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赫梯王国的流放政策

流放是赫梯王国处罚政治犯的一种重要方式。它最初仅仅是处罚王室成员的一种手段,后来逐渐演变成一项国家政策。根据流放政策的内容和形式,可以分为圈禁型、拘押型和放逐型三种。它们分别发挥了不同的政治作用:圈禁型流放政策缓和了争夺王权的斗争,加强了赫梯国王的权力;拘押型流放政策保证了赫梯帝国行政体系的有效运转,维持了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平衡;放逐型流放政策则维护了王宫乃至整个社会的稳定团结。虽然赫梯王国的流放政策存在着一定的弊端,其产生的实际效果是短暂和临时的,但其出发点都是为赫梯国王以及整个赫梯王国的利益服务的。     

论赫梯国王的对外政策

赫梯国王是在与近东各国的统治者们的抗争中和复杂的历史背景下使他们的国家建立、发展和强大起来的。赫梯国王针对复杂和多变的地区形势,审时度势,采取了积极主动和灵活多变的对外政策:无论是对同等国家的政策还是对附属国的政策都不是一成不变,表现出明显的实用性和倾斜性,这也正是赫梯国王对外政策的特点。     

《哈吐什里一世的政治遗诏》译注

《哈吐什里一世的政治遗诏》是研究赫梯历史的一篇重要文献,记述了赫梯国王哈吐什里一世废黜和重新选择王位继承人以及由此引发的王室内部的一系列王权斗争等历史事件。此外,哈吐什里一世的这个重大举动和他在文中对自我形象的刻画也树立起赫梯国家国王的形象,回答了赫梯国王应具备什么样的品质的问题。这篇文献是认识赫梯国家早期王权继承和王国内部政治统治状况的重要史料。     

赫梯议事的审判国王权问题

赫梯议事的审判国王权问题易建平说赫梯议事会在其国家的重大事项（王位继承与和战事项）上限制了王权,这种赫梯王权非专制论者最重要的一个观点,我们已经讨论过,证明了它是不怎么站得住脚的。①这派学者中还有许多人持有另外一个十分重要的看法,认为赫梯议事会拥有审...     

论赫梯文明的创造者

印欧赫梯人是赫梯文明的创造者,国内外古代史学界至今未曾质疑这一观点。然而,从赫梯国王对周边民族专门人才的引进和对他们的态度以及赫梯文明中大量的外来文化成分等方面,不难看出,印欧赫梯人认识到他们所处的文明发展状况,认识到其他民族或国家的人才及其参与能够对赫梯王国的发展做出贡献,所以,对内,他们容纳了文明化程度高于自己的哈梯人;对外,他们不断引进所需要的各门类的专门人才,使他们在赫梯王国的发展中充分发挥所长,并通过他们加快了赫梯文明的创造和发展。那些在赫梯王国的哈梯人、鲁维人、帕莱克人、胡里特人、美索不达米亚人的参与和贡献,表明他们也是赫梯文明创造者中的一支力量。赫梯文明的创造不能简单地归功于印欧赫梯人,应当把印欧赫梯人看作是其中的主体,而不是这个文明唯一的创造者。     

古代帝国与文明认同

正古代文明~((1))之间经常围绕着领土、财富和权力进行战争,但是古代文明之间亦存在和平、交往与认同。到了"帝国"阶段,文明之间的关系更趋复杂。埃及帝国、赫梯帝国、亚述帝国、波斯帝国、亚历山大帝国,一直到罗马帝国等,~((2))都面对过由于统治区域渐广所造成的民族、法律、宗教信仰、生活方式等诸多方面的差异问题,在处理与被征服地区以及帝国之外异质文明的关系问题上所体现出来的认同观念也愈发复杂。在古代近东诸帝国对外扩张和战争的相关记录当中,杀戮、欺辱、掠夺、强制移民、劫掠神像     

论赫梯国王铁列平的历史功绩

赫梯国王铁列平及其颁布的敕令受到国内学者们的普遍重视,然而,关注的核心仅限于王位继承法,他在位期间建立起来的对内统治的其他政策和对外交往模式以及其他诸如文献编撰等诸多方面的历史功绩显然被忽略了。实则,铁列平在对内统治方面的贡献绝不限于王位继承法的颁布和实施,诸如内部行政管理甚至文献编撰格式等方面的建树同样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另一方面,他很可能开辟了赫梯国家对外统治的新模式以及国家发展与强大的新战略,避免了赫梯国家的过早夭亡。所以,有必要全面认识和重新评价铁列平国王及这个时期赫梯文明史的发展。     

《赫梯法典》译注

《赫梯法典》是赫梯历史上重要文献之一。它的编撰始于赫梯古王国时期,很可能先后在中王国和新王国时期进行了重新编撰和修订。赫梯法典的条款内容涉及社会经济生活、国家义务的履行和婚姻关系等各个方面,明确了各种买卖、租借和雇佣的价格、多项犯罪行为以及相应的量刑等内容。较之赫梯法典不同时期的版本,我们看到,量刑的轻重有了明显的变化,死刑的运用仅限个别情况,特别是在有的条款中,死刑后来可以被罚金取代,国王的裁决可以是死刑或者豁免死罪。《赫梯法典》是赫梯人所遵循的重要行为准则,是认识赫梯国家社会经济和法律文化的一篇重要文献。     

东方问题的若干探讨

东方问题是"对土耳其怎么办"的问题,19世纪它是国际关系的重心,即使现在它的影响犹存。"东方问题"产生于18世纪末,斗争的重点在19世纪。列强之间的争斗是"东方问题"产生的根源,19世纪列强的插手中东延缓了奥斯曼帝国的灭亡,而20世纪列强的干涉加速了帝国的灭亡。但东方问题并没有随帝国的灭亡而消失,它依然存在于当前的世界里。只要中东没有形成强大的独立的民族国家,它的重要的战略位置,会使列强继续染指中东",东方问题"就不会结束。     

赫梯节日空间及其国家治理策略

赫梯在一定空间范围内周期性举办节日庆典。赫梯国家性节日中的各类庆祝仪式，在都城和其他城市、地区辗转举办。城市与城内的神庙、宫殿等场所构成节日举办的现实空间。在节日活动中还出现想象空间，与现实空间相互交织，二者通过“巡幸京畿”和“四方来贺”的形式得以呈现。赫梯统治者借此扩大了节日活动的空间内涵，延展了国家宗教文化管理的空间范围，实现了掌控和威慑核心区，笼络腹地外围区、附属国以及封侯国的治理策略。     

作为外交官的法老:拉美西斯二世和青铜时代晚期的赫梯帝国

2016年5月19日,美国孟菲斯大学历史系彼得·布兰德(Peter Brand)教授,应邀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作了题为"作为外交官的法老:拉美西斯二世和青铜时代晚期的赫梯帝国"的学术讲座。讲座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陈星灿研究员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刘健研究员担任翻译。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和首都师范大学等单位的50多名研究者莅临此次学术讲座。彼得·布兰德教授是国际著名埃及学家,对古埃及新王国时期的历史和文化有深入研究,发表过许多重要的学术论著。目前正在从事埃及卢克索市卡纳科神庙多柱大厅铭文和浮雕的研究,是"卡纳科多柱大厅考古项目"主持人。此次讲座,他对公元前1258年埃及和赫梯帝国签订和平条约的时代背景和内在动因进行了合情合理的分析。本文系葛人先生根据布兰德先生的讲稿翻译。     

论秦国覆灭

秦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朝代,是由战国时代后期的秦国发展起来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帝国。从公元前的221年建朝,到公元前的206年灭亡,其治下的大秦帝国在中国5000年的漫漫历史长河中也只存在了短短15年的弹指一挥间。《阿房宫赋》说,"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亡秦者非胡人,也非天下,而是秦自己。     

赫梯王权受限制论质疑

一 一度摧毁过巴比伦第一王朝,并与强大的埃及帝国争霸于叙利亚地区的赫梯人,以国王为中心构建了自己的政治制度。自然,赫梯王权的性质,成了研究者十分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他们在这上面做了不少文章,发表了许多意见。分歧主要集中在王权与议事会关系的讨论上,或者说,集中在王权是否受到议事会限制的问题上。以耶鲁大学的哥亦采教授为代表的许多研究者认为,在赫梯,至少在赫梯古王国,由于议事会的存在,王权受到很大的限制;甚至有人说,铁列平创造了一种君主立宪政体,国王的法律地位最终来自议事会,     

论赫梯王国附属国的独立性

赫梯国与其附属国的关系是研究赫梯历史以及古代近东地区关系史的一个重要方面.国内外的学术研究目前多是关注这些附属国对赫梯国王的义务以及赫梯国王对其附庸的控制,但是,通过对赫梯附属条约、赫梯国王的年代记和敕令以及近东国家间的书信等文献的学习和研究,我们认为,这些附属国的独立性的研究被忽视了.本文旨在对这一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     

赫梯王权与法

赫梯王权与法易建平军权、法权与神权,是上古权力结构中最为重要的三种权力。在上古历史的研究中,我们常常可以根据这三种权力的分布以及运用情况,得出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性质的结论。探讨赫梯王权的性质,这一方法也可适用。本文拟研究赫梯王权与上古最为重要的三种权力...     

新书微讯

正《哈布斯堡的灭亡: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奥匈帝国的解体》内容简介哈布斯堡王朝是欧洲历史上统治领域最广的王室,曾统治神圣罗马帝国、西班牙帝国、奥地利帝国、奥匈帝国。其在十七世纪抵御了土耳其人进攻、守护欧洲文明。当拿破仑军队在欧洲无往不利时,哈布斯堡也是抵抗革命势力的中流砥柱。但是在十九世纪的后几十年里,帝国的军力、国力在诸民族的威胁、瓜分里四分五裂了。一     

赫梯基拉姆节日活动的仪式特征及其功能

公元前17世纪—前12世纪,赫梯统治者通过一系列宗教祭祀和纪念活动巩固政权。基拉姆节日是王室通过祭祀诸神宣示王室统治、祈求国泰民安和众神护佑的一种仪式性活动,其仪式内容、程序、步骤、仪仗规范、祀神顺序、宴会座次等各个方面特征反映了赫梯全国性节日活动的主要要素。基拉姆节日活动既强调哈梯传统,又强调远古祖先狩猎生活传统,在各类活动中表现了王室统治的正统性和合法性、权威性和神圣性。具有祭祀祖先功能的基拉姆仪式与其他强调农业生产、军事胜利的全国性节日共同构成了赫梯的国家庆典体系,反映了古代国家通过仪式手段巩固政权的普遍性特征。     

世界历史上的大清帝国

在大清帝国的历史上，外部环境的因素十分重要。16世纪以来，资本主义时代所带来的变化，是根本性的、世界性的巨大变化。这一变化虽然尚不能影响大清帝国的建立。不能阻止康雍乾盛世的到来，但已从外部大势上决定了帝国历史的此后性质。这一强大的外势终于决定了帝国的衰亡。大清帝国的命运也从与中华民族的命运同轨走向分途。大清帝国灭亡了，中华民族却仍生机无限。     

阿契美尼德王朝对波斯帝国的治理

古典作家的记述和碑铭文字显示,阿契美尼德王朝通过野蛮剥削和残暴镇压行省保持统治稳固,实现波斯帝国强盛。然而,此种形象是希腊人构建出来的,并非历史事实。阿契美尼德王朝对各行省实行宗教、语言宽容政策,实施双轨钱币和度量衡制度,构建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实行放权于地方的行省制度,采用适合帝国初创期需要的体系化治理模式,为帝国强盛提供了条件。但是,阿契美尼德王朝不能与时俱进,没有因时制宜地推动治理体系向前发展,致使帝国结构性矛盾不断累积,最终走向灭亡。     

约翰·西利、爱德华·弗里曼的古今比较及其帝国观念

在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的英帝国问题讨论中,基于古典历史诠释的古今比较介入其中,为论证英帝国统治合理性及构想英帝国发展方向提供新的依据。其中,罗马帝国与古希腊殖民化的历史被用来支持两种帝国观念。约翰·西利和爱德华·弗里曼分别是两种帝国观念的代表：前者通过使用“罗马类比”,证明了英属印度存在的合理性,并认为未来的英帝国是一个统一的世界国家;后者基于类比古希腊殖民化的历史,强调英帝国应当发展成松散的联盟体系。历史观念的差异,尤其是对古今关系的不同认识是两位历史学家在思考英帝国问题时运用不同历史类比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