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間“子司”詞義轉换與中古行政體制轉型

在唐代尚書省六部二十四司體制下,"結銜以本部者爲頭司,餘爲子司"。以尚書吏部爲例,吏部司爲頭司,其餘司封、司勳、考功三司皆爲子司。但是至南宋初年,"子司"詞義已發生明顯轉换,不再適用於尚書省諸司之間,而是適用於尚書省(主要指六部)與寺監之間。這一詞義轉换與中古行政體制轉型有直接關係。唐前期尚書省"頭司—子司"體制的確立,是尚書機構在向外朝宰相機構發展過程中不斷調整自身結構的結果,代表的是"南北朝相承之舊局面"的結束。唐宋之間"子司"詞義發生轉换,則是新尚書省體制的開端,並爲調整尚書省—寺監關係帶來了新的契機。嚴耕望以政務機關、事務機關來定位尚書六部與諸寺監的職能及關係,對應的是三省制下以政務處理程序分工和分層處理爲特徵的政務運行機制。在此機制下,六部與寺監雖然在某些環節上構成了某種意義上的下行與上承關係,但就國家政務處理程序而言,兩者之間並未直接構成必不可少的政務運行環節,因而它們之間並非上下級關係。唐前期四等官體制確實有繁冗迂回之弊,容易影響行政效率。行政體制的這個内在矛盾推動了使職系統的發展、成熟。儘管使職差遣體制帶着"不經"、"非久"等權宜色彩,但絲毫不影響其事簡而權專的效率優勢。即便宋神宗在"正名"與"正實"的口號下試圖重新恢復尚書省,也只能在使職差遣政務運行機制的基礎上進行改置。這樣,在名義上是以《唐六典》爲藍本而重建的元豐官制中,尚書省、寺監間並未恢復唐代三省制下的那種關係,而是直接繼承北宋前期使職差遣體制下的"本司—子司"關係。嚴耕望所謂六部與寺監的上下級關係,至此纔真正確立。     

清季三司两道改制

清末仿行宪政,由皇朝体制转为立宪官制,内外相维的设制须相应改为上下贯注。作为清代省一级行政主体的司道,是理顺上下关系的重要关节。受制於财政困窘及内外官制改革不同步,司道改制最终放弃了全盘更新的方案,改为旧制框架内进行调整,设置三司两道。尽管司道改制类型不同、各地进展不一,却均以归并局所、裁撤旧官为基础,实行分科治事,逐渐推进政体变革,扩展了社会职能,成为民初省级行政架构的雏形。     

論元和三年制舉案的過程與性質——兼論“牛李黨爭”的起因

元和三年制舉,牛僧孺因反對削藩被選爲對策第一,是"放棄河北"的集體意識與反對削藩勢力對主戰派的抗爭;因此引起主戰的憲宗以及李吉甫、吐突承璀等人不滿。《舊唐書》此案相關記載中,憲宗態度比較曖昧;《通鑑》則對憲宗形象進行維護,將一切都轉嫁到李吉甫身上;《舊唐書》、《通鑑》遺漏、改寫了一些重要細節;《新唐書》則明確書寫了憲宗的不滿,代表了修史者的看法,是較爲合理的。《唐會要》、《太平御覽》、《册府元龜》的記載,較爲真實地還原了事件的經過。     

南朝州佐制度的演進與變革——以梁朝州佐制爲中心

<正>南北朝時期是州郡縣三級行政制度發展的重要歷史階段,各政權在制度建設上雖依循魏晉舊制,卻又因南北分治而殊途。其中,州級行政機構在這一時期變化最爲劇烈,並對當時的政權結構産生深遠影響,學術界也對此進行了多方面研究,成果頗豐。~(1)不過,需要指出的是,關於這一時期州級行政機構的研究多集中於刺史制度,對於下級     

唐宋尚書省符形態考論

唐代尚書省符是以“尚書省”爲發文機構,由諸司郎官署位的下行文書,用以指揮公事或轉發制敕。宋元豐改官制以後,尚書省符雖然延續由諸司郎官署位的慣例,但其發文機構已變爲“某司”,故宋人一度沿唐制將省符稱爲諸司符。不過,與唐代省符運作以省、司爲中心不同,元豐以後省符運作以省、部爲中心。而且,就現有資料來看,進入南宋不久,諸司符就已不見於史籍。因爲在當時人,尤其是南宋後期人看來,省符的主體應是尚書六部,所以徑稱之爲部符。與此同時,六部印也從原來唐代尚書省諸司印中逐步分化出來,以區别於諸郎官廳印記。這都反映出唐宋之際六部在尚書省政務運行機制中走向實體化的轉捩點爲元豐改制。     

論順治十七年分江寧撫屬奏銷案

朱國治在江寧巡撫任上發動的奏銷案是清初重大歷史事件,雖屢經學界探討,然種種細節仍有待發覆。本文在發掘、整合新舊材料基礎上認爲,該案與明清奏銷制度息息相關。進而根據考證,認定該案名稱當爲"順治十七年分江寧撫屬奏銷案";並從錢糧清查與奏銷制度建設、區别"三欠"民欠、清廷政策轉向、官員考成嚴苛化及朱國治個人因素等方面考察發案原因;繼而詳考該案所應用的則例及案發的詳細過程。在詳細探討韓世琦對江寧撫屬奏銷案的繼續推進和清查工作基礎上,對清廷清理該案細節作出揭示。同時考察該案罹案人員在案發後的種種經歷,兼及部分人員艱難的起復過程。然後從審計制度建設、江南行政體系調整及財税制度建設三個方面具體探討奏銷案的影響,進而認爲該案對社會發展具有利弊相參的作用,一方面嚴重打擊江南士紳階層,另一方面則促進清廷諸項制度建設,並一定程度地維持了江南的穩定,標誌清廷對江南的征服,已由軍事或政治手段,轉化爲經濟與政治相結合。     

平原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关於輝縣百泉修建療養院破壞古蹟情况報告

查輝縣百泉爲我省名勝首區,所有建築,大體和萬壽山類似。此次我省衛生局爲修建療養院,佔用了百泉蘇門山南麓整個風景區正面地帶,正是人民大眾登臨遊覽的處所。計東西約一百六十米,南北最長處六十七米,多爲舊日古蹟與建築所在,在修建中遭到很多破壞,嚴重違反我人民政府保護文物古蹟政策。查中央政務院政文董字第三十五號指示:凡全國各地具有歷史價值的文物建築,均應加意保護,嚴禁毀壞;如確有必要拆除或改建時,必須經當地人民政府逐級呈報各大行政區文教主管機關     

隋唐丁中制探源——從敦煌吐魯番出土户籍文書切入

正史中首次明確記載的丁中制是西晉武帝平吴後＂户調之式＂的＂丁中老小＂劃分,而最爲完整的＂黄小中丁老＂之制,傳統認爲形成於隋朝。據傳世史書的記載,我們只能了解丁中制發展中的幾個關鍵點,而借助敦煌吐魯番新舊出土的户籍類文書,即可發現晉以降的丁中制在十六國、北朝等不同時段的發展脈絡。西晉制度向隋唐演進之主流,在北朝而不在南朝...     

論漢魏六朝七言詩歌的源流及其與音樂的關係

七言作爲韻文體,在漢代已被廣泛使用,但作爲詩歌的一種體裁,卻至南北朝後期纔開始流行,盛唐以後方成爲詩歌的主體。這是由漢魏六朝的音樂體制決定的。漢魏六朝的詩歌史,經歷了由歌謡到樂歌,再到徒詩的演變進程。七言徒詩是從七言歌詩中發展過來的,早期的漢至晉宋的七言詩歌都是歌、舞詞,主要是由句句入韻與雜三七言這兩體構成,這兩體都不能成功地轉化爲大宗的徒詩體,這是由漢魏舊樂體制所制約的。南北朝後期,在新的音樂體制中,七言詩流行,隔句押韻的七言歌曲流行,並由此迅速孕生徒詩七言體。到了隋唐燕樂時代,七言已經成爲歌曲主體,同時在徒詩體中七言也逐漸成爲詩體的主流。     

由“邦”到“天下”——秦“邦”更名所見制度變革及其意義

秦始皇二十六年結束了長期以來的諸邦並立,秦自稱由"邦"轉變爲"天下"。在這一歷史發展及理念變革的影響下,秦對有關"邦"職官、名號的變更不只是稱謂上的變化,實際上還反映了相應的制度變革。其中最突出的是邦尉的更名。秦統一之際邦尉更名爲太尉,並將邦尉執掌中縣道軍事的職能劃出歸於新成立的中尉;郡邦尉原本爲中央邦尉派駐於郡内的吏員,秦始皇二十六年郡制變革中更名爲郡尉,成爲郡級三府之一。秦對郡縣道及中縣道區域行政體制的變革是在領域範圍擴大、官僚機構擴充、行政層級增加的形勢下采取的整齊化舉措,也是君主集權推動下的産物。     

Spies and Postmen: Communications Liaisons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Qing Bureaucracy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the “communications liaison” (titang guan)—an official category little acknowledged in past scholarship on the late imperial Chinese state. Communications liaisons stationed at garrisons and administrative seats compiled intelligence and news reports for supervising officials in distant locations. In Beijing, capital liaisons compiled documents into court gazettes and supervised the distribution of documents, seals of office, and imperial gifts to the provinces. Besides these responsibilities, capital liaisons acquired reputations for following personal and patronage agendas that undermined the integrity of the bureaucratic state. Longstanding financial and administrative inconsistencies within the Qing bureaucracy induced liaisons to misbehave. Still, characterizations of liaison malfeasance transformed over the course of the dynasty due to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s includ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new communications systems, the standardization of provincial administrations, and the expansion of office sales. Whereas liaisons in the early and mid-Qing periods were parties to political exchanges among the bureaucratic elite, by the dynasty’s waning years, liaisons provided services for the larger population of bureaucratic personnel. The liaisons’ transformation from spies into postmen, as seen through the eyes of official critics, offers an opportunity to evaluate the impact of major changes in the Qing bureaucracy upon some of its least known officeholders.     

辛亥革命时期的省制纠结

辛亥各省光复政权乃至民初政府的省制,多在清末外官改制和各省独立自治的基础上加以变通,共和制下如何确定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省制成为关键。民初朝野舆论相持最久、困扰最多的省制方案与争论,不宜单从民主与专制较量的角度立论,还应考虑时人对国家统一的向往与对分裂的隐忧。中国历史文化中,分合与治乱兴衰紧密联系。省制模式中集权与分权、官治与自治的平衡取舍,既与民主、专制相关联,也与统一或分裂的抉择相始终。由于以省为地方自治层级范围过大,东西方各国无此先例,单一制与联邦制均不适合,民初省制因此成为本土国情与域外制度纠结甚深的焦点。这一难解的症结,或许仍将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产生深远影响。     

清代湖北、湖南两省的形成——兼论分闱与分省的关系

清代湖广分省与清代省制的变化息息相关,分省标准和时间在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论。从湖广左、右布政使司分驻到改名,再到分闱,巡抚改名,湖广分省经历了漫长的过程,直到乾隆中后期,地方志与中央官修史书开始重新构建湖北、湖南两省形成的标准和时间。湖北、湖南两省的形成时间不能简单地以某个时间点来断定。     

清代江南省分治问题——立足于《清实录》的考察

清代的省级建制,是由督抚藩臬等职官共同组成的行政实体,牵涉地方军民财赋等多方面的建设。江南省之分治,安徽、江苏两省之最后形成,是一始于顺治、终于乾隆的漫长动态过程。但其分治大局,于康熙四年十一月(1666年初)凤阳巡抚正式裁撤,其所辖府州分隶安徽、江宁两巡抚后即已确定。其后安徽、江苏藩、臬两司的调整,均系为适应这一格局而作出的"微调"。晚清同治、光绪年间,又有变更两省疆域的建议或建立新省的举措,乃是其体制未能完全"允协"的余波。     

19世纪越南政区的时空分布与变革特征

19世纪越南阮朝统治者的改革,导致其政区时空分布发生变动。政区数量在1840年达到巅峰,其中高层政区数目最为稳定,统县和县级政区数目前后起伏较大。数量变动影响了政区密度和管理幅度,缓解了高地和低地政区设置失衡的局面。嘉隆改革的特征是淡化了政区的军事色彩,明命改革的特征是对清朝省制引入与调适,此后的统治者没有实施大规模改革,只是进行了修补性调整。     

太平天国运动后江南驻防的恢复与重建

太平天国战争结束后,清廷和江宁将军都急欲恢复江南驻防旧制。但在筹建旗营兵房和筹补旗兵缺额时,地方督抚常以资金匮乏为由拖延执行清廷的谕令,敷衍江宁将军的重建要求,直到光绪二十四年八旗兵制改革,江宁驻防旧制也未能完全恢复。究其原因,既因为太平天国运动使得晚清的财政制度发生了巨大变革,以督抚为代表的地方政府有了很大的财政自主权,不愿意以地方所筹之饷长期供养驻防八旗,也因为驻防八旗所要恢复的以骑射为主的旧制与两江总督希望建立的以新式枪炮为主的军队新制相比落后时代太远。研究江南驻防的恢复与重建,有利于加深对晚清中央与地方、满与汉关系的理解。     

清代川东道的辖区与职能演变——兼论地方行政制度中道的性质

川东道是解读清代地方行政制度的典型范本。通过考察,再次证明了道由一种临时性的藩臬二司派出机构,逐渐演变成有固定辖区和治所的府以上省以下的地方行政区划和机构。因应时变、灵活性和敏感性,使得川东道在晚清被附加了很多原本不相关的职能。尽管它本身不是一个完全近代化的职官,但由于府以上省以下的空隙过大,这种中层地方机构,在中国历史上始终是需要的。     

Presidential Management of the Bureaucracy and the Johnson Presidency: A Preliminary Exploration

Drawing upon documentary sources and interviews with administrative officials, this article takes a broad look at presidential management of the bureaucracy during the Johnson presidency. The various managerial techniques used by President Johnson are examined, along with some of the purposes of presidential management. Contrary to the historical stereotype, Johnson was a managerial activist who had a substantial impact on the bureaucracy and “permeated” it by his many actions     

民国时期的行政督察专员制度及其知识背景

行政督察专员制度是南京政府于20世纪30年代初所创设、后逐渐在国共各治区推行和实施的地方层级制度,对当代中国地方政府制度也产生重要影响。该制在民国时期随着国内局势的重大变化,在抗战以前、抗战时期和抗战胜利以后,相继发生了相应的变迁,在国共各治区也有不同的特征和命运。在行政督察专员制创设和演变的过程中,也不应忽视其与学术界流行的相关知识、观念的关联。     

湖滩争夺与省界成型——以皖北青冢湖为例

在传统地方史志的记载中,对于一个行政区疆域的记载往往是以"四至八到"的形式来表示的,依照这种粗略的记载,在很多地区根本无法准确的划出政区之间的边界。在各级政区的边界类型中,又属省界的地位比较特殊。对于省界争端的处理往往会面临"属人主义"和"属地主义"两种原则的抉择,而争端的处理过程其实体现了中央政府、省政府、基层政府与普通民众之间的多重复杂、互动的关系。民国时期青冢湖苏皖省界纠纷的处理过程正是体现了上述关系,并且展现了原本模糊的省级政区界限逐渐演变为精确的几何界线的动态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