳工常常被看作是与自然资源、资金、技术等同类的经济要素,只重视劳动成本,忽视了劳工作为社会活动主要参与者的角色。近年来,劳工地理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弥补了传统地理学研究的不足。全球化背景下的工人运动、劳工组织和地方劳工控制体制,劳工市场的空间分割,不同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下的农区劳工地方化逐渐成为劳工地理的重要研究方向。     

深圳与全国区域经济联系的测度及分析——基于人口迁移模型的研究

深圳工业化过程中同全国各省区建立起了资金、技术、市场以及人才(包括劳动力)方面的广泛联系。本文基于外来人口指标,构建了深圳户籍人口迁移模型,并加以测度及分析,从人口迁移角度得出以下结论:首先,深圳同全国各省区经济联系强度与两地的人口规模成正比;其次,与两地的交通距离成反比;第三,深圳与全国的经济联系呈辐射状的圈层结构;第四,外来户籍人口数与两地收入差距相关性不明显。进而分析了形成这种联系格局的其他影响因素,并对深圳加强与全国区域经济联系提出政策建议。     

论"大跃进"战略的形成

1957年批判"反冒进",形成了所谓"积极平衡"的理论、生产建设中浮夸风的政治气候和行政运行上的互动机制。在毛泽东看来,要加快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资金和物资的缺口可以依赖发动群众实现"积极平衡"。发动群众,其思想渊源与当年"大生产运动"有着密切联系,在经济上的涵义是充分利用中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于是,在中国,"以苏为鉴"、"走自己的路"就意味着:通过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既试图加快重工业的发展,又试图在较少资金投入下加快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工业的发展实行"两条腿走路"。在此路径下,"人定胜天"的观念与浮夸风两者相互作用,终于形成了"大跃进"战略。     

长春市电力消费与经济发展关系研究

利用柯布·道格拉斯函数的形式,把能源引入生产函数,从而可以探讨普遍意义上,能源和经济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在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之间的区别。事实上从结论可以看出,不光劳动、资本以及科技进步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人们生产和生活用能的增加也能促进经济的增长。电力作为能源的一种重要形式,深刻地影响着现代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更是现代城市文明的一种深刻体现,上述能源和经济之间关系的探讨,为各种城市合理利用电力,促进经济增长提供了理论支持。     

Divided we fall? The effect of manufacturing decline on the social capital of US communities

What happens to local communities when manufacturing disappears? I examine changes in associational density over nearly two decades as a proxy for social capital in US labor markets. Exploiting plausibly exogenous trade-induced shocks to local manufacturing activity, I test whether deindustrialization is associated with greater or lower organizational membership. I uncover a robust neg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variables, particularly acute in rural and mostly-White areas. My findings, however, are sensitive to measurement: There are no clearly discernible effects of deindustrialization on social capital when I consider alternative proxies for the outcome. To reconcile these results, I present evidence suggesting that economic adversity may induce a qualitative, rather than quantitative, change in social capital.     

“侨乡社会资本”解读：以当代福建跨境移民潮为例

本文以当代福建跨境移民潮为研究实例,提出并梳理"侨乡社会资本"命题的理论意义,力图赋予侨乡文化以新的理论视角.本文提出跨国民间网络是侨乡社会资本的基本载体,跨国互惠期望是侨乡社会资本的运作机制,跨国链接增殖是侨乡社会资本的效益特性.侨乡通过已定居移民、信息网络和人情互惠提高移民操作的成功率及获益率的能力,是一种社会资本.这种资本有望转化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乃至政治资本,但这种转化只有在如愿跨境输出人力资源的条件下才能实现.侨乡社会资本的特殊性体现在它与发达国家劳动力市场的链接,其效益通过其投资对象--"移民"进入发达国家劳动力市场而实现转换与增值.当移民作为一种投资途径并且存在有效运作空间时,移民行为必然生生不息,而侨乡社会资本正是通过一次次诸如此类的跨国运作不断增殖.     

劳务经济模式与地域发展对策研究——以河南省为例

论文论述了发达国家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三种模式,即英国模式、美国模式和日本模式,并以劳务经济大省河南省为例,总结出河南劳务经济发展的六种模式,即候鸟式劳务型,团体转移型,打工创业型,求学就业型,海外就业型,工业吸引型。根据国内外经验与未来发展趋势,提出了促进我国劳务经济健康发展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