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学"思潮的产生及其学术建树

梁启超的《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共同构成了"新史学"思潮的开端。《中国史叙论》表现为"建设"大于"批判";《新史学》表现为"批判"大于"建设"。两者都以建设中国的新史学为共同目标。"新史学"思潮涵盖了许多不同政治取向、却都看重史学的社会功能并且要求改变旧史学面貌的多数进步学人。"新史学"思潮以批判旧史学为特征,但是其构建"新史学"理论体系的努力和撰述新型中国通史的尝试等学术建树,亦不应被忽视。     

简评梁启超史学思想的变化

梁启超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史学理论的开创者。他猛烈地批判了封建旧史学,提出了属于资产阶级体系的新史学,在近代中国史学界起了积极的启蒙作用。但梁启超没有随时代前进去发展自己的史学思想,相反地是在惶遽、倒退中最后否定了自己的新史学理论。从梁启超较全面提出他的史学理论的二十世纪初,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半期他逝世的这段时间里,他的史学思想所表现出来的最大特点是“多变”。梁启超史学思想的形成是在戊戌变法失败后,他流亡日本这一阶段。当时,他接触了大量的西方史学论著,并结合现实斗争的需要,写成了《中国史叙论》、《新史学》等书,系统地提出了资产阶级新史学理论。首先,他激烈地批判了封建的旧史学,提出“史界革命”的口号,并把“史界革命”当     

梁启超的“新史学”是文化史

梁启超"新史学"的主干是文化史。从20世纪初年的《中国史叙论》、《新史学》到20年代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及《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其间有发展变化,也有矛盾冲突,但总体上是一个逻辑展开的过程。从文化史角度看,梁启超所构建的"新史学"理论体系,以文明史立根基,以普遍史致广大,以专门史为核心,以文化为历史的决定性力量。梁启超的文化史研究既体现了中国现代学术建设过程中由博到专、分工趋细的特点,又可看出文明史—广义文化史—狭义文化史—文化史观之间的逻辑关联。这一逻辑结构对理解和反省当下的中国文化史研究有一定的启示。     

梁启超新史学从政治向学术的过渡

梁启超是中国“新史学”的创始人。1902年,他发起“史界革命”,推动了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的转化。梁启超在历史学的各个方面:史学理论、史学方法论、中外历史编纂、史学史、人物传记等各方面都有开创性的贡献。他的史学革命思想及其研究成果奠定了中国百年史学基业。梁启超被史学界公认为“理论和实践并重的史界巨灵”、“现代史林泰斗”。①一、挑起“史界革命”大旗1902年,梁启超写下了《新史学》一文,公开挑起“史界革命”的大旗,从此而开辟了中国现代史学的新天地。梁启超《新史学》的意义首先在于它是宣言书,宣告了具有三千年历史的传…     

从学术史视角看吕思勉的通史写作

正"中国通史"写作由来已久。司马迁的《史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杜佑的《通典》,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皆具体之记述,非抽象之原论。"(1)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那个时代的"通史",具有"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资政、育人的价值。进入近代,西方学术传入中国,传统的"通史"写作遇到西学的挑战。20世纪初,梁启超相继发表《中国史叙论》、《新史学》,对中国传统史学给予激烈批评,鼓吹"史学革命",主张参照东西洋新史学,重建中国史学体系、史学方法。几乎与梁启超同时,章太炎也在"重订"《訄书》时郑重提出重写中国通史等计划。他们的主张赢得了知识界的认同。此后不久,夏曾佑《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第一册于190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用新方法新思路重新整理中国历史的开始,也可     

二十世纪初年中国的新史学思潮初考

二十世纪初,辛亥革命前十年间的中国史学,既是十九世纪末戊戍变法时期史学的继续和发展,又是辛亥革命以后一个时期的新史学运动的先导和前奏,在中国近代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对于这个时期的史学,以往的史学史研究,一般论述较多的是几位著名学者的几种著名的作品,如章太炎的《中国通史略例》、梁启超的《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夏曾佑的《中国历史教科书》,还有刘师培的《中国历史教科书》,等等,都在不同的方面给我们增进了科学的认识。但在这里也给我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既然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思     

20世纪中国史学史著作述评

20世纪初 ,随着“史界革命”口号的提出和新史学思潮的涌起 ,“史学史”这一学科概念形成。有学者认为 :这一概念“可能是从外文译来的 ,或者可以说相等于英文‘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俄文‘Историоｒрафｕа’ ,法文‘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ｅ’ ,德文‘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ｅ’”(耿淡如 :《什么是史学史》 ,《学术月刊》1 96 1年 1 0月号 )。而“中国史学史”这一概念则是梁启超第一次明确提出来的 (见俞旦初 :《梁启超论中国史学史的基本理论和方法》 ,刊于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所《史学史资料》1 980…     

论中国近代史学的开端与转变

鸦片战争后逐渐兴起的西北边疆史地研究、介绍外国史地知识、当代史撰述等趋向,最多只可视为时代在史学领域的某种反映,尚难构成对历史学整体面貌的改观。20世纪初期由梁启超发表的《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为标志而形成"新史学"思潮的出现,应视为中国近代史学的开端。"新史学"之后,从国粹派"保存国粹"的呼吁和沟通中西学术的尝试,再到"整理国故"运动对传统学术的"整理"态度,直到胡适明确提出"做成中国文化史"的学术目标,在学术体系方面有效打通了新旧史学的界限,从学科分类的角度指明了从古代史学到近代史学的转变方式。以新材料、新方法、新问题为中心而形成的中国史学"新潮流",明确了中国近代史学开始阶段的研究路径。     

政治批判与学术建设——梁启超和鲁宾逊《新史学》的比较研究

1902年,中国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梁启超发表了划时代的思想巨著《新史学》。他高举起“史界革命”的大旗,批判旧史学,提倡新史学,宣告了中国近代史学的诞生。历史往往有惊人的巧合。10年之后,另一部同名的史学名著在大洋彼岸的美国问世,作者是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詹姆斯·鲁宾逊。在这部《新史学》中,也提出要以新史学来取代旧史学,从此在美国形成了一个“新史学”学派。又一个10年过去,美国的这部《新史学》经留美归来的中     

史学传统与晚明史研究

本文结合晚明史研究 ,回顾梁启超《新史学》发表百年来中国“新史学”三次高潮。作者认为 ,新与传统原是相对概念 ,但今“新史学”则多指引进西方史学理论的研究。中国新史学三次高潮均受外来史学理论影响 ,其中不乏经验教训 :一是 2 0世纪 50年代后教条主义对于史学的影响 ;一是近年来中国史研究的西化倾向。作者不反对引进新史学理论 ,但反对教条主义 ;并认为新史学不能抛弃中国史学传统 ,2 1世纪中国史学仍是汉学的史学 ,而非西学的史学。     

谣谚与新史学——张守常《中国近世谣谚》读后

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 ,新史学的发展一般都经历了两个阶段 :首先是开始了一场我称之为“眼光向下”的革命 ,即从关注精英人物和重大事件 ,转向注意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与文化 ,这在 2 0世纪初梁启超的《新史学》 ( 1 90 2 )和美国人鲁宾逊 (Ｊ .Ｈ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的《新史学》( 1 91 2 )中便已初露端倪。这场革命经法国年鉴学派的大力鼓吹 ,自 2 0世纪中叶以来已成为国际史学的主流 ;在中国则有自 1 91 8年开始的北京大学歌谣运动 ,裹挟了一批具有革命性观念的史学家如顾颉刚 ,虽然它反映了一种民主的观念 ,但对当时中国的主流史学界影…     

论浮田和民《史学通论》与梁启超新史学思想的关系

日本史学家浮田和民所著《史学通论》,是一部广征博引西方诸家之说,同时又有自己识断的;以进化史观为指导的较为系统的新史学理论著作。梁启超在《新史学》等专论中所阐述的基本史学理论,实际上主要是从浮田和民的《史学通论》中有选择地移植过来的。20世纪初的梁启超在新史学的理论建设方面,基本上没有自己的创见,因此,将其视为中国新史学理论的奠基人或创立者,是不准确的。当然,梁氏的移植并非完全照搬照抄,而是有所归纳,并结合中国旧史弊病有所演绎,这就使其《新史学》等专论所宣传的新史学思想更条理、更易为中国学界所接受,并且有了针对性。正因为如此,梁氏在中国新史学发展史上,有着无人能够取代的地位。     

《中国传统史学与近代新史学的创建及历史解释学的阐释——以20世纪初梁启超和章太炎的新史学为中心》

正(《安徽史学》2019年第6期) 20世纪初中国近代新史学的创建,实际上是在批判和继承传统史学的双重变奏中进行的。这在新史学的两位领袖梁启超、章太炎创建的新史学中有充分体现。他们引用西方近代史学理论批判中国传统史学和创建近代新史学。然而,他们创建的新史学不仅对中国传统史学作了不同程度的肯定,还多     

夏曾佑对通史撰著的贡献

中国近代史学的发端,始于鸦片战争时期;而具有比较完整意义的近代史学著作的正式产生,实则是在本世纪初年。梁启超《新史学》(1902年)和夏曾佑《中国古代史》(1904—1906年)的相继完成,是近代史学发展上的重要事件,它们一是以史学评论的形式,一是以通史著作的形式,标志着自觉以新的历史哲学为理论指导、在内容上和著述形式上又都明确地提出新要求的近代史学著作正式产生了。那是一个新旧思想斗争激烈、革命运动正在酝酿、封建帝制行将灭亡的不平常的年代。与这一时代潮流相呼应,在史学范围内,经过自鸦片战争以来爱国救亡思潮的不断酝酿孕发,至此掀起了一股批判“君史”、提倡“民史”的热潮。梁启超和夏曾佑的著作,就是当时蓬勃高涨的进步思想在史学领域结出的重要成     

梁启超《新史学》的真实意义及历史学的误解

梁启超《新史学》的真实意义及历史学的误解黄敏兰梁启超是近代中国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也是一位卓越的历史学家。他的《新史学》是一部传世名著,对我国近现代史学有着极其巨大和深远的影响,在史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这些都是史学界所公认的。然而,梁启超的《新史...     

20世纪中国的史学方法论研究

20世纪中国史学方法论研究,是一笔丰厚的史学遗产。从梁启超的《新史学》,到三四十年代一系列史学理论方法论读本的出版,再到当代台湾的史学方法论研究,是新史学派史学方法发展的大体脉络。从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介绍和宣传,到郭沫若所代表的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历史的尝试和实践,再到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的出版,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第一阶段;从50到70年代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广泛普及和曲折发展的时期;改革开放以后的20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上方法论研究空前繁荣和活跃的时期。总结百年来的史学方法论研究,给新世纪史学发展留下了诸多启示。     

“新农民战争史”的提出——明末张献忠农民战争史研究的过去、现状与可能

农民战争是长时期、结构性地影响中国历史整体进程的重大因素之一。不过在传统社会正史修撰中,出于政治立场的考虑,很多农民军（其实其原先身份并非一定是农民,还包括其他一些社会下层民众甚至知识分子）被视为“贼”、“寇”,被认为是社会祸乱之源。20世纪初,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长篇论文《新史学》,对传统史学进行了系统批判,开启了“史界革命”、“新史学”之先声。     

社会史论战与中国新史学的成长

正以1902年梁启超《新史学》的问世为标志,中国迎来了"史界革命",传统史学(也称作"旧史学")开始向新史学转型。新史学诞生伊始无疑是稚嫩的,清末民初的历史学无论是问题意识、研究方法,还是书写模式、论著内容都带有深刻的旧学印记,许多新领域的研究和新方法的运用尚未展开。以梁启超为例,他虽然对旧史学"四蔽二病三难"的批判极为犀利、到位,但毕其一生也未能完成撰写一部中国通史的心愿,A这不仅是他个人的遗憾,也是当时中国史学状况的典型反映。如何突破旧     

历史研究的碎片化与现代史学思潮

梁启超的《新史学》为大多数历史研究者所熟知。在其《新史学》的第二章“史学之界说”中,梁公对于历史的性质做了如此的阐说：“第一、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第二、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第三、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     

我国近代的新文化运动始于何时

提起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一般都是提“五四”新文化运动,我从梁启超对进代中国新文化的贡献,突然想起中国整个新文化运动以及这个运动究应从何时算起这个问题来, 这当然是一个大问题了。对此,我想我们也应当重新思索。说起梁启超的“新民”文化运动,我认为有两件事值得一提,一是梁于1902年写《新史学》一文,提倡史学革命, 这件事至少在学术上的意义不在《新青年》发动文学革命之下,虽然其作用和影响不及后者,因为中国是一个史学大国,史学集中了中国文化思想的精华。另一件事,就是梁启超的“新民说”着重提出了“思想解放”的重要性。在中国思想界,梁启超恐怕算是最早并最多提“思想解放”的人了,他把思想解放与人的个性解放即人的自由平等直接联系起来,认为培养“新民”必须从此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