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宜阳北宋画像石棺

1995年12月,宜阳县莲庄乡坡窑村西发现一古墓被盗。经勘察为一土洞墓,墓道向南,直井竖穴,距地表深8.6、墓室东西长3.4、宽2.6、高2.2米。墓内仅存一画像石棺,棺两帮各刻画5幅孝子图,前挡刻画墓主夫妇饮茶图,后挡刻画收获图,盖上刻画繁密的卷枝牡丹图案,底四周刻画云朵。现简报于后。     

河南宜阳邵窑遗址史前彩陶的科学研究

为了解邵窑遗址出土的仰韶文化彩陶样品的形貌及其化学成分,我们使用超景深三维显微镜、便携式X射线荧光光谱对彩陶样品的黑色颜料、陶衣及陶胎进行微观形貌和元素含量的分析。研究结果表明,黑色颜料主要为铁的氧化物和锰的氧化物;陶衣细腻且含铁量高,可能是古代陶工对黏土进行了加工处理。本文对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彩陶颜料、陶衣及陶胎的元素研究,旨在为进一步探究史前时期不同文化彩陶颜料成分的科学分析及彩陶的保护修复提供科学的依据。     

试谈北宋汴京官窑

在当代学术界,对于北宋后期御制瓷器的身世,即北宋官窑存在的真实性至今未有定论。反对者以未见窑址或少实物和传世品难以界定为由,否定北宋官窑的存在。类似观点,曾经强加于唐代秘色瓷、北宋汝瓷等如今已释疑的名贵瓷种。从考据学的角度讲,以窑口的搜寻作为判断瓷种存在与否的依据,看似严谨,实为形而上学,不利于启发人们的心智,有碍学术发展。众所周知,因靖康之难和其后的黄河改道,致使河洛一带许多地面遗迹无存,探寻艰难事出有因。这就需要我们后辈研究者站在客观的立场去小心的求证。陈万里先生依据北宋徐兢“奉使高     

成都琉璃厂窑北宋窑工印记

本文通过对5200余件成都琉璃厂窑遗址近年出土采集的宋代圈足碗底窑工印记的分类排比研究,论述了它的商标款识属性,并指出这些印记不但为研究我国中世纪陶瓷器上的商标、标志、款识的始创和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实物标本,而且在陶瓷器底圈足内这一固定部位标署款识,给北宋以降(特别是明清时期)成为主流格式的形成无疑以重大影响。     

广西窑田岭窑出土北宋瓷片胎釉化学组成研究

利用能量色散X射线荧光、激光剥蚀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技术和超景深三维视频显微系统,对广西窑田岭窑出土北宋中晚期的瓷片胎釉进行成分分析和微观形貌观察。显微观察显示,样品胎釉结合不够紧密,瓷胎有杂质颗粒,釉层较薄。成分分析显示,样品的胎料具有高硅低铝的特点,可能来源于含钾量较高的一类瓷土;瓷釉为以草木灰作为助熔剂的钙釉。通过与同时期耀州窑瓷器胎釉成分的比较,发现二者虽在器形和装饰风格上相似,但瓷器用料、工艺存在显著差异,研究为深入探讨广西窑田岭窑瓷器的工艺特征和产地提供新的资料与信息。     

北宋赐茶初探

赐茶,作为皇帝笼络大臣的手段之一,北宋时期得到较大的发展,不仅赐茶的数量增加了、范围扩大了,而且形成了森严的等级制度。北宋赐茶之所以得到较大的发展,一方面与北宋经济的发展、茶叶产量提高有关,另一方面也是皇帝运用皇权密切君臣关系,使臣下竭力效忠于自己,以便巩固统治地位。作为皇权手段之一,赐茶基本上实现了统治者的初衷,但是,也带来了一定消极影响。     

北宋耀窑的牡丹纹饰及其成因

牡丹作为一种花卉,原史书记载并不多,自唐时才成为观赏植物并举国大兴“牡丹热”.白居易《买花》诗曰:“帝城春欲暮,喧喧车马度.共道牡丹时,相随买花     

宜阳鼎跋

秦俑博物馆2006年新入藏法国高美斯先生所献铜鼎一件(图1),上有铭文43字以上,十分珍贵。本年10月间,我与本馆考古队刘占成、张天柱、蒋文孝三先生亲自观察实物,摩挲良久,遂     

北宋嘉祐石经复原初探

北宋庆历至嘉祐年间,朝廷于国子监刊立石经,然不为当世所重,后又因战乱、水患等原因,石经逐渐沦亡,罕有残石、拓本传世。清代以后,残碑时有出土,学者为之著录、题跋,略述其碑式、行款、文字。今据已知残碑拓片及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所藏剪裱本,考证其形制与布局方式,并尝试复原部分经碑。再结合熹平石经"骈罗相接"的布局方式、开成石经的"跨书"现象以及广政石经所体现的"帖式刻石",揭示北宋石经对于汉、唐、蜀三朝石经在布局、形制上之继承。     

宣州窑瓷器初探

宣州窑是皖南地区的重要窑场。多年来,在皖南地区发现的宣城市山岗窑、小河口窑,泾县琴溪窑、窑头岭窑,繁昌县柯家冲窑、骆冲窑,芜湖县东门渡窑,铜陵市狮山嘴窑等唐宋时期古窑址均属于古宣州的地域范围,应为宣州窑的组成部分。从这些窑址来看,宣州窑应创烧于晚唐,兴盛于五代至北宋时期,在胎釉及装饰方面具有较为明显的时代特征:唐代烧造青釉瓷器,点褐彩装饰独具特色;五代时期,繁昌地区创烧了青白釉瓷器,胎体薄而细腻,部分精品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对景德镇窑的青白瓷烧造有重要影响。南宋以后,受周边地区景德镇窑、龙泉窑的冲击,宣州窑渐趋式微,最终走向衰落。     

北宋地方官员选任方式初探

北宋建立在唐末五代历藩镇割据、政权林立的历史教训之上,建国统治集团非常重视对地方官僚控制和制约。在加强中央集权的一系列的措施中,中央特别重视加强对地方官僚的管理,采取了特旨除授、相府堂除和吏部差注三种授官形式,以完善和规范地方官僚选拔和任用方式,体现了北宋官僚选拔与任用方式的革故与创新。     

广西永福窑田岭窑装烧具初探

广西永福窑田岭窑装烧具较为丰富,包括支烧具、垫烧具、装烧具等。通过对这些装烧具的分类整理,及其与广西周边一些重要宋代窑场相关装烧具的对比分析,可以发现窑田岭窑不同窑场的产品影响到所选用的装烧具。同时亦可知该窑与湖南地区的窑场联系紧密,也受到当地周边部分窑口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江西景德镇湖田窑青白瓷装烧技术的影响。     

唐长沙窑诗文初探

长沙窑主要窑口遗存(指分布于湖南长沙铜官镇一带的遗存)发现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1983年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后在长江流域、海上航线等考古工作中又陆续发现一批长沙窑瓷器。这些实物资料形象地勾勒了长沙窑器生产和传播的路线。迄今共发现各类器物达数千件之多。     

金与北宋战争爆发原因初探

在宋金关系史上,最初,宋徽宗同金朝皇帝完颜阿骨打曾订立“海上之盟”,建立了联合灭辽的“友好”联盟关系。在阿骨打统治时期,阿骨打始终没有进攻北宋的意图,在北宋没能按照海上盟约完成夹攻任务的情况下,他仍然将燕京(今北京)等地交给了宋朝,又特许了原来并没有许宋的西京(今山西大同)一带土地,只是没有来得及     

北宋前期山东地区的佛教结社初探

山东省济南市灵岩寺辟支塔上镶嵌的十方功德碑是研究北宋前期山东地区佛教结社的重要史料。北宋前期山东佛教社邑首领的名称比较复杂,虽有一定的层次关系,但不像国家官制的等级层次那样分明。其成员分布很广,多为乡村普通民众,也包含少量市户,比较常见的是以家庭为单位加入。它们多以地缘关系结成,比较多的是以村落为单位,一般是一村一社,也有的是一村多社;另有以乡村行政组织"管"或"乡"等为单位结成的社邑,表明北宋前期山东民众对乡村行政组织和国家具有较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北宋前期山东地区的佛教结社在名称和首领的称呼上与唐代以来佛教结社的发展趋势一致,但在僧人的参与和结社的内涵或相关活动方面却有自己的特点。     

北宋东京内城里坊布局初探

北宋东京内城共有4厢46坊,其中的太平、乐台、新昌等21坊的相对位置已确定,另有22坊的框架被勾勒出来,以待日后补白.内城各厢里坊之间面积差别较大,坊内除民舍之外,尚分布有众多的衙署、官营手工业作坊等公共机构,形成了"官私杂处"的局面.宋皇城南御街两侧中央衙署的规划,开启了明清时期北京"千步廊"两侧为中央六部的先河.     

史述详略之间:北宋大朝会初探

大朝会是古代朝会中最为隆重的仪式,凸显出以皇帝为绝对核心的礼仪构造,其仪制分为朝见仪与宴会仪,前者体现君王威仪,后者凸显君臣融洽。通过《文献通考》、《宋史》等基本史料,可以梳勒出北宋大朝会发展的三个重要阶段,分别是太祖太宗时期、仁宗天圣年间以及神宗元丰年间。史述之"详"点明了北宋大朝会的重点所在,"三阶段"以外的其他各朝也并非可以忽视;史述之"略"则为考察"三阶段"的发展提供了整体的广阔视野。重新审视史述的详略,可以更好地考察北宋大朝会发展的较为全面的分期形态及特点。     

战国宜阳故城调查简报

宜阳位于河南省西部洛河中游,商山,阪山之间,素称“商阪之塞”。夏、商、西周时属豫州,春秋时归晋,战国时属韩。战国宜阳故城,位于今河南省宜阳县城西25公里韩城乡东关村与城角村之间。该城为战国时韩国的名城大邑,韩昭侯的封地,系韩国西部之军事重镇。它东望洛阳,西出商阪、函谷,是东西往来的要塞,且背山面水,形势险要,乃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据《战国策》、《史记》等史书记载,战国时期秦、     

新会官冲窑成因初探

新会官冲窑是广东的著名唐窑,以生产日用青瓷为主,产品大量外销。本文拟对官冲窑所在地的政治、经济、技术、交通、资源、市场等客观条件进行分析,研究窑场兴建和发展的有利因素。     

广东潮州枫溪窑瓷初探

长期以来,广东潮州枫溪窑的一些瓷器,由于在胎质、釉色、纹饰等方面,与福建漳州窑的瓷器近似,因而流散在社会上(其中集中流散和收藏在潮州、漳州、台湾三地和南洋一带)的此类白釉泛黄、开细碎纹片的瓷器,存在着难于分辨潮、漳窑口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