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出土的东察合台银币新考

<正>1983年7月,北京海淀区航天工业部院内,在基建施工中发现15枚伊斯兰银币。高桂云撰文报道了这次发现,同时还公布了一张钱币拓片(图1)^[1]。这些钱币始终没有被正确地考释出来。英国学者克力勃(J. Cribb)对北京出土的银币非常关心,认为是新发现,并提出了他的看法,但没有披露具体内容^[2]。1988年,蒋其祥先生在《北京出土“新疆银币”考辨》一文中,对拓片上这枚钱币进行了释读^[3],     

查海遗址与“查海时代”

<正>查海遗址位于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沙拉乡查海村西南,是辽西地区一处重要的新石器时代遗址。1986年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查海遗址进行了首次试掘^[1],1987～1994年又进行了六次不同规模的发掘^[2]。2012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查海——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发掘报告》^[3](以下简称《查海》),系统地报道了查海遗址历次发掘出土的全部材料。     

湖北江陵张家山M336出土西汉竹简概述

<正>湖北江陵(今荆州市荆州区)张家山M336发掘于1985年,东距出土《二年律令》和《奏谳书》等竹简的M247约400米。该墓为一座土坑木椁墓,葬具为一椁一棺,部分已腐朽,椁内充满淤泥。竹简多放置于头箱南端的残破竹笥中,出土时残留有包裹竹简的麻布。遣册散置于边箱西端底部^[1]。     

山西浮山南霍东周墓出土铜容器制作工艺考察

<正>南霍墓地位于山西省临汾市浮山县南霍村。1998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对其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清理春秋晚期铜容器墓5座(M9～M13),出土铜容器鼎、甗、敦、豆、盘、匜、共23件^[1]。本文分类考察此批铜容器的制作工艺,以期揭示其工艺特征和技术水平,为晋国铜器和晋文化的深入研究提供科学资料。     

内蒙古四子王旗发现的金代大银铤

<正>内蒙古地区出土的金代五十两大银挺,迄今为止见诸于媒体报导者有二次：一次为1964年秋,从巴林左旗南部隆昌镇附近征集的金代银铤^[1];一次为1980年10月通霍铁路施工建设中,在科右中旗白音胡硕镇南4公里处发现的3枚五十两银铤^[2]。     

试论喇家遗址出土陶仓形器

<正>青海民和县喇家遗址于2016、2018年度的考古发掘中,各出土1件陶仓形器,分别编号为2016QMLⅣ3F63-1③:1^①、2018QMLⅤ2F67:2^②(以下简称F63-1^③:1、F67:2)。这两件器物造型特殊、纹饰精美,为齐家文化首次发现。本文拟从形制特征、出土环境、定名与用途等方面入手,对这两件器物进行初步研究,并尝试探讨这类器物的发展进程和出现的社会背景。     

“天喜元宝”辨——记新发现的西辽钱币

<正>2008年,在吉尔吉斯斯坦阿克—别什姆古城(碎叶城)附近发现的“续兴元宝”,应是西辽皇帝耶律夷列在位时期(1151-1163)^[1]铸造的。最近几年笔者又陆续记录到11枚类似的硬币(图1)。它们只发现于西辽故都巴拉沙衮地区^[2]。2022年2月,在吉尔吉斯斯坦的布拉纳遗址附近发现了一枚铭文为“天喜元宝”(图2)的硬币。据信发现于西辽故都虎思斡尔朵地区^[3]。     

南佐遗址初识——黄土高原地区早期国家的出现

<正>南佐遗址位于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西郊的后官寨镇南佐村,坐落于泾河支流蒲河左岸的董志塬上。董志塬是黄土高原最大的塬地,董志塬所在的陇东地区是传说中黄帝部族的重要活动地域^[1],也是以农业著称的周人祖先不窋、公刘等的老家^[2]。南佐遗址于1957年由甘肃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调查发现,被认为是一处“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遗址”^[3]。1984～1986年,     

支付安全视角下信用卡物理形态的演变

<正>一引言货币的形态以适应其所处时代的特点和需求不断发生变化,其先后经历了实物货币、金属货币、纸质货币、电子货币及数字货币等发展阶段^[1]。作为电子货币的载体之一^[2],信用卡的诞生与发展已经走过了近一个世纪的历程^[3]。然而,在金融史或钱币史的相关研究中,对信用卡发展史的关注和研究与今天信用卡的支付地位并不匹配。     

河南偃师高龙东汉墓发掘简报

<正>2012年6月，为配合基本建设，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偃师区文物旅游局在河南省洛阳市偃师区高龙镇发掘了两座东汉时期墓葬(编号M19、M20)。墓葬位于火神凹村东、枣园村北、顾龙路以南，西南距高龙镇政府约300米(图一)，该区域为东汉帝陵洛南陵区的陪葬墓区^[1]。两墓南北并列，形制相似，相距约50米。     

清代三幅外销画关联历史文化初探

<正>清代广州十三行时期,题材广泛、展现中国风情的外销画一度成为海外市场追逐、热销的商品。时至今日,这些留存下来的外销画已成为国内外文博机构、艺术机构、图书馆及私人藏家的拱璧。在研究描绘清代各行各业外销画中,先后有江滢河撰述的《清代洋画与广州口岸》^[1],程存洁著述的《十九世纪中国外销通草水彩画研究》^[2],王次澄、卢庆滨合著的《楼台处处人烟广,巷陌朝朝客贾喧——广州街市百业组画概述》^[3]及蔡鸿生缀文的《广州外销画图考例释》^[4]等佳作。本文在借鉴和学习诸位学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爬梳剔抉相关材料,     

珲春古城村1号寺庙址始建年代及出土造像研究

<正>古城村1号寺庙址位于吉林省珲春市三家子满族乡古城村东,地处珲春盆地西部图们江与珲春河交汇处的冲积平原(图一)。遗址发现于1996年,在历次考古调查中采集到佛像、瓦当、筒瓦、板瓦等遗物。调查材料于2015年发表后^[1],引起了学界关注。有学者撰文,认为该寺庙址与同处珲春盆地的杨木林子寺庙址均始建于高句丽时期^[2]。目前,我国境内仅此两处遗址被推定为高句丽时期寺庙址。     

“红色甲工”进步学生革命思想与运动的发展

<正>广东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以下简称“甲工”)是广东首座培养工业人才的学校。五四运动爆发后，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创建早期，“甲工”学生在刘尔崧(1899—1927)、阮啸仙(1897—1935)、周其鉴(1897—1928)^[1]、张善铭(1900—1928)^[2]等学生领袖的率领下，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工业救国思想，主张男女平等及八小时工作制，开展反帝反封建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甲工”由此享有“红色甲工”的美誉。     

陕西宜君福地石窟调查简报

<正>福地石窟,原位于陕西省铜川市宜君县五里镇榆舍村福地水库中心岛东侧断崖下,共1窟(图一)。1990年,当地政府将石窟残件搬迁至宜君县文物管理所,但未复原。此后石窟残件又经过多次移动,残损严重,部分造像和题刻已经不存,现有残件约15件,存于宜君县博物馆。靳之林^[1]、王子云^[2]、李凇^[3]等分别对此石窟做过研究和考察,并有相关成果问世,其中以李凇研究最为全面深入,其对福地石窟是北朝最早的佛道同窟的性质和开凿年代做出了准确判断。但目前为止,该石窟的基础资料公布并不全面,     

河南温县南张羌M36、M89发掘简报

2007年3月至12月,为配合南水北调中线穿黄工程,温县文物管理所在河南省焦作市温县南张羌镇南张羌村南抢救性清理了一批汉墓。其中M36、M89保存较好,均为竖穴砖室墓,出土有陶器、铜器和铜钱等。从墓葬形制、出土遗物组合及特征推断,M36年代为西汉早期,M89年代为西汉晚期。两墓出土遗物比较丰富,为豫北地区乃至中原地区汉墓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     

皇后与圣像——拜占庭伊琳娜金币和印章

<正>货币和印章承载了较为客观的历史信息。二者流通于政权国家的中央或地方全域,甚至因牵涉战争、贸易交换等情况而存在于境外。它们是统治者权威与宗教势力在广泛公共地域的证明。带有拜占庭帝国统治者头像的货币和印章,是在特定统治时间内政治、经济甚至宗教文化变动、发展的指南^[1]。自六世纪以来的拜占庭帝国,两者就图像和铭文方面,保持高度同步的变化趋势^[2]。     

叔虞方鼎与西周初期的唐晋因革

<正>叔虞方鼎是出土于山西曲沃北赵M114晋侯墓的著名青铜器，李伯谦最早指出铭文中的“叔夨”就是周成王之弟、晋始封之君唐叔虞，^①由于牵涉晋国早期历史，遂引起广泛关注。经过多年研究，学者对铭文断读、“夨”与“虞”文字学上的关联等已取得相当共识。^②对于方鼎主人身分这一问题，     

殷墟商墓铜器组合与墓主归属问题

<正>殷墟商墓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青铜器组合的研究。墓葬中青铜器的组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墓葬的时代、等级、族属、文化交流等问题。陈梦家首倡青铜器的组合研究,他指出研究商代青铜器不能将其“分割为器物学的、文字学的和美术史的领域”,不仅要注意地域性,还要注意共同性。他将同墓出土的青铜礼器作为同组进行分析,并指出组合形式存在多样性,如同墓共存的组合、同墓的成套组合、同族名的组合等^[1]。郭宝钧提出“铜器群”概念,通过综合分析青铜礼乐器群的组合、形制、花纹、     

论殷墟铜器墓中陶器的使用方式

殷墟的高等级墓葬多是通过随葬的铜礼器来彰显其身份和地位。值得注意的是,铜器墓中或多或少还随葬有一定数量的陶器,以往学者似乎并未对随葬的陶器加以关注,只是一并将它们归人随葬品叙述了事,并未对这些陶器在随葬品组合中起到的作用做过多讨论^[1]。本文拟通过对殷墟铜器墓中陶器使用情况、陶器与铜礼器的配合使用方式     

陕西宝鸡石鼓山西周墓葬发掘简报

2012年6月,陕西省宝鸡市渭滨区石鼓镇石嘴头村所在石鼓山发现铜器,经文物部门现场勘查为一座古代墓葬(M3)。2012年3～4月,这里曾两次出土西周时期铜器,推测也应出土于墓葬(Ml、M2)。M1、M2墓葬形制不明,出土有铜器、玉器等。M3经发掘清理,为长方形竖穴土圹墓,下部二层台上放置有兵器、马器等。在二层台上部的东、北、西壁共有壁龛6个,龛内放置大量铜礼器等,其中许多器物上有铭文。葬具位于墓室中部,为两椁一棺。根据墓葬形制、出土器物,这3座墓葬的时代应为西周早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