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職言事官的設立——北宋前期對臺諫制度的整頓

宋仁宗以後,臺諫官在監察官員、參與朝政討論等方面非常活躍,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臺諫官職在宋初大多僅爲本官階,御史臺也並非以向君主進言爲主要職能的機構;從宋太宗到仁宗前期,臺諫制度經歷了一個變化的過程。既往研究由於較多偏重於將臺諫機構作爲監察體系的一部分加以觀察,因此對於北宋前期臺諫制度的草創過程關注較少,且較爲重視臺諫官的職責内容,而對臺諫官的工作方式——即向君主進言——的重要意義較少提及。本文試圖將北宋前期臺諫制度的發展放回具體歷史情境之中進行觀察,以此對這一進程的政治背景與制度背景作以分析。本文旨在説明,宋太宗、真宗時期,很多外朝士大夫看重臺諫官向朝廷進言、使下情上達的作用,因而反復提出令臺諫官"舉職言事"的呼籲;而君主則時常希望藉敦促臺諫進言的表態,來展現自身廣爲采聽、虚心納諫的品德,特别是在發生某些天災人禍之後,這種需求往往會促使君主推動臺諫制度的實質性變化。正是君主和士大夫以上兩種考慮之間的相互呼應、共同作用,促使北宋朝廷對臺諫制度進行整頓,並最終帶來了臺諫官職的性質從本官到專職言事官的重大轉變。     

羅马的奴隸制度

(一) 奴隸制度是一切民族歷史自然發生必然經過的階段,但在各民族所表現的形式却不畫相同:有的充分發展成熟,有的未達到成熟時機,甚而還有些民族在原始社會末期的時候,因受週圍其他先進民族的影響,超越了奴隸制的階段,經過先封建的過渡時期,即進入封建社會;但就各民族本身自然的社會發展規律而論。奴隸制的歷史階段是不可能超越的,奴隸社會是第一個階級剝削的社會經济形態,這種剝削表現得最原始,也最殘酷。這種制度在各民族中要以羅馬最爲典型。羅馬奴隸制度的發生,發展和沒落異常明確,而且奴隸革命次數之多,規模之大,也是世界史上所罕見。     

明代後期國家決策機制研究

帝制中國的國家決策機制,在明代發生了重要變化,發展爲聖裁、閣議和廷議三種機制並行的複合機制。其中較晚出現的廷議制度,是一種比較公開、公平和公正的新機制,具有近代決策機制的若干重要特徵。經過不斷改進,廷議在明代後期日趨完善,在國家決策的形成中作用也日益重要,成爲帝制中國國家決策機制發展史上的新事物。然而,由於妥善處理聖裁、閣議和廷議三種機制關係的手段尚未形成,這種複合機制在運行中存在諸多問題,未能發展成爲一種更加有效的國家決策機制。     

守先待後:史學在中國的地位及演變

中國古人敬天而不曾尊崇一位絕對全能之神。在這樣的世界裏,歷史和史學具有特出的文化地位。通過歷史記載和敍述,史學說明並論證着關於天道、人世,以及文化和政治認同等各項基本理念,也驗證着君主統治的正當性。漢代獨尊儒術後,史學的功能有所變化,但仍注重記録和傳承,並越來越帶有守先待後的含義。歷史撰述的體制化帶來相應的約束,爲野史和傳說留下了發展的空間。不間斷的正史、相對隨意的野史,以及伸縮靈動的民間傳說,共同構成了今天的"歷史知識"。這一切都因19世紀西方對中國的入侵而改變,不僅史學的社會地位摇擺不定,學校和公衆所關注的歷史内容也有很大的改變,出現了一些帶有西方特色的中國歷史言說。     

學習中國歷史——史前時期中應注意的幾個問題

中國歷史研究■編中國通史簡編,呂振羽著簡明中國通史,翦伯贊著中國史綱第一冊,是我們學習中國歷史前一段時期時差不多都(?)參考的覀儚倪@些著作中確能得很多的啓發,解决不少的問題。可是另一面由於他們中間意見的不一致,因而也給我們帶來了若干疑難。现在舉例來說吧:中國通史簡編把夏代看做中國歷史從原始社會到奴隸社會轉(?)的開始,而呂著和翦著都說他是原始社會袊ㄊ芳蚓幷f殷族是夏族長時期住在東方的一支,其代表東方黑(?)文化的則是太皡氏及共後裔夷族;而呂著和翦著却異     

杜詩《洗兵馬》錢注發微

杜甫詩《洗兵馬》錢謙益注歷來聚訟紛紜,它涉及理解的客觀性、歷史性,須進一步討論。本文先從《洗兵馬》所處整體語境進行考論,認爲該詩作於唐肅宗乾元元年(758)春的可能性較大,反映該時期特有的君臣士民平叛的"喜躍氣象"。錢注將該詩主題歸結爲"刺肅宗",有悖於文章顯示的主導氣氛,尤其是認定杜甫對肅宗"不欲其成乎爲君",是無視作者情志,有失於"客觀性"。然而文本意義在歷史進程中不斷變化,闡釋者必然參與文本意義之建構,從這一角度看,則錢注將《洗兵馬》納入後半部杜詩之整體,發露文本的潛在意義,又有其合理性與深刻性。     

“先其算命”：早期中國知識系統中的“數”及其性質和意義

早期中國和古希臘一樣,都具有“數爲萬物之原”的觀念。此一觀念所基於的“數”及其具體内容早已不是原始文化的數字崇拜,也不屬於密契式的領悟,而是對度量衡及具體計算、樂律學、占卜和天文曆法中發展出來的“數”及數學知識,進一步加以總結而得到的抽象認識。“數”作爲知識系統的核心,是早期中國關聯式宇宙論、自然宇宙論及各種形而上學思想的重要基礎。思想史研究如果忽略對知識史的探討,不僅易流於空疏,而且會發生謬誤。     

《左傳》中時間系統的表達

<正>時間和空間是人類認知世界、交流信息的基本框架,也是語言系統需要表達的重要内容。人類對於空間的感知和分割更多體現在人類語言中的各種名物及其關係,對於時間的認知更多體現在語言中表述各種存在物的動作行爲、狀態屬性及變化的謂詞和句子。無論在人類發展的歷史長河中,還是無數個體的現實生活中,每一個事件存在或發生的方式都與時間有關。一般而言,日常交際中的一個句子陳述一個事件,事件的主要内容即是某個存在物的動作行爲或狀態屬性及其變化,這些内容都體現爲時間維度上的一個過程,因此時     

中國歷史上的種族與民族

一中國史學者向來對於種族與民族沒有明確的科學概念。資產階級學者從民族主義的立場出發,把民族看作永恆存在的人們生活共同體,卻不是看作社會歷史發展一定階段的産物。例如孫中山先生解釋民族構成的因素,爲血統、語言、宗教、風俗、生活等,他不但忽略了民族形成與資本主義制度發展之連繫性,而且把血統列爲民族構成的因素之一,把種族與民族混淆起來,把民族看作種族或部落組織的延續與擴大,這樣,也就是說民族是永恆存在的東西或超歷史的範疇了。到了蔣匪幫反動派政權建立以後,中國封建法西斯的大漢族主義者,更否認了中國境內各民族的存在,認爲各少數民族都是‘百世一支’的黄帝子孫,顯然是荒謬絕論的讕言。由於這種反動思想的傳播,許多資產階級史家,對種族與民族這兩個名     

現代中國的“都市眼光”:20世紀早期城鄉關係的認知與想象

"都市眼光"是現代中國城鄉關係中的重要內容。自晚清開始,在整個社會生產結構發生轉變之前,尚未建立起現代工業體系的"都市"已經集中了時人對於物質文明與政治生活的諸多希望。不僅讀書人聚集並認同於此,國家的目標也轉移到了都市。與之相應的則是"鄉村"逐漸轉變爲"農村",更成爲負面的象徵。到20世紀三十年代,"農村破產"之說盛行,鮮明地體現了現代中國社會意識與社會現實的不同步。城與鄉成爲對立的文化範疇,被賦予了全新的意義。這種充滿想象又富於構建意味的"都市眼光"是中國現代性的特殊表述,並持續影響着中國社會與文化的發展。     

关于新石器时代的三次“革命”

在新石器时代文化研究中,农业革命和城市革命的理论认识早就普遍接受。但把农业革命作为新石器时代革命的基本内容,仍不能充分解释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过渡问题。在农业革命之前,还应存在着以资源开发为目的、以居住方式变革为重要途径的居住革命,即发达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曾经历过的三次革命性变化。     

John Breuilly: ‘Eric Hobsbawm: nationalism and revolution’

This article considers how Eric Hobsbawm (1917–2012) connected the concepts of revolution and nationalism, analysing this in relation to his biography, his politics and his work as a professional historian. It traces major changes in Hobsbawm's understanding of revolution and nationalism as he, the political world and the ways of writing history all changed over the course of his long life.     

近代中国自由主文视域中的革命观念——以“胡适派学人群”为中心的考察

辛亥以来,革命浪潮席卷国中。在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特殊历史情境下,自由主义者对革命表现出了颇为复杂的实际认知。从自由主义者的十月革命观感、对革命内涵的认知、对暴力革命的批评、质疑及推崇渐进改革道路等方面来看,自由主义者是"广义的革命"论者,他们并不一般地反对社会革命与政治进步。在近代中国的不同历史时期,自由主义者对革命表现出了一定程度上的灵活性和变通性,而非绝对地加以反对。近代中国自由主义视域中的革命观终究受其渐进改革的政治理念所支配,而其与近代中国国情与社会实际的隔膜则是其难以产生重大社会影响的主因。     

护国运动时期梁启超"革命"概念剖析--"告别革命"谈何容易

梁启超在护国运动时期的政论中,不但不承认护国运动是一次革命,反而称袁世凯为“革命”。这一现象生动地反映出改良派在理论上一贯反对革命,而在实践上由于顽固保守派的逼迫又不得不走向革命的痛苦历程,这种自相矛盾的境地迫使梁启超提出一个似是而非的革命概念来自圆其说。通过对这一概念及其历史背景的剖析。可以深刻揭示出在保守势力强大顽固的近代中国,改良的道路实际上寸步难行。当前学界颇为流行的否定革命的思潮中存在着对复杂历史作简单化理解的倾向,坚决反对革命的梁启超尚且发动护国革命,可见告别革命并不容易。     

18-20世纪俄国的国家与现代化

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常常导致社会冲突,解决冲突的方式不一,其中以改革和革命为主.当改革不足以解决尖锐的社会冲突之时,革命便不可避免,旧制度随之寿终正寝,而由国家实施的改革模式则力主法律的继承性和合理化变化.19-20世纪初的俄国则成为这样两种社会发展模式博弈的舞台.俄国通过革命解决了当时的社会冲突,其革命模式对许多亚非拉国家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这些采取革命方式解决冲突的国家多以失败告终,不仅未能步入现代化道路,反而使国家陷入混乱状态.现代化进程顺利与否完全取决于其自身的历史条件与外部因素,盲目效仿他人不足取.     

革命的“病理学”——布林顿对“革命”的开拓性研究及其影响

布林顿的<革命的分析>是西方"革命学"(the study of revolution)中一部影响深远的著作.该书运用类似于"病理学"的自然科学方法对英、美、法、俄四国革命进行了深入的解剖和比较.布林顿认为旧制度的结构缺陷、知识分子忠诚的转移和统治阶级内部的分裂是这几场革命的共同原因;这几场革命都可以大致划分为旧制度的垮台、温和派统治时期、激进派统治时期和热月反动等四个阶段;革命的后果是政府效率的显著提高、财产的转移以及"成功革命传统"的形成.布林顿的理论对于后来的革命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Spaces of Uneven Development and Class Struggle in Bolivia: Transformation or Trasformismo?

This article engages with the politics of class struggle and state formation in modern Bolivia. It examines how current forms of political contestation are shaped by the legacy of the Revolution of 1952 and the subsequent path of development. In so doing, we therefore explore spaces of uneven and combined development in relation to ongoing transformations in Bolivia linked to emergent class strategies of passive revolution, meaning processes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marked by the overall exclusion of subaltern classes. With this in mind we argue that state formation in Bolivia can be read as part of the history of passive revolution in Latin America within the spatial conditions of uneven and combined development shaping the geopolitics of the region. However, the expansion of passive revolution as a mode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has been and continues to be rigorously contested by subaltern forces creating further spaces of class struggle.     

Richly Decorated Pewter Artefacts from Wrocław: Expressions of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13th Century

MEDIEVAL PEWTER BADGES, decorated spoon bowls and parts of diadems are very rare finds in modern Poland, and have not featured prominently in academic study because many were not identified until recently. They were introduced during what is sometimes referred to as a ‘revolution’ in 13th-­century Silesia, when legal changes saw the reorganisation of society and its culture and encouraged an influx of settlers from Germany and Flanders. These artefacts provide rich information about complex cultural changes, informing us about how urban populations responded to influences that originated in western Europe.     

农民何以支持与参加中共革命？

内容提要 农民的支持与参加是中共革命胜利的主要保证,问题是如何解释农民的这一行为。学术界的解释与争论主要涉及四个方面：一是土地集中、家庭贫困与农民革命的关系,二是社会经济改革与农民革命的关系,三是民族主义与农民革命的关系,四是中共动员与农民革命的关系。以上说法都揭示了问题的一个主要方面,而且多是从自上而下的视角进行分析,缺乏农民自身的声音,尤其是缺乏对农民个体或群体感受的关怀。事实上,农民支持与参加革命的动机十分复杂,很难能用一条或几条理论概括。在农民支持或参加中共革命的行动中,土地分配、家庭贫困、社会经济改革以及民族主义在动员农民中究竟起了什么作用,仍需要做大量的农民个体与群体的实证研究。只有在此基础上,方可还原农民的革命动机,也才有利于中共革命胜利原因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