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的再認識

將辛亥革命置於晚清民國歷史的整體脈絡中進行考察,溝通古今中外,不要單純由革命中心外鑠,可見辛亥時期朝野各方均致力於知識與體制的全面變革,使得中國社會的重要領域迅速發生革命性變動@些變動受到中、西、東學及體制的糾結影響,圍繞各類趨新活動又形成各種勢力錯綜複雜的聯繫。只有不爲變化即進化,現在即現代的成見所囿,回到歷史現場,理解古往今來中外各種思想學説制度的本意,及其依時空演進而呈現的流變,所論纔能適得其所,既具有系統且不涉附會,使得包括革命在内的辛亥時期之於中國歷史發展的整體意義得到充分展現。     

北宋洛陽文人集團與南北文學的衝突和融合

北宋洛陽文人集團的形成是宋初南文北移、南北融合的一個重要階段。這一文人集團由南士主導、北人加盟,在北方民間展開了一次頗具規模的文學創作與傳播活動,體現了南北文學的匯流與新變,爲詩文革新運動的發展注入了新的元素與血液,開啓了唐音向宋調的轉變,創造了宋文平易自然、舒暢婉轉的特色。在南北文學的衝突與矛盾面前,歐陽修批判地繼承南北雙方的優秀傳統,整合南北,化合文道,取得文壇公認的豐碩成果,爲古文運動的順利開展指明了方向,樹立了標杆。洛陽文人集團南北衝突與交融的因子深刻影響了宋初文學的演進歷程,寫下了北宋文學與文化史上濃墨重彩的一筆。     

從“韓、李”並稱看晚唐五代至北宋中期古文發展的趨勢——兼論王通在儒學道統中地位提升的原因

晚唐至北宋中期的古文評論開始將韓愈、李翱並稱,這代表了"道統"觀念成爲古文發展鏈條中不可忽視的一股思潮。其中"道"的內涵發生了深刻的轉變,即從强調總體社會政治的人文教化而日益轉向於個人道德的修養成聖。到了北宋中期,這一轉變促使歐陽修在《讀李翱文》中提出了嶄新的士人精神,確立了心憂天下的道德理想,發展了士人個體人格中的道德性理價值,呼籲優秀士人積極入世,並以此延伸到政治時局中的具體問題,使得自晚唐五代以來"韓、李"並稱所蘊含的人文教化之道落實於士人的主體人格之上,實現了古文儒道思想的螺旋式上升。與此同時,王通能夠上升爲儒學道統譜系中的重要人物,是與"韓、李"並稱代表的古文道統成爲當時儒學思想的重要背景密不可分的。從這個意義上説,"韓、李"並稱無疑是當時古文發展乃至儒學文化趨向的重要標誌。     

寶卷印本形制流變考述

本文以寶卷印本爲研究對象,在目驗原書的前提下,從裝背、扉畫、字體三個方面總結其印本形制的特徵,考察寶卷從早期宗教出版物到晚期通俗讀物的演變。寶卷印本之所以出現這種前後截然不同的變化,是由其文體屬性的演變決定的,而這種屬性的變化正是其晚期受到以小說爲代表的通俗文學影響的結果。     

蕭統《文選》文體分類及其文體觀考論——以“離騷”與“歌”體爲中心

日藏古文獻《二中歷·經史歷》記有一份三十卷本《文選》的文體分類以及其各卷帙構成的完整篇目,從目前所掌握的資料來看,其保留的極有可能就是《文選》編撰初始之舊貌。這份書目首先表明《文選》最初的文體實爲三十四體(三十三大體再加"離騷"),更重要的是,這份書目的出現還牽連到《楚辭》在六朝文體概念中所發生的變化以及晉宋樂府之流變等諸多文學史上的根源性問題,爲探討蕭統編撰《文選》之動機與意圖提供了一個新的切入點。     

姓甚名誰:後唐“同姓集團”考論

唐末五代時期,收養義兒是統治者招攬人才、鞏固統治的常見方式。不少將領即以義兒的身份成爲各集團的核心力量。然而在後唐政局中,有一個羣體與李克用諸義兒有所類似,他們大多出身降將,因種種原因被唐莊宗賜予姓名,其待遇、權力、影響亦與李克用諸義兒相仿佛,是後唐政局中的重要力量,可謂之"同姓集團"。唐莊宗在團結拉攏這批將領的同時,又通過整頓、閒置、"選諸軍驍勇者爲親軍"等方式限制舊部的權力,力圖超越過去部落、藩鎮的模式,打造一個中央集權的政府。但這些努力隨着唐明宗李嗣源的成功政變而宣告失敗。唐明宗面對這些"同姓集團",采取了改還姓名的措施;而對於尚有半獨立性質的李從曮等人,則將其姓名中的代表莊宗的"繼"改爲象徵自己的"從"字。名字的變動體現了對正統性的爭奪。李從珂更進一步,在其篡奪義兄李從厚的皇位之後,下詔去除諸王大臣名字中的"從"字,試圖獨占象徵明宗嫡支的行(5,表明惟有自己纔能繼承明宗的法統。     

清代旗人官修家譜檔案述論

有清一代,清廷出於選官、繼承以及掌控旗人人口的需求,曾經采用官修方式編撰旗人家譜,大規模介入並統一管理旗人家族人口檔案。這種官修家譜體制自清初即開始實施,經過雍正、乾隆時期的發展和完善,一直持續至宣統末年,産生了數量龐大、保存完整的旗人家譜檔案,内容涉及整個八旗體制下的各類旗人羣體。旗人家譜與八旗世爵世職制和八旗户籍管理制度緊密相關,可分爲承襲册型家譜與户籍册型家譜兩類,二者雖形式有異,在功能上卻有内在相關性。這批家譜在呈報、編纂、審核和保管等具體環節中,滲透了清王朝對八旗特定人羣的强烈干預與嚴格控制,是判斷旗人身分以及諸多制度實施的重要法律依據,其内容、性質、功用與同一時期民間"家自爲書、人自爲説"的私撰家譜迥然有别。目前學界對這批卷帙浩繁、内容豐富的旗人家譜檔案缺乏系統的認識,在先行研究中,對其文本性質尚無明確界定,本文試圖通過對旗人家譜檔案的文書形態、法律效用和官修性質的分析和梳理,將相關研究引入到更爲開闊的視野和空間。     

嚴嵩與明中葉上層文學秩序

生前享有很高文學聲望的詩人嚴嵩,身後因其姦臣的政治身份,在明代文學史中處於失聲的狀態。其實,嚴嵩的文學研究價值,並不在具體的詩歌造詣,而在他作爲正德文壇新秀和嘉靖文壇領袖,在整個明中葉上層文學秩序變動中的關鍵作用,及其對於重新認識姦臣與詩人這兩種身份的典型意義。他早年游離於茶陵派與"前七子"之間的文學經歷,爲他晚年持文柄及處理臺閣與"後七子"的關係,提供了有益的經驗。而他晚年對"文柄"與"史權"的態度,又迥異於徐階、王世貞等人的常規思維。但他對日漸勃興的公衆文學世界中庶民書寫之力量,未有足夠的重視,以致一些異見文人借戲曲、小説等俗文學的書寫,繞過傳統的史官之筆,完成了對嚴嵩姦臣形象的塑造。此爲文學媒介變革對古代上層文學秩序與權力的重大衝擊,嘉靖、萬曆年間正是關鍵之節點。     

從“京觀”到佛寺——隋與唐初戰場屍骸的處理與救度

<正>生與死,可能是人類面臨的最大的問題。在中國中古史領域中,與死亡相關的課題已從許多不同的角度展開,如禮制史角度出發的喪葬制度的研究(1),從考古學入手的帝王陵寢與墓葬的關注(2),又如對死後世界觀的考察(3),當然也有從新文化史角度進行的整體解説(4)。近年來,隨着身體史與生命醫療史研究的展開,屍體也成爲一個重要的研究對象,例如李建民先生就討論了中國古代的"掩骴"風俗(5),陳昊先生則討論了隋唐時期城市中的屍體與疾疫     

山川定界:傳統天文分野説地理系統之革新

自漢代以來的傳統二十八宿及十二次分野學説均采用十三國與十二州地理系統,因其無法與歷代政區地理建置的沿革變化相適應,致使這一經典的分野體系在流傳中日益顯露出其固有的缺陷。因此,至隋唐時代出現了革新傳統分野説地理系統的呼聲,相繼出現了古九州系統以及一行山河兩戒説,爲後人所稱道。這兩種新的分野説均旨在按照山川自然地理格局畫定分野區域,從而體現出一種不受朝代更迭和地域變遷因素影響、持久普適的文化地域觀念。     

膳夫山鼎與周厲王在位年數

據南陽出土仲爯父鼎等,知周夷王有未嗣位長子監伯,其後爲監氏。監伯女監姬嫁新宮叔碩父,生子名山,作膳夫山鼎。鼎銘紀年爲三十七年,記山任爲王司飲酒職務。由監伯以下年齡估算,三十七年只能屬於周厲王,從而證明《史記·周本紀》厲王年數是正確的。     

李观年谱及作品系年

李观是中唐时期古文家,以文驰声,知名当世。本文对李观的家世、生平作了粗略的考证,并对部分作品进行了系年,以便更深入的了解他的创作思想和背景。     

清代博爱李自奇卖地契李仲买地契的史料价值

李自奇是李牟的父亲。李仲号大亮,是李岩的二哥。康熙元年李自奇卖地契,十二年李仲买地契,与康熙五十五年《李氏家谱》中有关记述可相互佐证,既为研究清初豫北土地买卖提供了具体资料,也为研究明末李自成军中的李牟、李大亮提供了佐证资料。     

安南后黎朝北使使臣的人员构成与社会地位

安南后黎朝崇尚和仿行中国文物制度,与中国封建王朝保持较密切的宗藩关系。黎朝向中国明清派出了大批使臣,这些使臣一般以汉学修养深厚、科举中格的士人充任,他们承担并完成出使中国的各种使命,为中越两国的友好关系和经济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北使成为黎朝士人向上流动的有效渠道,北使使臣在黎朝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     

明代延绥镇长城的修筑及其地理意义

本文对明代延绥镇长城的"二边"和"大边"的修筑时间、地点、修筑者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指出"二边"长城为余子俊督修,时间为成化九年(1473年)三、四月至次年的三、四月之间;"大边"长城则为文贵主持修建,时间在弘治十七年(1504年)九月至正德二年(1507年)四月之间。"二边"长度为2013里(明里)195步,约合1183.4公里;"大边"长度为1087里(明里),约合639.2公里。延绥镇长城的修筑过程与明代西北边防方略的发展过程密切关联,也间接反映了边地卫所土地屯垦的变化,对研究历史时期陕北长城沿线环境变迁具有重要意义。     

武德年间的唐突关系与玄武门之变的爆发

武德年间的唐突关系影响深刻 ,甚至决定着高祖朝的政局走向。李世民在唐突关系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他既是唐朝与突厥接触、联络的关键人物 ,又是唐朝对付突厥的重要军事将领 ,同时还成功地利用自己与突厥贵族的交情以及突厥的军事入侵 ,长期保持对军队的影响和控制。玄武门之变的爆发与高祖改变对突厥的政策、弃而不用李世民有关。     

陝西神德寺塔藏經洞出土文獻Y0001《金光明經》卷第二爲唐人寫經考

本文在整理原件的基礎上考證了陝西省神德寺塔出土文獻Y0001號寫經卷子,證明這件以往被鑑定爲＂元明時期＂、＂金元時期＂的作品其實是唐人寫經;因其避唐太宗李世民諱而＂民＂字缺筆,故其書寫的時間上限是唐太宗李世民登位的貞觀元年（627）,下限是五代後周恭帝顯德七年（960）;因其不避唐高宗李治諱而直書＂治＂字,故其準確書寫時間可有幾種不同的推測。     

非基运动与民国上海大学师生群

民国上海大学对1922—1927年的非基运动具有重大影响。不仅促成运动在1924年8月的"复活",且使其在同年底发生从宣传到行动的重要转折,推动该运动成为一项全国性运动。相当一批非基运动中的活跃分子具有上海大学师生和中共党团员的双重身份。非基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共借助上海大学这一革命平台成功领导的一场社会运动。上海大学的个案集中显示了由师生关系和社团组织两条路径共同形成的革命性、开放性的群体对非基运动乃至整个早期中共学生运动的影响。     

1900年李鸿章与佐佐友房会晤考论

庚子年李鸿章于两广总督任上奉召北上,中途在上海期间曾与日本国会议员佐佐友房会晤。此事在近代中日关系史上颇具意义。综合利用中日文献钩沉这段历史,可知义和团事起后,李鸿章最早向日本做出了外交试探。抵沪后,他又策划派亲信杨崇伊搭乘日舰代行入京,从事秘密联络。他与佐佐友房的会谈,涉及义和团事件善后及日舰护送杨崇伊北上诸多问题。作为人所共知的"亲俄派"人物,李鸿章在对日外交方面多有表现,但是其"亲俄"色彩为日所忌,沪上外交也无奈地附着了浓重的国际政治阴影,仍以无果而终。     

Beyond restoration: problems of imperial power in the 1870 famine relief efforts in Zhili

Based on a close examination of the 1870 government famine relief efforts in Zhili, this study reassesses some significant changes in Qing state power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Most previous research has sought to explain receding state power as a response to mounting pressures from an activist society. The famine relief efforts of 1870 demonstrate a less well‐known but equally important aspect of the problem. While social pressures had undoubtedly worn away at the 200‐year‐old state machine, they also stimulated responses from it. While local activism had indeed taken over the levers that had slipped from the imperial government's hands, the challenges it presented jump‐started the state machine, tightened its screws and set it on the path to restoration. In 1870, Imperial Commissioner Li Xingrui, under orders from his superior, Governor‐General Zeng Guofan, executed a textbook operation of famine relief in Zhili. Challenges arose as wealthy locals wrestled with Li for control of the relief operation; government officials, too, sought private gain. Nevertheless, the commissioner and his superior conscientiously followed the Qing statutes, warded off these various challenges and completed the relief work. The display of state power during the operation was impressive, and was sweetened by a bureaucratic culture that condoned semi‐legitimate personal gain in public affairs. The pairing of “stick and carrot” redirected the challenges to the operation from wealthy locals into a channel unique to China: an activist elite who sought to fulfill their ambitions by working within the existing system rather than by breaking away from it. Thus, Qing state power not only proved reasonably resilient in times of crisis, but also offered some hope for the successful building of a modern st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