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联为外援"到"永久大患"——李鸿章对日观演变浅论

1870年李鸿章任直隶总督稍后兼任“三口通商大臣”,这一特殊位置使李实际进入权力中枢,使他从“地方官”开始登上国家外交舞台,参与全国性外交战略、政策的制定。他履任不久,对日外交就提上议事日程。这是他首次直接参与、经办全国性外交活动,因此值得重视。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说,李鸿章的外交、甚至政治生涯的最大失败是最终败于对日交涉,所以对李参与的中日外交的“开端”,他的“对日观”的演变,尤需详细清理。对日本的明治维新,李鸿章一直十分推崇,并且他认为日本与中国一样同属受西方列强压迫的东亚国家,因此起初一段时间他认为可与日本“联为外援”共同抗拒西方列强的侵压。但后来在处理日本侵台的事务中,他的“对日观”渐渐发生变化,最后得出了日本将是中国“永久大患”的结论。     

贤相子产的为政之道

春秋后半期,周王室衰弱,诸侯兼并,战事频繁,天下大乱。曾经有“春秋小霸”之誉的郑国已经国势衰微。当时晋楚争霸,郑国夹在晋楚两国之间,为两国必争之地,处境十分困难。因遭受晋、楚军事和经济上的压迫,致使民穷财尽,盗贼蜂起,甚至戕杀执政,威劫国君;同时卿族专横,互相嫉妒,内乱迭起。     

李鸿章特别基金的由来

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在清政府中官居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集外交、军事大权于一身,是清廷政界最炙手可热的人物。“李鸿章特别基金”这个名词则真实地记录了他在外交活动中投降卖国、见利忘义的丑恶行径。在1840年鸦片战争中,帝国主义的大炮轰开了中国封闭多年的大门,对外战争的接连失败和随之订立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标志着中国一步步地陷入半殖民地的境地。天朝大国的土地     

五四运动与商人外交

商人对五四运动的参与活动,可以说是一种商人外交活动,也具有民间经济外交的意义。五四运动的特殊国际和国内环境,使这次商人外交达到了新的水平,从萌芽阶段进入到基本成熟阶段。以五四运动为界,商人的外交活动有明显的进步,由被动变为主动、由间接转向直接、由依附走向独立,并日益趋向频繁化和国际化;商人的外交意识进一步强化,其出发点由原来的谋求自身的国际商务合作和作为政府的外交后援,日益发展到争取国际和平平等关系、自主开展外交斗争、获取中国应有的国际待遇,并由“在商言商”观念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观念转变。商人外交活动的特点表现出渐趋成熟的趋向,在组织上由自由联合转向全国统一,在目的上由防御走向进取,在认识上由感性发展为理性,在手段上由经济上升到法律。     

正确还是错误?——李鸿章外交思想浅论

李鸿章是清朝末年的重臣,他主持清朝外交超过30年,是清朝晚期外交活动的核心人物。李鸿章的外交思想以及其奉行的对外政策对于清朝晚期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所参加的外交活动以及中外交涉构成了清朝晚期外交实践的主体。李鸿章代表清朝和西方列强签订的诸多不平等条约,对晚清中国外交的近代化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所以,我们深入研究李鸿章的外交思想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我们理解晚清外交,对今天也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春秋时期的第一次“弭兵盟会”考——兼论对“弭兵”盟会的评价

弭兵盟会,是春秋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它是春秋史分为前后期的标志。据《左传》记载,“弭兵”的盟会有两次:一次在鲁成公十二年(公元前579年),由宋国华元所倡导;另一次是在鲁襄公二十七年(公元前546年),由宋国向戍倡导。清人马骕评论这两次盟会的关系道:“宋前有华元而两霸之端起,后有向戍而两霸之势     

宋辽金元史籍简介(续)

六、《三朝北盟会编》 二百五十卷,南宋徐梦莘编。这是专记自政和七年(1117年)“海上之盟”至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金帝完颜亮攻宋毙命,上下四十五年间宋金交涉与和战的编年史书。所谓“三朝”,指宋徽宗、钦宗、高宗三朝。“北盟”是指与北方金朝的外交活动与和战。“会编”指明本书是一部史料汇编。全书分三帙:上帙二十五卷,记宋徽宗政和、宣和年间事;中帙七十卷,记宋钦宗靖康年间事,中帙末有诸录、杂记五卷;下帙一百五十卷,     

都是偷窥惹的祸

“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重耳大家都不陌生,他在当上国君前曾经到处流亡。当时,各国诸侯家族的重要人物,相互提供“政治避难”是家常便饭,因为保不齐哪天人家东山再起。按当时的“国际惯例”,对流亡来的贵公子通常会以礼相待,但各国君主的人品修养不一样,态度自然也有差别。     

子贡总算保住了鲁国

春秋时期,诸侯割据,战争频繁。 齐国是个大国,齐简公做国君的时候,拜陈恒为宰相。陈恒生怕国书和高无丕这两个大臣同他争夺权位,便怂恿齐简公派他们出去打仗,进攻鲁国。     

赵武灵王墓考

赵武灵王(前340～前295),名雍,战国时赵国第六代国君,公元前325年至前299年在位。他执政以来,励精图治,锐意改革,大胆推行“胡服骑射”,远攻林胡,近灭中山,使赵国迅速成为战国后期的中原强国。为了集中精力谋划统一大业,他提前退位称“主父”,传位于次子何(惠王)。公元前298年,与何出巡沙丘宫(今河北广宗县大平台村)。原太子(长子)章发动政变,大臣李兑及公子成(奉阳君)率兵平叛。赵章败逃主父宫,李兑搜宫杀章,因惧怕主父降罪而继续围宫三月余,赵武灵王饿死沙丘宫,逝年45岁。此即历史上的“沙丘宫变”。     

“染指”一词背后的郑国王位争夺

<正>对于“染指”这个词,当代的人们再熟悉不过。然而,人们在说“染指”、用“染指”的同时,却很少有人知道它的来历和它背后血腥的王位争夺。“染指”夺王命要说起“染指”这个词的由来,就不得不从春秋时郑国的国君郑灵公说起。公元前606年,郑缪公死了,他的儿子姬夷继承了君主之位,这就是郑灵公。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的奕(訢)

奕訢是晚清朝政中一位资深人物。在他当政期间所采取的一系列的举措,如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建议设立一个系统的独立的机构来管理对外事务——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可以说是开了晚清外交近代化风气之先。以奕訢为代表的统治阶层开明之士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晚清外交从传统走向近代的进程,并通过长期客观务实的外交实践和反思,推动了晚清外交和外交体制的近代化演变。本文旨在通过从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奕讠斤被受命为钦差全权大臣同西方列强谈判的过程中其外交思想的渐变,探究其在《北京条约》签订前后外交思想渐变的深层原因和种种表现及对晚清外交的影响。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的奕

奕是晚清朝政中一位资深人物。在他当政期间所采取的一系列的举措,如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建议设立一个系统的独立的机构来管理对外事务——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可以说是开了晚清外交近代化风气之先。以奕为代表的统治阶层开明之士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晚清外交从传统走向近代的进程,并通过长期客观务实的外交实践和反思,推动了晚清外交和外交体制的近代化演变。本文旨在通过从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奕被受命为钦差全权大臣同西方列强谈判的过程中其外交思想的渐变,探究其在《北京条约》签订前后外交思想渐变的深层原因和种种表现及对晚清外交的影响。     

春秋“小霸”郑庄公的崛起之路

<正>一、际会风云：郑国发展走上快车道郑庄公是春秋初年郑国的第三代国君,他在历史上的最大作为,是通过各种手段,使得西周末期才立国的小小郑国,在春秋初年率先崛起,“小霸”天下,一鸣惊人。郑国在春秋初年脱颖而出,率先崛起,绝非侥幸和偶然。这首先是当时整个战略环境为其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时机。周平王东迁洛邑之后,周王室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     

中国商会代表团参加太平洋商务会议述论

太平洋商务会议不仅是一次比较完整意义上的商人外交活动,而且是中国商人外交继五四时期之后的又一次跨越。这次会议由联太平洋协会这一国际商人外交组织发起,由太平洋地区各国工商界所派代表参加,对中国商人来说是第一次直接的国际商人外交活动。通过这次会议,中国向世界发出了要求国际和平,反对政治侵略,希望太平洋各国建立真正友谊的呼吁;阐明了中国商务发展的障碍,以及建立平等国际经济秩序的必要性;宣传了中国工商业发展情况,消除国际上对中国商务状况的误会;提出了开发资源、发展交通、增进国际商务合作的主张。会议通过了许多有利于中国的议案,推进了中国工商界联美制日的外交策略,也增进了中国商人走向世界的意识。     

北京政府的修约与废约及其评价——以顾维钧为主的考察

北京政府一直被人们评价为执行媚外政策的政府,但是北京政府在以顾维钧为代表的近代职业外交官主持外交部的情况下,利用他们学到的国际法的有关知识,为改善中国的国际地位而努力。北京政府的修约与废约与顾维钧、王正廷等的外交活动贯穿始终,北京政府的外交活动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并且成为开启中国近代修约外交的第一个政府。     

巴兰德在中国

19世纪上半叶,德意志诸国已有经营东亚的企图,在华普鲁士商人的极力游说,媒体和学术精英的深切关注,终于促成普鲁士外交特使团的成行。作为使团的三个随员之一,巴兰德在签约谈判中扮演了一个要角。1875年他以驻华公使身份再度来到中国,直到1893年离开中国。他深度参与同光两朝的外交活动,与清廷枢臣交朋友。作为个性鲜明的外交官,他促进了总署大臣的观念转变;作为北京外交使团圈子里的活跃人物,他在驻京各国公使和总署之间起着重要的协调作用。即便在返回德国之后,他积极在报刊杂志上撰文,在制定对华政策上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巴兰德是中国近代史、中德关系吏上绕不过去的人物。     

"天王狩于河阳"地望考

“天王狩于河阳”,发生在公元前632年10月。当时,春秋霸主之一的晋公为了联合其他国家讨伐许、卫,召集了一次盟会,并强使周襄王参加,以达到“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目的。周天子贵为天下共主,而晋公仅仅是刚刚被封为侯伯的臣子,这在对“礼崩乐坏”深恶而痛绝之的孔子看来是不能直书的,因此他在编写《春秋》时就把此事隐言为“天王狩于河阳”。对于此事,我国的重要历史典籍均有记载,其中涉及地望的主要有以下几处：     

郙国历史地理探疑——兼论包山、望山楚墓的年代和史实

一问题的提出 1980年12月,河南固始白狮子地二号墓出土一件有铭铜剑,剑身有一行铭文“郙王(?)自做(作)承鍂(剑)”。据考古工作者分析,白狮子地二号墓的年代为春秋晚期,则此剑的制作当在春秋晚期或更早。关于剑铭之“郙”,学术界曾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认为,“郙”即“吕”,“郙王”就是“吕王”;“郙”在新蔡之“郙亭”,是古吕国后期的迁地。另一种认为,“郙”即“辅”,是《左传》所载的坛姓偪阳国,郙王剑应是春秋晚期灭于晋以前的偪阳国国君之佩剑。     

蒲安臣举着龙旗的美国大使

他是唯一担任过美国大使和中国大使的“双面大使”。他代表中国与自己的祖国——美国,签订了《蒲安臣条约》。他在欧美的一系列政治和外交活动,让清政府始料未及,应接不暇。在这个摇着龙旗的大使身后,是一段从“天朝”到“世界”的尴尬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