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志中的五十年代广西饿死人事件

上世纪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初,中国发生了罕见的大饥荒,研究者大多认为大饥荒中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有三千万人左右。实际上,在“大跃进”之前,已发生因饥荒饿死人的事件。就目前公开的材料看,广西是较早出现严重饿死人事件的省份,1956年发生的“平乐、荔浦和横县因灾饿死人事件”最先被公开曝光,1957年6月18日《人民日报》就有一篇通讯：《去年广西因灾饿死人事件是怎样发生和怎样处理的？》,     

石窟寺受地震影响下的应急处置方案

地震等自然灾害往往给不可移动文物造成非常大的破坏,及时研究文物(尤其是石窟寺)在自然灾害影响下的应急处置措施刻不容缓。不可移动文物(石窟寺)自然灾害风险应急处置方案的编写,其核心是要明确灾前、灾中、灾后各个阶段中要做什么、怎么做以及相应的策略等问题,体现"灾前预防性、灾中及时性、灾后合理性",以最大限度地保护文物的价值,实现保存状态的稳定和持续。     

清代“康乾盛世”时期的田赋蠲免

清康乾年间,漕粮与耗羡蠲免以及蠲免政策、制度更趋完善。当时虽有"漕粮例不蠲缓"之说,但漕粮的蠲免有因灾蠲免、逋欠蠲免、缓征、普免等几种类型,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实例。"耗羡归公"以后,耗羡的蠲免也被提上日程。至于蠲免佃户之租,康熙年间的有关蠲免规定主要是针对"灾蠲"而言,乾隆即位以后的有关蠲免规定主要是针对"恩蠲"而言,因蠲免事例不同,导致了蠲免佃户之租的差异。同时,在康乾时期,蠲免分数的变动、勘灾的规定及违例处分、报灾期限的规定及违例处分、蠲免钱粮与由单刊发的结合等问题同样值得注意。     

民国时期江南地区疫灾地理研究

疫灾自古以来就是人类健康和生命安全的巨大威胁。本文通过编制疫灾序列,采用历史文献分析、数理统计分析和GIS空间分析等方法,对民国时期江南地区的疫灾时空变迁进行研究,结果发现: 一、 民国时期江南地区无年不疫,疫灾季发率高达94.70%,秋、夏、春三季疫灾多发,集中了全年近九成的疫灾县数,秋、夏季尤甚,集中了全年四分之三的疫灾县数;逐年的疫灾广度总体呈上升趋势,但波动特征明显;在明初至民国末年的582年间,江南地区疫灾的波动周期越来越短,年均发生疫灾的县数越来越多,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疫灾越来越频繁,民国时期是江南地区历史上疫灾最频繁最严重的时期。二、 民国时期江南地区的疫灾主要分布于大运河、宁沪杭铁路沿线及其以东的地区,苏州—无锡一带和环上海地区为疫灾热点区,江苏溧阳地区和浙西山丘地区为疫灾冷点区;疫灾分布重心始终位于苏州境内。三、 民国时期江南地区疫灾分布的一般规律是: 交通沿线城市都是疫灾高发点,人口稠密区多为疫灾频发区,水旱灾害严重区也是疫灾严重区,平原地区的疫灾多于山丘地区的疫灾。     

北宋时期疫灾地理研究

北宋时期(960-1127年)有记载的疫灾年份59个,疫灾频度为35.1%。其疫灾多发生于春、夏季节,秋、冬季节较少发生。整个北宋时期,疫灾频度呈周期性波动上升趋势,除960-969年上接五代疫灾周期和1120-1129年下接南宋疫灾周期外,其余时间可以划分出3个波长为50年的波动周期,第一波(970-1019年)疫灾频度为10%-40%;第二波(1020-1069年)疫灾频度为20%-60%;第三波(1070-1119年)疫灾频度为20%-70%。疫灾主要发生在黄河中下游、江淮之间及长江中下游地区,华南地区很少有疫灾流行,且疫灾都与战争有关。长江三角洲和开封地区为全国一级疫灾中心,成都、西安、洛阳、长沙为次一级疫灾中心。这些疫灾中心的形成,既与其人口密度相对较高有关,也与其人口流动性相对较高有关。     

开展中国疫灾史研究的基础--《中国三千年疫灾史料汇编》述评

疫灾是由急性、烈性传染病大规模流行所造成的灾害。中国历来是一个多疫灾的国度,过去的三千年中留下了极为丰富的疫灾史料。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受国际史学界和现实需要的影响,中国疫灾史研究逐渐为学界所关注。开展和推进疫灾史研究最基础性的工作就是搜集整理历史上的疫灾史料,因此,对过往三千年疫灾史料进行系统的搜集整理,既是学界的一个难题,也是疫灾史研究的一项基础工程。     

魏晋南北朝时期疫灾时空分布规律研究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疫灾高峰期,疫灾频度平均为21.0%,其中西晋时期疫灾最为频繁,疫灾频度高达34.6%。夏季是疫灾流行的最主要的季节,约41%的疫灾发生在夏季。疫灾周期具有波幅越来越小、波长越来越短的趋势。在空间分布上,疫灾范围有逐步扩大的趋势,疫灾重心有由北向南迁移的趋势,都城所在地为疫灾多发区,都城区位的变迁影响着疫灾重心的变迁。三国时期的疫灾重心在河南,西晋时期的疫灾重心在陕西与河南,东晋以后的疫灾重心在江苏。总体来看,经济相对发达、人口相对稠密、战争相对频仍的黄河中下游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以及它们之间的淮河流域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疫灾的主要流行区域。     

年画和年画故事

年画就是与年俗有关的版画,也是过年期间特有的民间艺术。年画是中国民俗的形象反映,是节日文化风俗的典型体现。 民间年画因风俗节日而兴起,它寄托了人们对风调雨顺、农事丰收、家宅安泰、人畜平安和祈福迎新、驱灾辟邪的愿望。     

清代江南地区疫灾地理研究

清代江南地区至少有145年发生过疫灾,疫灾频度约54.10%;康熙、乾隆、光绪三朝为疫灾群发期,集中了整个清朝57.20%的疫灾年份;夏秋季节是疫灾的多发季节,约74.60%的疫灾发生在夏秋两季;疫灾频度的长期上升趋势明显,整个明代经历了7个波长为20-60年的完整的波动周期。水灾、战争、霍乱大流行是诱发疫灾的重要因子。清代江南地区疫灾地理分布的总体特征是:府级城市的疫灾多于县级城市;沿海城市的疫灾多于内陆的城市;疫源地区城市的疫灾多于非疫源地区的城市;人口稠密区城市的疫灾多于人口稀疏区的城市。     

元朝疫灾地理研究

元朝(1279-1368年)90年间至少有52年发生过疫灾,疫灾频度为57.78%。元初疫灾多与战争有关,中期疫灾多由旱灾及其所致饥荒引起,后期疫灾则是灾荒和战乱叠加的结果。元朝疫灾大多发生于夏季,很少发生于冬季,秋季疫灾流行的范围最广。仅从疫灾频度看,元朝经历了一个4落3起的波动过程,总体呈上升趋势;结合疫灾频度和广度来看,元朝疫灾表现为一个2起2落的波动过程,1280-1319年为第一波,1320-1369年为第二波。省级空间尺度上,疫灾频度与人口密度呈正相关,95.27%的疫灾县分布于人口相对密集的东南诸省,人口密度最高的江浙行省的疫灾最为严重。县级空间尺度上,疫灾主要分布于今京广线以东地区,且南方重于北方;长江三角洲为疫灾最频繁区域;当时全国的疫灾中心有今杭州、北京、南京、绍兴、苏州等城市。     

南宋时期疫灾地理研究

南宋时期(1127-1279年)至少有81年发生过疫灾,疫灾频度53.29%。朝代上以宁宗、高宗、孝宗三朝的疫灾最为频繁;季节上以春夏季节为疫灾高发期,秋冬季节疫灾较少发生;趋势上疫灾频度略有下降趋势,但表现为2个波长为70年的波动周期,十年疫灾指数曲线呈"W"型,疫灾广度的年度变化呈脉冲状波动,阶段性特征明显。南宋时期全国至少有241个县发生过疫灾,其中71.37%分布于人口相对稠密的浙西、福建、淮西、浙东、江东、江西、淮东等东部诸路;疫灾严重程度从东部沿海向西部内陆递减,浙西路是全国疫灾最严重的地区;各路疫灾的严重性与人口密度呈显著正相关。从总体分布看,南宋地区的疫灾比金元地区严重,且集中分布于淮河以南今光山-大余一线以东的地区;人口密度高值区也是疫灾频度高值区,长江三角洲是全国疫灾最频繁的地区;当时全国的疫灾中心有今杭州、海宁、湖州、苏州、绍兴等城市。     

发生在1966-1976年的特大自然灾害

发生在１９６６—１９７６年的特大自然灾害金磊发生在１９６６—１９７６年的特大自然灾害,除了１９６６年邢台地震和１９７６年唐山地震外,还有一些鲜为人知。（一）１９６６年新疆牧区雪灾。中国牧区雪灾有“十年一大灾,三年一小灾”之说,每年因雪灾损失的牲畜在百...     

清光绪年间黄河变迁与山东人口迁移

历史上黄河变迁十分频繁,流域内自然、人文都深受其影响。本文主要论述光绪年间山东境内黄河灾害与人口迁移的关系问题。通过研究发现,这一时期黄灾已经遍及整个山东黄河沿岸,人口迁移也自西徂东普遍展开,主要有后撤型、移民黄河三角州、南迁、走西北、闯关东等。但相比之下,运河东部灾情重于西部,与此相应的人口迁移活动以东部为主。又因黄灾由河道而外渐轻,所以人口迁移也自河而外递减。迁移形式为自发性、组织性并存,且具时空差异等特点。移民所带来的影响已经较为明显地表现在了迁入地和迁出地     

元代灾伤申检体覆制度再议——以国图藏《魏书》纸背文献为中心

国图藏《魏书》纸背60余件文书涉及元代灾伤申检体覆制度,其中湖州路牒反映了元代灾伤体覆中检踏机构呈报的具体内容及检踏人员构成,而保存的"覆踏灾伤田亩文册""体覆灾伤田亩文册""除免灾伤田亩税粮文册"三种类型的灾伤田亩登记文书,各有其登记原则和内容。据之可见,元代灾伤申检体覆制度的运作存在灾民等申告、州县初踏并上报路总管府、路总管府覆踏后上报廉访司、廉访司体覆后路总管府呈部、户部转呈中书省、中书省审批、户部传达、除免税粮等多项步骤。     

玉树灾后重建的特殊性及主要经验

玉树灾后重建是一场迄今为止人类在高原高寒地区最大规模的灾后重建工程。这项工程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从玉树经济社会、自然地理、生态环境、民族宗教文化等实际情况出发,借鉴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的成功经验,并在重建中形成和展示了“大爱同心,坚韧不拔,挑战极限,感恩奋进”的玉树重建精神,创造了一个个灾后重建的玉树速度和玉树奇迹,也开创了灾后重建援建的“玉树模式”。     

先秦两汉时期疫灾地理研究

疫灾是由传染病大规模流行导致人类健康与生命损失的灾害。先秦两汉时期(公元前771～220年)见于记载的疫灾年份57个,疫灾频度5.74%。其中,春秋战国为1.64%;西汉为7.33%;东汉为15.90%;公元前二世纪为4%,公元前一世纪为9%,公元一世纪为12%,公元二世纪为15%。不排除疫灾记载有近详远略的可能,但从全国范围看,先秦两汉时期疫灾越来越频繁的趋势是客观存在的。疫灾发生的季节除秋季较少外,春、夏、冬季的概率差不多。在周期性规律上,该时期经历了2个大的疫灾稀少期和3个大的疫灾频繁期,第一个波动周期(公元前200～公元前120年)约80年时间,波峰不很明显;第二个波动周期(公元前120～80年)长达2个世纪,其中公元前50～50年的疫灾频度高达17%,为两汉之际的疫灾高峰;第三个波动周期始于80年,东汉灭亡尚未结束,而是下接三国时期的疫灾高峰。在空间分布上,疫灾分布与人口分布有高度相关性,先秦时期仅黄河、长江流域有疫灾发生,西汉时期由于匈奴的介入,蒙新高原开始有疫灾记载,东汉时期南方人口大量增加,东南沿海开始有疫灾记载。总体来说,先秦两汉时期的疫灾是北方甚于南方,但随着时间推移,南方疫灾比重不断提高,反映了南方人口与经济的发展。     

民国时期的疫灾与防治述论

民国时期的疫灾呈现出与历史上相似的特点,如成灾机制复杂,灾种多样,疫死率高,具有一定的时间性和地域性等。水旱灾害、战争和医疗卫生条件的落后是造成民国疫灾的主要原因。民国时期,政府在机构设置、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基础设施和医事人员的培养、疫灾防治的实践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民间疫灾防治也不逊色,成绩斐然。但存在的问题确实很多,值得思考。     

乾隆朝(1736—1795)疫灾地理研究

清代是中国历史上疫灾流行高峰期,乾隆朝又是其中重要阶段之一。综合运用疫灾指标法、Grapher时序分析法、GIS空间分析法、SPSS相关分析法对乾隆朝疫灾地理进行研究,结果表明: (1) 乾隆朝有疫灾之年58个,疫灾频度为96.67%,其中1748、1756、1786年为三次大规模饥疫。疫灾流行以夏季最多,春秋次之,冬季最少,且以多季节流行为主。 (2) 省域尺度上,形成南北两条疫灾指标高值区分布带,疫灾指标总体自西向东逐渐上升,其中江苏省(含上海)受灾最严重。县域尺度分布具有阶段特征和集聚特征,疫域范围不断拓展,集聚程度持续提升;疫灾分布具有区域差异,疫灾重心始终位于南方。 (3) 疫灾分布格局受制于人口分布格局、区域开发强度、自然灾害多寡等因素,表现为省级尺度上与疫灾强度呈显著正相关性,相关系数R值分别为0.886、0.664和0.685(P均为0.01)。     

宁夏民国十八年年馑的社会原因分析

民国十八年年馑是宁夏灾荒史上极为惨烈的一幕,这次因灾致荒的历史悲剧不仅仅是天灾,更是人祸。在以农为本的宁夏地区,农田水利设施的落后、传统仓储制度的被破坏、大烟种植、交通运输的落后都成为这场灾祸发生的社会原因。     

唐宋田赋的“损免”与“灾伤检放”论稿

随着两税法的建立 ,田赋灾免成为与唐宋国计民生关系更为密切的政府行为 ,如何做到及时、如实 ,是宋朝改进唐朝田赋灾免制度的立法考虑 ,其中有不少合理成分。在实施过程中 ,宋朝一直存在地方官员讳言灾伤或检放不实的弊病 ,其原因包括检放程序过于繁细 ,以及其他制度如地方官员考课制度、财政利益分配制度等方面的牵制等 ,不宜以“吏治腐败”一语以概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