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如何深入的思考

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这与前辈学者的引导分不开。刘大年早在80年代初就提出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应以经济史为突破口,此后经济史的研究方兴未艾。章开沅则倡导社会集团史的研究,他指出：“在资本家个人和资产阶级整体(或其某一阶层的整体)之间,多做一些集团(如     

从世界的东端到西端——意大利特雷维索“丝绸之路-中国古代文明”展

意大利和中国,分处于古代世界的东西两端,有着深刻的历史和地理渊源。作为曾经雄踞世界东、西方的文明古国,两国为人类文明的进步作出过巨大贡献。很早,一条沟通东方和西方的商业贸易之路,就像一座桥梁将两国连接起来,东西方友好交往的历史也在这条路上衍生、发展和延续。但在许多世纪中,这两种文明各自发展,甚至对立和敌视。而在全球化的今天,需要我们在尊重多样化的同时,抛弃不信任,     

关于张学良“劝父不杀李大钊”的若干问题

时当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段祺瑞执政府3月19日以“假借共产学说,啸聚群众,屡肇事端”罪名,通缉中共北方区委书记和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李大钊等人。3月下旬,李大钊率中共北方区委和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机     

关于“唐碑亭”即鸿胪井碑的几个问题

日本对渤海史的研究启始于本世纪初的日俄战争。第一篇文章是关于旅顺口的“鸿胪井碑”。由于文献史料的缺乏,“鸿胪井碑”与战后发现的贞惠公主墓志、贞孝公主墓志就成为研究渤海史的重要金石文献。但是,“鸿胪井碑”现深藏在日本皇宫内,人们看不到。所以关于“鸿胪井碑”是个什么样子,碑文书写在碑石的哪个地方,总是弄不清楚。笔者有幸在近年新看到了关于这个碑石的资料,以此为素材,再次探讨“鸿胪井碑”的实体,及应给与什么的历史评价。     

关于殷周“天命”问题需要澄清的一点认识

<正>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指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王国维:《观堂集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31页)此论曾在学术界产生了重大     

关于中国古代海军史几个问题的再思考

哀公十年(前485年),吴徐承帅舟师沿海北上攻齐进行海战事,似难确认。襄公二十四年(前549),楚以舟师伐吴,是为史籍明确记载的第一次动用舟师的征战,但恐难排除此前已发生过动用舟师征战的事实,是故中国古代海军的产生(形成)时间,尚需进一步科学、准确论证。“海军”是个历史范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形态,称谓也有所变化。中国古代海军的主要称谓有舟师、楼船军、水军、水师等。     

关于中国古代青铜器中“纯铜晶粒”的问题

一件战国早期的辉县出土的鼎碎片用作金相组织的观察.在组织中发现有纯铜晶粒存在。观察的结果认为这些铜粒伴随着锈蚀而出现。在青铜组织中的富锡相中的锡较易被氧和氢氧根所侵蚀,于是发生一种反合金作用,铜被沉淀了下来。在样品的锈蚀程度上看,纯铜晶粒的形状,位置及组织均与此假设相符。故纯铜晶粒是一种锈蚀过程中的产物可暂行认定。     

一条有关“孙、黄初识介绍人”问题的重要史料

1905年7月,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两位巨子孙中山、黄兴在日本相会。对于是谁介绍孙、黄相识的问题,史学界众说纷纭,颇多歧异。概而言之,约有四说：其一,宫崎寅藏说。宫崎本人对孙黄初次会面多次做过详尽的描述。他说,1905年春孙中山自欧洲回到日本,经宫崎介绍,孙中山与黄兴初次会面于东京凤乐园,在座的还有张继等人。宫崎寅藏早在1897年就结识了孙中山,对孙的革命精神极表钦佩,此后曾多方面协助孙中山开展革命活动。1902年他又与黄兴相     

孙中山发行的“中国革命政府债券”史实考

《中国钱币》2006年第4期发表徐渊先生《百元债券百年纪：兼与（中华革命军第一票）作者商榷》（以下简称《徐文》）一文，讨论了该债券印发经过、所见品种，该债券为何要印英、法两种文字及镇南关起义前为何要将存港债券运往越南等重要问题。徐先生是钱币行家，文章占有一定史料，读后受益匪浅。但是，该文与其所商榷之文一样，似对关键史料未能全面掌握，而多以二三手资料为凭，所论难免与历史本相有所差距。     

“节流”与“开源”同样重要——对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一点思考

当前。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人民高举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正沿着强国富民的光辉大道阔步前进。中国经济正以前所未有的高速迅猛增长。同时,我们也面临着一个世界性的共同难题：如何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     

对大理州建设“民族文化大州”的一点思考

建设“民族文化大省”和“民族文化大州”,是当前边疆民族地区的流行话语之一,这种现象的出现一方面体出了大家对以往曾被视为“鸡肋”的民族文化价值的重估和肯定,体现出了某种认识程度的深化和思路了某种认识程度的深化和思路的开拓,另一方面也表现出了各地想借此推动边疆地区社会事业发展的热切愿望。     

对“陆军部关于派赴巴黎和会代表陆征祥等赴欧致驻日公使章宗祥电”的辨析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以下简称《汇编》）第三辑“外交”,正如编者所言,“其中不少史料是未公开发表的,是研究北洋政府外交活动的重要资料”,①为史学工作者提供了很大方便。但笔者在研究巴黎和会期间中国外交时,在运用其中某些资料时也发现一些问题,如不注意会给资料的使用者产生误导。本着知无不言的宗旨,在此就“陆军部关于派赴巴黎和会代表陆征祥等赴欧致驻日公使章宗祥电”作一辨析,缺点和错误,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该件档案原文为：“东京章公使鉴：陆总长赴欧,政府决定派梁少将上栋、吴少将振南为军事委员,并有王…     

以“特修斯之船”的方式思辨“可识别性”——关于中国文物保护实践的一点思考

从《威尼斯宪章》两款条文概括总结出的"可识别性"原则,在我国文物保护领域被广泛地接受和运用,并被应用于各类文物的保护。相较而言,世界范围内对其学理的探讨却自发表之初就从未停止。实践表明,文物种类不同,其可识别性措施迥异,对文物价值损减的影响程度也大为不同。从"特修斯之船"这样一个极端的哲学思考方式来探讨"可识别性",说明《威尼斯宪章》是一个特定时期一定群体的阶段性共识,有其特定的社会背景和历史语境。它仅仅是文物保护的一种理解、一种选择,但并不具有对于各类文物或者各种文化的绝对普适性,不应当在所有的文物保护中都刻意地体现这一原则。结合实践不断调整保护理念从而建立起系统、精微的哲学思辨体系,是文物保护理念持续健康发展的出路。     

关于“河洛文化数据库”建设的思考

本文从河洛文化的内涵谈起,阐述了河洛文化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地位,论述了“河洛文化数据库”建设的背景、文献收录范围、建设原则及建设方法,并构思了“河洛文化数据库”建设的结构。     

关于“中国古文书学”的若干思考

正近代以来中国古史学界发展出若干研究出土或传世文书的新学问,时代涵盖战国秦汉直至明清。虽然这些学问研究的对象多是文书,但却并没有形成和建立起自己的"古文书学"。2010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一些研究甲骨文金文、秦汉简牍、敦煌吐鲁番文书、黑水城文书、徽州文书的年轻学者倡导下,成立了"古文书研究班"。到2012年,召开了第一届"中国古文书学研讨会",标志着"中国古文书学"正式成立。"中国古文书学"从成立到现在已经过去了5年。在5年的实践中,我们对有关"中国古文书学"的成立背景、定义、研究范围、研究方法、性质和特     

关于“文化大革命”若干问题的再思考

关于“文化大革命”,学术界已经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在很多问题上取得了共识。但笔者认为,对如下问题仍有重新认识之必要。     

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及其他

理论界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关于“中国模式”的看法,许多看法甚至针锋相对,我们不仅要以平常的心态看待这些争论,而且对于这些争论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也要有清醒地认识。“中国模式”产生于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任何借“中国模式”否定改革开放的想法做法都是错误的,我们只有以更大的努力和决心推进改革开放,才能使“中国模式”健康成长起来。     

“日本籍中国人”的前世今生——“满洲开拓团”在今天的影子

2008年汶川大地震之后,在大阪中国总领事馆设置的灵堂前,一个普通日本老人让吊唁者感到了深深的震动。     

关于地方志工作“马拉松”现象的思考

首轮社会主义新方志编纂工作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迄今20多年来,经过各级党委、政府、各有关部门和广大修志工作的共同努力,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但也存在着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就是志书编纂周期过长的“马拉松”现象。时至今日,全国首轮修志工作尚未结束,有的省份仍把“首轮志书扫尾”作为2004年的工作要点。     

热游中国——“热”史话——关于“中国火炉”的那点事

夏天好象是从那枝开放得姿艳首迷的蔷薇花上开始的。 夏天是苍老了的春天,绿肥红瘦是它的主题。 夏天的太阳在眼底亮起一支不熄的火把,向日葵的颜色幻化着凡高的灵感,从浪漫到现实,让这个季节处处厚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