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20世纪中国伟大的思想启蒙运动

１９１５年９月１５日,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提出“人权”与“科学”两大口号。登高一呼,天下响应。１９１７年,《新青年》举起“文学革命”的大旗,提倡新文学和白话文,反对旧文学和文言文,要求对文学的形式和内容进行革命,陈独秀、胡适、李大钊、吴虞、鲁迅、钱玄同、刘半农等都以言论激烈而领潮头之先。“五四”运动之后,新文化运动发展到新的阶段,学习马克思主义和研究俄国革命问题蔚为风气,各种社团、报刊风起云涌,社会主义思潮、无政府主义思潮广泛传播,中国出现了李大钊、陈独秀、邓…     

宋代尊扬思潮的兴起与衰歇

宋代尊扬思潮的演变可分为三个阶段。宋初至仁宗朝前期为第一阶段,尊扬思潮随古文运动的兴起及仁宗对术数的重视而发轫。扬雄被列入传承儒道的"五贤"谱系,成为以文明道的典范。《太玄》之学因之兴盛。嘉至北宋末为第二阶段。尊扬思潮发展至高峰,扬雄的若干思想因子被士人汲取,并融入意识形态的建构中。扬雄入祀孔庙,《太玄集注》《法言集注》问世。同时,对扬雄的批评和非议也在士人群体中扩展,成为尊扬思潮掩盖下的一股潜流。南宋为第三阶段。在宋金对峙的情势下,随着理学思潮的兴起,朱熹对扬雄及其著述进行了严厉批判,"莽大夫"的评价成为扬雄历史地位转折的关键,尊扬思潮衰歇。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另一种解读——从文明到文化的转向

1995年初,笔者写了《梁启超与五四运动》一文,其宗旨之一就是切割（作为学生爱国运动和国民外交运动的）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本文的宗旨,则是在此基础上,对于“新文化运动”进行深入剖析。五四没有“新文化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现在已经是一种司空见惯的说法,指的是“五四运动前后的新文化运动”。彭明在《五四运动史》中写道：“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以《新青年》杂志的创办为标志。《新青年》是在一九一五年九月创刊的。”周策纵在《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中认为：新文化运动始于“新知识界领导人1917年云集于《新青年》杂志和北京大学”。其实,一直到五四运动爆发,后来所谓“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们,     

五四前期“新青年”派现代人道主义“公同信仰”形成考论

现代人道主义是五四前期最重要的一种社会改造思潮,1918年年底由周作人首倡,在1919年6月陈独秀被捕事件后,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为代表的"新青年"派思想家发生了现代人道主义的集体转向,倡导现代人道主义"真理",为世界大同与中国改造提出系统思想方案。1919年年底以《本志宣言》发布为代表的"新青年"派群体性活动,成为其现代人道主义"公同信仰"形成的标志。"新青年"派现代人道主义"公同信仰",作为众多社会改造活动的共同理论支撑与行动纲领,引导了五四前期中国社会改造进程和思想文化发展的主要方向。     

重读《新青年》

题记:以1915年《新青年》(开始叫《青杂志》)为发端的新文化运动已靠近百年。近年来,新文化或主导新文化的《新青年》几乎了百年中国的文化圣经。治中国现代史、现文化史、现代思想史和现代文学史的学人,五四新文化持整体肯定之态度,且语辞颂赞加。故五四新文化长期以来一直获得超过自身成就的盛誉,与此同时,它的致命缺陷今隐而不彰,或觉而未察。多年来,海峡两岸是没有它的反思者,但这一面的工作显然还要进一步推进,毕竟由《新青年》或新文化所     

同乡、同门、同事、同道:社会交往与思想交融——《新青年》主要撰稿人的构成与聚合途径

五四新思潮的核心力量,是以《新青年》杂志为阵地和纽带而结合形成的一批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他们经由地缘、师友、革命同道以及思想主张的相互吸引与呼应等几种途径聚合而成新文化阵营。新思潮核心力量的聚合与分化,反映了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新旧杂糅,政治主张对立歧异而思想观念相互交融的复杂性。在发动新文化运动的过程中,它本身也经历了由依赖同乡、同门、同事等传统的社会人际关系向以思想主张一致为基础的新型社会交往方式的转变。新思潮核心力量是一联合阵营,但并非一个具有严密组织的政治团体,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高潮之后,它的分裂与重组势所必至。     

论“五四”时期高一涵的自由主义观念

自由主义与近代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研究是近十几年来国内学界的一个热点。本试图采用微观实证的研究方法,依据高一涵“五四”时期在《新青年》等刊物上发表的论和译作,对他的自由主义观念加以具体的分析与评述。为了深化研究主题,作采用了对比分析的研究范式,将高一涵与不同时代的西方思想人物和《新青年》群体其他代表人物加以比较。作认为“五四”时期高一涵的自由主义观念既有显的个性特征,也有那个时代的一些共性特征。他对“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民主”、“法治”等概念的分析论述,大大超越了《新青年》群体的一般认知,但他依然无法彻底摆脱中国传统的泛道德政治观和欧美各国唯心主义思想的影响。本的分析论述不但有助于我们了解自由主义观念在“五四”时期的具体表现形态,而且可以揭示“五四”知识分子群体思想转变的多种动因。     

历史上的9月

《新青年》 出版 1915年9月15日,留日归国的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第2卷改称《新青年》),高举起民主和科学的旗帜,反对旧道德、旧文学,提倡新道德、新文学,抨击封建主义文化。1916年9月1日,《青年杂志》易名《新青年》出版。陈独秀在改刊后的《新青年》第一期上发表《新青年》一文,号召青年做“新青年”。     

1920年代：思想界的分裂与中国社会的重组——对《新青年》同人“后五四时期”思想分化的追踪

“后五四时期”中国思想界的走向,与《新青年》群体的分化息息相关。分化后的《新青年》群体,其同人各自搭建起新的发言台,汇聚成不同的政治力量。只是,此时对思想派别的识别仍保持着鲜明的“化色彩”,“思想界的联合战线”之议,即表明思想界仍维持“我们”与“他们”的区分。随着中国社会进行重新组织,“思想界”也被重新定位。思想界的“分裂”在1920年代后期愈发突出,实际与中国社会的重组同步。追踪《新青年》同人思想的分化,对“后五四时期”(主要是20年代)中国思想及中国社会的走向,或许也有新的认识。     

论《新青年》反对鬼神迷信的斗争

在“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杂志(原名《青年杂志》)起了十分重要的先锋作用和桥梁作用。它以提倡民主与科学、批判专制与迷信为根本宗旨、担负了扫荡旧文化、传播新文化的历史任务。在当时科学与迷信的斗争中,无神论反对鬼神迷信的斗争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本文将简要论述《新青年》在“五四”前夕进行的批判灵学、反对鬼神迷信的斗争,以及这场斗争在思想解放运动中的反封建历史作用。     

"德先生"和"赛先生"之外的关怀——从"穆姑娘"的提出看新文化运动时期道德革命的走向

Today, Mr. Democracy and Mr. Science are always invoked in the discussion of the May Fourth New Culture Movement. However, Miss Moral, who was also introduced in the later stages of the movement, is much less known. It would clearly be of interest to study the way in which “moral” became a catchword but then faded away and was forgotten. The emphasis on solidarity and patriotism, stimulated by foreign encroachment that had existed since the late Qing Dynasty, began to shift to an ethical revolution centering on individual liberation. However, after the rise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public attention was attracted by collectivism and nationalism again, while the appeal for individuality and ethical revolution was decayed gradually. The introduction of Miss Moral had a direct relationship with the trend of ethical revolution in the later stages of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Translated from Lishi Yanjiu 历史研究 (Historical Research), 2006, (1): 79–95     

邓小平对中国和平崛起新道路的探索与历史贡献

中国“和平崛起”作为一个科学命题,是近年提出并引起广泛关注的。但是,这条道路的实践探索却早已开始,它源于近代中国波澜壮阔的民族解放运动和民主革命,始于新中国的伟大建设,形成于改革开放的崭新实践。对此,邓小平同志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他通过正确解决长期困扰中国发展的诸多问题,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和平崛起的历史进程,成为我们今天实现中国和平崛起的现实基础,其中体现的科学思想方法,具有深远意义。     

战争期间日本妇女运动家市川房枝的政治转向

市川房枝是日本近代著名的妇女解放思想家,妇女运动的领导者,在战前和战后致力于日本妇女解放运动,但是曾因战争期间参加法西斯军国主义的战时体制,战后一度被解除公职,本文探讨的是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时市川房枝的政治转向,即由争取妇女参政权运动转到为战时体制服务,在翼赞体制下号召和组织妇女支持侵略战争,并试图通过市川房枝为代表的妇女运动的转向,探求其转向的深层根源。     

20世纪50年代上海的妇女解放与参加集体生产

在国家的主导与大力推动下,以"为社会主义添砖加瓦"为口号的妇女解放运动使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上海家庭妇女纷纷走出家门,进入企业和里弄工厂(场),成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劳动力量。然而,此时的社会性解放却是以性别差异的忽略与"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模式的延续为前提的,因此,走出家庭的妇女不得不同时面临工作、家庭的双重压力。后来随着"大跃进"、城市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失败,许多已经走出家庭的妇女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重回家庭。但是,50年代后期上海家庭妇女走出家庭的经历为她们再次走出家庭并最终走向全面解放奠定了初步基础。     

建国以来女性教育的成果、问题及对策

女性的教育状况是衡量女性在社会中地位高低的主要标志之一.新中国建立后制定的有关法律和法规,新的教育体制的确立以及开展的女性扫盲运动、女性基础教育、高等教育、研究生教育、留学教育和继续教育等实践,使中国女性在提高了政治和社会地位的同时,也提高了文化知识水平和科学技术的应用能力.教育是立国之本,而女性教育更关系到民族的兴亡和国家的盛衰.占中国人口一半以上的女性自身素质和文化水平曾对建国以来的社会发展产生过很大影响,并将继续对21世纪中国科技、经济、社会的走向产生巨大的影响.     

Interview with Sara Margaret Evans

Born in 1943 in South Carolina, Evans graduated from high school in Dallas, Texas, and received her B.A. and M.A. degrees from Duke University and her Ph.D. from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Chapel Hill. She began teaching at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in 1976 and has been Distinguished McKnight University Professor since 1997. Her Personal Politics related U.S. women's liberation to the Civil Rights and New Left movements. Her Born for Liberty: A History of American Women is in its second edition and has been translated into a number of foreign languages. A noted activist, feminist, and teacher, Evans has coauthored books on women's history, consulted on several video productions, participated in national review panels, and served on the boards of various professional organizations. She has a 31-year-old son and a 19-year-old adopted daughter from Korea. This interview was conducted in Evans's office at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by Roger Adelson in March 2000.     

从晚清汉学区域之发展看汉宋调和

汉宋调和是晚清儒学内部重要的学术思潮,对其时学术格局的转化亦发生重要作用.这一思潮由微趋盛,从学术自身的发展过程来看,与汉学新兴区域在晚清的迅速扩展有着不容忽视的关系.汉学在晚清的发展不再以苏、皖、京师为限,浙江、广东等省成为新的学术重镇.这些汉学新兴发展区域由于特定的学术背景与学术渊源,学者们基本上都提倡汉宋调和,从而对晚清汉宋调和思潮的盛行起了极大推动作用.     

战国秦汉西南边疆思想的区域性特征初探

文章主要对战国秦汉时期西南边疆思想的区域性特征进行了探讨,认为西南边疆开发的战略思想、经济思想和人才思想均表现出有别于其他地区的区域特征。在战国秦汉时期边疆开拓的战略思想和整体布局中,西南边疆虽然处于从属地位,开发实践中表现出一定的应急性和随意性,但开发成就显著,这与西南边疆开发策略思想的正确和实施的有效性有密切关系。北南向协济的区域经济思想和以西南本土籍巴蜀人治理西南边疆的人才思想指导下所确定的开发方略和治边措施,就是充分依托战国以来200余年西南北部巴蜀的开发成就和资源,进行西南南部边疆的开发和治理。     

略论南社的国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渊源

作为中国近现代文学转型时期规模最大的文学社团,南社脱胎于"旧"又企望着"新",与国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有着无法割裂的渊源。新旧杂糅的特点使南社始终无法摆脱论争、分歧与内讧,其所导致的自身局限与内因使南社文人以渴慕"新"而登场,以被定义为"旧"而收尾。当新文化运动产生了新的阵地和新的英雄时,南社文人便被迫从"自己的时代"退场。     

论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自觉”思潮

“自觉”是五四新化运动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这之前,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自觉”问题已被普遍关注,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爱国心”与“自觉心”的讨论。五四新化运动的自觉思潮,直承爱国心与自觉心的讨论而来。但其内容已有深化,它所关注的重心是“青年之自觉”。所谓“青年之自觉”包括三个层次的意思,即青年对于国家之自觉,青年对于社会之自觉,青年对于个人之自觉。五四新化运动所主张的“青年之自觉”,一方面从西方浪漫主义思潮中吸取了灵感,另一方面也受到了儒家“心学”传统,特别是王阳明思想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