睁眼看世界 挥洒爱国情——评黄遵宪和他的爱国诗篇

鸦片战争,打破了中国几千年沉睡的酣梦。“强国御侮”为时代之音。黄遵宪所著的《日本国志》使主张维新变法的首领康、梁“至今才了解”“日本之所强”,“中国之所弱”,称之为“海内奇书”。黄遵宪进历亚、美、欧、非四大洲,被誉为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其《人境庐诗草》和《日本杂事诗》表现了作者强烈的爱国精神,是时代之最强音,被誉为“史诗”。     

师魂:师德之本

在新的教育形势下,做一个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人民教师,须具有高尚的师德。师德之根本是师魂,即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倾注爱心,无私奉献。它是延续工作热情、激情之“火炬”;是锲而不舍追求和探索精神之“滋养”;是塑造当代合格教师之“利器”。     

补释甲骨文“众”字并论其社会身份的变化

殷商时代的“众”及“众人”在殷商时代的社会结构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过去考释甲骨文“众”字 ,多谓其作“日下三人形” ,其实这个字并不从日。它的造字本义值得重新考虑。“众”和“众人”的社会身份在殷商时代是有所变化的 ,不可笼统视之。     

空间文化、社会记忆与身份认同——关于文化传承发展的几点哲学思考

<正>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和创新的起点。作为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并解决时代重大问题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任务。在“两个大局”加速演进并深度互动的时代背景下，“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给我们提出的新考题比过去更复杂、更难”。⁽(1))以史为鉴，可以明智。回望近现代历史，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完成“其他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2))     

从“大一统”到“正统”论——论唐宋文化转型中的历史观嬗变

伴随唐宋文化转型而兴起的“正统”论,扬弃了天人感应、五德终始之说．以法则性、道德性“天理”取代主宰性、意志性“天命”,经宋儒精心阐发的文化价值理想、社会政治理想“天理一王道”再次构成统合历史兴盛衰亡之变的“贞一之理”。而北宋时代的正统之辨呈现出儒家历史哲学、政治哲学在因应时代变化之际曾具有的复杂、深刻的思想面貌。     

古希腊罗马城邦与先秦城市比较研究——从东西方古代商品经济关系透视城市本质特点

以西方古典时代的政治结构、特点为界标,来框定东方历史的发展,在文明与城市发生科学和城邦制研究领域尤为突出。强调中国与古希腊罗马有相同的城邦;西方有古典民主政治,中国有与之相同的“公卿执政”的民主时代及城邦是人类社会“一切奴隶制国家的必经阶段”是“泛城邦论”强化“欧洲中心主义”思想的学术认识观之     

论河图洛书与八卦起源

河图洛书,按原始涵义应为龙图出河、龟书出洛,乃伏羲画八卦、夏禹订九畴之象征性原料,非北宋图书学派之所谓黑白点数和异论伪作。伏羲是一种图腾族徽,是在由渔猎时代向农耕时代过渡发展的一个漫长时代的氏族长的总代表和总象征。结合文物考古中发现的“龙”,足以说明“河图”即是图腾,河图和洛书皆为中华民族的崇拜物。八卦的诞生是先民们经过长期“仰观俯察”的结果。     

日本史学中“近世”概念的流变

日本史学中“近世”一词,出现于江户时代,原是当时人自指,即“最近时代”之义。明治维新之后,“近世”所指时代仍为江户时代,其涵义则与近代对立,以至于被归入中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史学的发展使近世得以脱离中世范畴,被视为一个独立时代概念。而在地域研究和近代化论兴起的背景下,近世与当代的关系得到强调,近世的内涵又出现了“最近时代”的意味。“近世”概念出现至今,经历了变义、独立而回归的过程"     

在“变”与“不变”中深刻把握“三个务必”的价值意蕴和实践进路

在党的二十大上,面对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使命、新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庄严发出“三个务必”的号召。“三个务必”是对毛泽东同志73年前提出的“两个务必”的继承和发展,只有全面认识“两个务必”升华为“三个务必”所蕴含的时代之变、目标之变、要求之变,以及初心使命、价值立场和鲜明品格的内在不变,才能在深入领悟“变”与“不变”的辩证逻辑中,深刻把握“三个务必”的价值意蕴和实践进路。     

“第二个结合”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正>时代是思想之母。恩格斯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¹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文明存亡是必须面对的现实课题。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即“第二个结合”原则的提出和实践,是世界发展的历史必然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要求,深刻影响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演进。     

填补空白的《钟山志》

巍巍钟山,气象雄伟,雄峙于南京市区东部,自古即有“金陵王者之气”,“虎踞龙盘之势”,为南京地区群山之首。钟山,是南京的城市之根和发展之源,是一座见证了南京沧海桑田变化、记录了时代风云变迁、刻下了清晰历史印记的江南名山。     

论胡瑗等宋初教育家的学术及文章

宋仁宗时代,胡瑗、孙复、石介及李观等人欲超越“汉唐之学”,重释儒经“义理”,体现出“知古明道”的学术自觉。“四公”先以草泽身份筑室授业,後又执教太学,始终将“经义”解析与“时务”、“治道”相联系,为“宋学”启蒙导夫先路。他们反对“声律浮华之词”,审美取向与欧阳修等文学之士颇为不同。其作品多“根柢经术”,醇质务实;不足之处在於好“张大其说”,议论“粗疏”,甚者还有迂阔“矫激”之弊。要之,胡、孙、石、李以儒学名家而献身教育,在学术探索、教育实践及“古文”创作等各方面均有建树,其利弊得失值得深究。     

南宋绘画风格探析——从团扇面与花鸟画谈起

在中国绘画史上,团扇扇面形制和花鸟绘画题材同时在宋代兴盛开来,两者之间具有相互促进发展的作用,又共同促进了南宋“边角之景”绘画图式的形成。而且北宋画家便具备了“以小观大”艺术思想和表现能力,”边角之景”的出现可谓水到渠成。“边角之景”又带来了“大斧劈皴”,形成完整的南宋山水画风貌。这种绘画风格并不是特殊的时代产物,更不是“残山剩水”的政治写照。     

“龙朔变体”之变体——“富吴体”风格浅探

唐高宗后期和武后时期“,龙朔变体”从产生到蔓延,其文风始终笼罩整个文坛。而“富吴体”却以之独特的个性,迥异于“时文”之风格,奏出时代的变调之音“。富吴体”在当时崇尚浮靡文风的环境中独树一帜,提倡散体形式,推崇儒教,重视经典,这些无论对当时文风还是以后的古文运动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挑在肩上的小神祇——“太子爷”

便打出了“太子爷巡家门”这一绝招 ,秘密约定于是年八月中秋之夜 ,趁欢庆中秋拜月之机 ,以“食饼”为号 ,揭竿起义。由于人心一致 ,部署周密 ,终于迅雷不及掩耳地给元朝统治者以致命的打击 ,一举将“管制民户”的元兵个个斩尽杀绝 ,取得重大的胜利！自此 ,潮汕人的中秋节便增添了不少佳话 ,而供奉“太子爷”的风俗 ,也得以流传。民俗是一定历史时代的产物。随着时代的变迁 ,民俗也在不断的嬗变和扬弃。今天 ,所谓“太子爷巡家门”的风俗 ,已在潮汕大地绝迹 ,仅留下象“太子爷楼”、“太子爷宫埕”、“太子爷巷”等一些地名遗迹 ,可作历史的…     

谈人物志的编写

“古今方志半人物”,方志记述人物,能够集中、典型、生动地反映时代风云。清代方志学家章学诚把人物志视作“志中之志”、“书中之髓”。在方志界历来就有“地以人贵,人以地传”、“人物为一郡之柱础,乡邦之光耀”的说法。地方志中设人物志,不仅可以存史资治,帮助人们从入志人物的研究中获得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信息,而且可以“人从史出”,通过“评说一方人物,激发千秋爱憎”,用生动的人物资料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从而达到“反映历史、服务现实、振奋精神”的目的。     

给邓颖超改名字的班主任

邓颖超,原名邓文淑,当时在天津直隶女师读书。邓文淑虽然在班里年龄最小,但聪明过人、举止大方、追求真理,没有骄娇之气。她崇拜班主任老师白眉初的学识,讨厌自己带有封建色彩的名字,请求老师为她起个有时代意义的新名儿。白老先生取《论语·雍世》之“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之句,取名“颖彬”。又因“彬”同于“斌”,故为“颖斌”,希望她脱颖而出,卓而不群,早日成为治国安邦的巾帼英雄。     

魏晋南北朝文论视角下的公文立意与布局

魏晋南北朝时期公文文种丰富,文体大备,名篇迭出,是公文写作大发展、公文理论大繁荣时代。相关文论著述中关于公文立意运思与结构布局的论断,涉及公文之“意”与“道”是密切关系,公文写作需要的“怀霜之心”和“临云之志”,以及结构上的“首尾周密,表里一体”等等,具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康乾盛世”之说的由来

“康乾盛世”之说并不是今日史学界凭空构造出来的说法 ,而是对以往既有之“康乾盛世”说的一种批判性采用。早在康熙五十二年(1 71 3 )三月 ,康熙帝以“恩诏”的形式宣布实行“盛世滋生人丁 ,永不加赋” ,这是时人最早的关于对自身所处时代的评定。乾隆时期 ,很多文人和官员在其著述里称其所处时代为“盛世”。乾隆二十四年 (1 759) ,清政府在统一了新疆全境后 ,户部右侍郎于敏中赋诗称颂乾隆皇帝云 :“觐光扬烈 ,继祖宗未经之宏规 ;轹古凌今 ,觐史册罕逢之盛世” (《素余堂集》卷二四 )。乾隆自己也宣称 :“比年以来西域大奏肤功 ,国家势…     

关于唐代“菱花镜”之管见

关于唐代“菱花镜”之管见冀和关键词唐代,菱花镜古代铜镜是我们祖国历史文化遗产中一枝绚丽灿烂之花。它那纷繁的造型、富丽的纹饰、内容丰富的铭文,无不带有时代的特征,“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生活及时代风尚有一定的关系……为我们认识和研究古代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