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洪武18年吏部尚书余火气受诛问题的研究

洪武十八年,国子监助教金文徵欲排挤国子祭酒宋讷,以宋讷年老、受贿等因告之时任吏部尚书的同乡余火气,余火气信以为真,遂以年高为由劝宋讷退官,事发为太祖所杀。余火气受诛,表面上看是朱元璋认为他身为吏部尚书“专擅威柄”。实际上,朱元璋此时正欲借宋讷重振国子监,余火气的举动,在朱元璋看来就是想阻碍国子监制度的重建。此外,朱元璋废相后,统管官僚人事的吏部尚书是否滥用职权,又是朱元璋皇权防范的重点所在     

北魏起居注制度新探

北魏初期没有起居注官,太和十五年孝文帝始设起居注令史,又仿效刘宋置集书省,兼掌起居注事,改变了两晋、南朝著作郎掌起居注的惯例。这既是孝文帝去除胡化,加强皇权控制在史官制度上的反映,也是北魏与南朝争夺华夏正统在史学上的需求。北魏后期,逐渐形成监、典、修分工合作的起居注制度,但政局动荡导致皇权涣散和集书省地位下降,起居注制度名存实亡。     

从政治体制角度看秦至清社会的皇权专制属性

在秦至清两千多年的中国帝制社会中,无论是以三公九卿和三省六部为基本体制的中央官僚制度,还是以皇权为中枢的郡县官僚制度,都是皇权的派生物,其职能都在于保障皇权控制社会的绝对性。官僚体制运作中的宰相制度、封驳制度、谏官制度等等,在制度设计上有着某种合理性成分,但这些制度设计的主旨都在于保障皇权体制的正常运转,而不是皇权的对立因素,中国历史上不存在任何限制皇帝权力的制度化规定。判断秦至清中国社会的皇权专制主义属性,可以得到历史论据的坚实支撑。     

清代刑部司官的选任、补缺与差委

清代以刑部为"天下刑名之总汇",刑部司官的法律专业化水准于国家治安干系重大。雍正及乾隆初年,刑部内推动了一系列人事制度改革,司官的选任、补缺方式、差委情况均发生变化。在此之后,刑部司官的入部年龄降低,在部时间延长。司官的部内地位在"缺"和"差"的双重作用下赫然分为两个阶层,堂官对司官仕途的决定权越来越大。初入刑部的年轻司官为了获得堂官的赏识,在部内"日治案牍夜读律"。他们努力弥补入仕前法律专业知识不足的缺陷,使刑部的法律专业化水准迅速提升。     

清代六部司官的“乌布”

"乌布"是清代六部中标识司官职务名目的满语称呼,包括掌印、主稿、帮印、帮稿、管股等。掌印和主稿最先出现,并在乾隆年间形成掌印、主稿对所办事务负责的制度。嘉道时期,又出现帮印、帮稿、管股等一系列名目,乌布演化为一种与官缺分离的职位序列。官缺由吏部铨选,决定司官的资格、薪俸、待遇,乌布则由本部堂官任命,决定司官在部内的日常工作与所需承担的责任。清末新官制改革时期,又出现司长、局长、科长、股长、科员等"新乌布"。乌布进一步演化为一套新的职事官体系,与现代职官制度接轨。     

略谈宋代的“堂除”

宋代的文官选任,除两府至侍从官等高级臣僚由皇帝指定外,主要经由两类部门负责。一是由中书门下(政事堂)负责的“堂除”,一是由吏部经办的“部注”。后者负责处于官僚队伍中下层的大批常调官员,实际上包括吏部尚书左选(原审官院)与侍郎左选(原流内铨)两层等级。元裙元年(1086年)吕陶的一段话,大体上概括了这种情况:朝廷差除之法大别有三:自两府而下至侍从官,悉禀至旨,然后除授,此中书不敢专也;自卿监而下及已经进擢或寄禄至中散大夫者,皆由堂除,此吏部不敢预也;自朝议大夫而下受常调差遣者,皆归吏部,此中书不可侵     

北宋台谏制度下的士人

北宋士人多集学者、文士、官僚身份于一体,他们在北宋文官制度及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下,形成了独特的精神内核。北宋以"台谏合流"为新特征的台谏制度,在其选任要求、职能规范等方面都对士人的意识、心态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其构建下,他们品性秉直、开启了政治主体意识的觉醒而兼具自我正义化心理,形成了复杂的品性心态。     

清代前期文官选任制度之演变

关于清代文官选任制度,目前学界大都根据光绪朝《大清会典》所载清后期的情况作静态的概述,鲜有对制度在前期的演变过程作动态的考察。按照选任方式的不同,清代文官可分为两大群体:中央京堂以上、地方布按以上高级官员和京官司员以下、外官道府以下中下级官员,二者在选任制度上的变化明显不同。高级官员选任制度的变化主要表现在由会推和论俸推升制度改为开列具题,结合特简授官,皇帝牢牢控制这部分官员的选任。中下级官员选任制度的演变,集中体现在从月选中分出以题缺为主要内容的留选制度,使中下级官员中的要缺,转由各部院长官和地方督抚于属员中拣选有才能者就近补授,具有一定的行政合理性。这两方面的改变都分割了吏部的选官权力,并对清代政治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家礼与国礼之间:《朱子家礼》的时代意义探析北大核心CSSCI

作为宋代家礼发展的标志性成果,《朱子家礼》不仅与宋代官僚士大夫积极推动的礼仪教化实践、北宋时期家礼的发展趋势紧密关联,更与宋代国家礼制教化的推进直接联系在一起。北宋时期官僚士大夫群体对推行礼仪教化民俗逐渐形成了清晰认知,家礼修撰日趋接近庶民层面,并由此促成国家层面的礼制下移意识的明确及官方礼制的庶民化。北宋家礼与国礼的交接极大推进了南宋时期官僚士大夫的家礼修撰意识。《朱子家礼》直接简化、删改古礼之框架体系,旗帜鲜明地宣示为广大士庶民众修礼的意图和有助于国家推行礼教崇化导民的主张,成为充分考量普通庶民生活实际、规范冠婚丧祭诸事和日常居家生活的士庶通礼。《朱子家礼》的仪制规范走出了"行于自家"的范畴,广泛扩展于士庶社会层面,家礼由此上升到了国礼,官僚士大夫群体的礼教意图、官方礼制的下移趋势由此得到了进一步的推进和演绎。     

清代月选掣签制度考论

明代吏部尚书孙丕扬行掣签授官之法,用于官员铨选之中,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吏部铨选制度的不足。清代在文官月选中沿袭掣签授官,并成为定制,掣签的时间、地点、对象与明代相比发生一定的变化,且为了防弊,增加了监察官员监掣、九卿验看、皇帝引见等一系列措施。为了能使人地相宜,清代又制定题补等其他选任方式,以补掣签授官之不足。掣签授官制度虽保证吏部掌握部分中下级外官选任的权力,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也维护选官的公平,但却与量才授官、人地相宜的用人原则存在本质矛盾。     

家礼与国礼之间:《朱子家礼》的时代意义探析

作为宋代家礼发展的标志性成果,《朱子家礼》不仅与宋代官僚士大夫积极推动的礼仪教化实践、北宋时期家礼的发展趋势紧密关联,更与宋代国家礼制教化的推进直接联系在一起。北宋时期官僚士大夫群体对推行礼仪教化民俗逐渐形成了清晰认知,家礼修撰日趋接近庶民层面,并由此促成国家层面的礼制下移意识的明确及官方礼制的庶民化。北宋家礼与国礼的交接极大推进了南宋时期官僚士大夫的家礼修撰意识。《朱子家礼》直接简化、删改古礼之框架体系,旗帜鲜明地宣示为广大士庶民众修礼的意图和有助于国家推行礼教崇化导民的主张,成为充分考量普通庶民生活实际、规范冠婚丧祭诸事和日常居家生活的士庶通礼。《朱子家礼》的仪制规范走出了"行于自家"的范畴,广泛扩展于士庶社会层面,家礼由此上升到了国礼,官僚士大夫群体的礼教意图、官方礼制的下移趋势由此得到了进一步的推进和演绎。     

清代官员选任制度述论

官员的选举与铨任制度,决定官僚队伍的质量、权力的分配、人才的配备使用、官员的选用数量以及会否产生“冗官”现象等多方面的问题,与王朝的统治、吏治乃至治乱兴衰有直接关系。清代官员的选任制度基本沿袭时代,在某些方面有所损益或发展。另外,清王朝是以满族为主体满汉联合统治的政权,在官员的选任上也体现了这一特色。本文拟对清代官员的选任制度作综合性考察,总结某些特色,并阐述其对清代政治的影响。一、官员的选择途径清代选拨官员主要通过科举和学校,由学校入仕者可不经过科举,国家专设有培养士子直接进入官僚队伍的学校。…     

晚清“省”意识的变化与社会变迁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随着各省经济结构的变化和地方性新政事业的开展,一种立足于一定地域经济文化认同和自身利益的“省”意识开始形成,“本省”成为知识分子和一部分封疆大吏乃至部分群众的流行语。“省”意识变化的直接后果,造就了20世纪初的收回路矿利权运动,它兴起的基础就是“本省”这种群体心理和省的利权观念。“省”意识的变化,推动了各省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也促使地方主义抬头和地方利益的扩大。晚清地方主义既是中央与地方关系变化中出现的政治现象,也是一种社会思潮。清政府只注意在政治层面上收仔抚之权,加强中央集权,却在“铁路国有”政策的雉行过程中侵犯了各省利益和群众的个人利益,从而造成矛盾激化,加快了自身灭亡。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漫谈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是古代中国政治制度系统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部分,是自秦代以来的官僚帝国调控中央和地方政府及官僚权力的一个相当有效的途径,是巩固至高无上的皇权、制约官僚权力的自主性扩张、严厉打击官僚腐败的一个不可缺失的制度。研究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发展轨迹,揭示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发展的内在规律,对当今的反腐败斗争与构建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一、中国监察制度的变迁纵观中国古代监察制度,是随同封建制度的产生而萌发,伴随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建立而诞生,又随着封建君主专制的不断强化而发展、完备。中国封…     

民初承审员选任制探析

民初实施县知事兼理司法制度,承审员作为辅助县知事断狱的准司法官,其选任的制度设计与实际运作呈现较大落差。在选任资格方面,形成司法部严定标准和各省司法行政机关借故变通现象;在设缺门槛及选任员缺数方面,司法部仅模糊规定最高限额,各省高等审判厅审核态度取决于县署能否自筹经费;在选任权方面,司法部致力于提高各省司法机关的主导权,但县知事牢固控制承审员的推荐和任用等权,导致承审员对县知事具有强烈的依附性。承审员选任的运作实况与设计理念的背离,折射出中央威权相对弱势背景下央地司法人事权的激烈博弈,反映了近代以来基层制度转型的复杂性。     

晚清六部司官公务生活的时与空——以刑部司官唐烜为中心

本文以一个司法部门司官为中心,在晚清大变革这一特定的时空中,以其工作时间为线索,来勾勒六部司官工作、假期、值班等公务活动的轮廓。通过梳理可以看到,司官因部中职责的不同,在工作时间和强度上有很大的差异,负责本司具体事务的"掌印、主稿"工作强度比较大,普通司员较为清闲,甚至大部分时间可以不用进署;正常工作时间外,司官还有本衙门值班和早朝值班。同衙门中,堂官负责决策事务,不常入署,工作相对清闲,书吏因负责大量的文案、后勤工作,工作最为忙碌。六部中,吏、户、刑等部司官工作压力较大;工、礼等部司官压力相对较小。     

明代晋商与张居正

明代大改革家、内阁大学士张居正主张“厚农资商”,与明代晋商之间有着某些渊源。 张居正与山西籍官僚 山西籍官僚宣大总督王崇古、吏部右侍郎张四维、户部尚书王国光等都与张居正交好,在政治上、经济上互为援手,最突出的是在“隆庆议和”上相互配合,赢得了主动,实现了“隆庆议和”。     

西夏佛教图像中的皇权意识

西夏佛教图像除了宣扬宗教思想之外,还体现着一种皇权意识。皇帝与上师列于说法图中的菩萨、佛弟子行列,除了显示皇族特殊的身份外,也在宗教上得到了认可,加强了皇权的控制力。此外,西夏皇权还可以从图像中人物的大小与服饰、画面的色彩、装饰图案等各方面得到体现。     

两江总督与江南河务——兼论18世纪行政官僚向技术官僚的转变

清初,河务由工部总其责,并委以河道总督专其职。进入18世纪,随着人口压力所形成的社会整体对经济发展的要求不断提高,政府对关乎国计民生的事务更加重视。两江总督由临时性的介入河务,到通过官僚制度的规定将责权确定下来,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实现了自身价值的提高,即向技术官僚的转变。它所揭示的,一是18世纪的社会环境需要有才干的经世官僚和技术人才,而社会环境为行政官僚的转型提供了一个大的舞台。二是,官僚政治体制中的积极因素、官僚个人素质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专制皇权正是通过对这些复合型的官僚,把握着国家与各级政府的行政命脉。     

金代史官考

金代皇权更替多伴有政变,皇帝往往借修史维护其皇位正统地位,国史纂修与皇权政治虽不同物,然密不可分。因此,金代实录记注较为系统,金代史学也受到古今学人重视,史官也最得职。史官制度完备且有效。修史机构胡汉合一,而史官女真、汉各置,史官群体由女真、汉、契丹、奚、东胡后裔、拓跋氏后裔等多民族构成。史籍所见各族各类史官133人,接近皇权核心的重要史官大都是女真人,汉人、契丹人承担修史实务,史官皆才学、慎密之士,是金代官僚集团中的"精英"人群。金代史官制度上承辽、宋、唐,然其修史机构常置,史官较为稳定,胡汉分工合作,纂成汉文、女真文《实录》、《起居注》等,使金代史官修史制度既有浓郁的传统性又有鲜明的时代与民族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