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道稷下:图像入史的可能性及其限度”学术论坛

10月18日-21日,"论道稷下:图像入史的可能性及其限度"学术论坛在山东大学中心校区成功举办。论坛由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主办,儒学高等研究院民俗学研究所、山东大学《民俗研究》编辑部、山东大学《节日研究》编辑部承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西南大学、云南大学、新疆大学、中央美术学院、北京语言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山东工艺美术学院、齐鲁师范学院、山东大学等高校与科研院所的20余名学者岀席,召集人为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王加华教授。     

梁启超论中国史学史的基本理论和方法

早在60年代初,北京、上海、广州、武汉、济南和西安等地的史学界,曾前后多次讨论到有关中国史学史的一些基本理论和方法问题,诸如中国史学史的任务,对象和基本内容问题,历史分期问题,以及编写体例问题等,有了不少的进展。这些问题的讨论,对于推动中国史学史的研究有着积极的意义。当时我考虑到,为了使这些问题的研究和讨论进一步深入和提高,了解、研究并批判地利用前人已有的有关思想资料,恐也是必要和有益的。因此,曾试就梁启超有关中国史学史基本理论和方法的论述作一初     

中国“拆迁史”的里程碑

哪里没有物权,哪里就没有正义。保障物权就是保障正义。"史上最牛钉子户"坚忍不拔地捍卫个人财产的努力,把自己锲人中国城市化运动的历史     

梁启超“孔北老南”说的建立及其意义

在近代诸子学复兴中,梁启超发挥着承前启后的典范作用。1902年,他提出了"孔北老南"说。这一说法是梁启超在新民意识主导下突破儒家中心主义的学术产物。在建立此说的过程中,梁启超一方面借助了晚清时期康有为的经今文学说,另一方面汲取了日本学术界的地理学理论与汉学资源。该说提出后在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回响,具有长远的学术史意义:它是"新史学"理念的实践,具有跨学科研究的特性,推动了中国史学的社会科学化进程;同时,它置孔子和诸子于平等的位置,具有学术平等的眼光,促进了诸子学摆脱经学的束缚。在此意义上,该说推动了中国传统学术的近代转型。     

梁启超的“口述实录”

近代中国文化巨擘梁启超一生除投身政治外,还醉心学术,著书立说,身后留下皇皇巨著,足见其学问的广博和为学的勤奋。除此之外,关于梁启超还留有“口述实录”这一点,似乎并未引起研究者足够注意。     

梁启超“龙年”历险记

正一、年谱中"护国"大业梗概105年前,1916年,丙辰年,民间俗称"龙年"。时年44岁的梁启超(1873—1929年),原本手无寸铁的一介书生,这一年里却枪林弹雨、戎马生涯了一回。在这一年里,他周旋往复于一帮赳赳武夫,涉身于国家军政深水区的诡谲波澜之中。《梁启超年谱长编》在1916年的记载,有一段总体概括性文字,文曰:一九一六年(民国五年丙辰)四十四岁一月二十七日,贵州宣布独立,是时先生有渡日之议,但未果行。     

香烟“挺”进中国史

九一八事变之前,中国的市面上很难看到盒装香烟。那时的中国人抽3种烟：水烟、叶子烟和毒品鸦片。水烟和鸦片烟携带不方便,在家中吸者为多;出门多吸叶子烟,且须带上烟杆、烟荷包、火镰等物。如要吸烟还要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慢慢地裹烟,而后再吸,十分麻烦。     

梁启超的“新史学”是文化史

梁启超新史学的主干是文化史。从20世纪初年的《中国史叙论》、《新史学》到20年代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及《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其间有发展变化,也有矛盾冲突,但总体上是一个逻辑展开的过程。从文化史角度看,梁启超所构建的新史学理论体系,以文明史立根基,以普遍史致广大,以专门史为核心,以文化为历史的决定性力量。梁启超的文化史研究既体现了中国现代学术建设过程中由博到专、分工趋细的特点,又可看出文明史—广义文化史—狭义文化史—文化史观之间的逻辑关联。这一逻辑结构对理解和反省当下的中国文化史研究有一定的启示。     

梁启超的治学“六力”

本文介绍之"六力",读后让人对梁任公的佩服真不外三个字:了不起!梁启超是一代文化巨星、学术巨人,一生著作等身,因其数量多,且所涉学问门类广,同辈人称梁启超为"无所不通的杂家",郑振铎则戏称为"广零散"。梁漱溟评价梁启超则认为,梁启超学术上的成就,量过于质;但他     

读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

<正>梁启超所著《先秦政治思想史》成书于1922年,迄今已近百年,然而书中思想几经岁月沧桑而历久弥新、熠熠生辉。他所提倡的价值正是我们当今所汲汲追求的,他所提出的问题又在着困扰当下中国,正如龙应台女士所言:\"尽管时光荏苒,百年浮沉,我所感受的痛苦仍是梁启超的痛苦,我所不得不做的呼喊仍是梁启超的呼喊。\"(朱维铮、龙应台编著:《维新旧梦录·序》,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6页)《先秦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象虽然是两千年前古人的思想,但是透过\"常带感情的笔尖\",我们看到的是隐藏在文字背后作者的政治思想和价值追求,看到的是作者穿越百年的世纪忧思,     

“传染病的中国史”诸问题探讨

本文以与年轻学者对话的形式进行论述,探究将传染病作为研究对象可以帮助解决中国史的哪些问题,以及有关历史学研究方法论方面的认识。虽然对话具有假想性,但不论问题或回答,均是对长期研究经验和与同行交流的总结。一、我为何以传染病作为课题人类为了守护生命一直在与传染病作斗争,最终消灭了天花,也能够抑制霍乱和结核病等。但是,对于生活在现代社会的我们,因为传染病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控制,所以也许已经无     

论“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形成

中国的中国近代史学科形成于 2 0世纪 3 0年代。从学术史的角度看 ,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形成主要是由于 :(一 )新材料的发现 ,包括清内阁大库明清档案的发现及海外中国近代史资料的搜求 ,特别是清内阁大库明清档案的发现 ,直接改变了学者关于近代史的观念 ,导致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兴起 ;(二 )史学新思想、新方法的输入 ,可以说 ,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形成 ,就是新史料运用新史学的实践的结果 ,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进步史观的输入导致了中国近代史“近代化叙事模式”的确立 ;二是重视史法的倾向导致了中国近代史编撰模式的转变 ;三是普遍史的倾向导致了中国近代史内容的更新     

“精神之父”梁启超的报人生涯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启蒙思想家,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称他为中国近代史上早期革命的“精神之父”。他是通过办报撰述而进行思想启蒙活动的,56岁的生命历程中竟有27年的报人生涯。他曾在一次演讲中,喜形于色地回忆说:“鄙人20年来,固以报馆为生涯,且自今以往,尤愿终身不离报馆之生涯者也。”他是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开拓者。言论骄子1895年3月,康有为、梁启超策动来京会试的各省举人上书光绪帝,请求拒签和约,实行变法,以图自强,这便是震惊朝野的“公车上书”。 “公车上书”受阻后,梁启超便想到要“广求同志,开倡风气”,必须要开…     

关于梁启超称颂“王学”问题

戊戌维新运动以来的１００年,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日中关系颇为重要的１００年。回首这１００年来的历史,不能不令人胸涌风云,感慨万端。还是让我从一个具体的问题入手,来展开对那个时代的探讨吧。戊戌政变之后,日中两国关系在文化、思想和学术领域都进入了新的历史时...     

梁启超为何蜕离“康门”

正虽说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维新派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影响力逐渐淡然,维新派健将\"康梁\"在此段的历史地位也显然不是主流。但尽管如此,戊戌变法之后二人仍然纠结于政坛,各自为实现自己心目中的\"新中国\",为中国的自立自强而奔走呼号。但之后,二者的关系也是由昔日的密切合作而走向了分裂,这段故事一直是人们关心的焦点。     

“史”考

一通过对先秦文献典籍的检索,我们发现古人对“史”的用法主要有这样五种类型,或古人对“史”的用法中包含有这样五种含义。第一种是用“史”来泛称“史官”①。这种用法最为普遍和常见。其中,它里面又包含有三种略有差异的情况。一者是笼而统之的。比如,《左传》里有...     

“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 0 3年 1 0月 1 3日至 1 5日 ,“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天津召开。本次讨论会由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所、《今晚报》社、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政府、天津古籍出版社、天津市梁启超研究会联合主办 ,中远散货运输有限公司·远洋宾馆协办。来自海内外的 1 50余位学者出席了会议。本次会议共收到学术论文 1 1 0多篇 ,集中展现了近些年来海内外有关梁启超的最新研究成果 ,涉及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方方面面。大致来看有这样一些特点 :(1 )提出了一些新观点 ,对传统的观点进行了再审视。 (2 )进一步深化…     

中国近代爱国主义的“亡国史鉴”初考

总结和编撰前代历史,作为当代统治的史鉴,这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一个传统。到近代,中国遭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国家,以至面临瓜分的危险。一些爱国学者,为了反对外国侵略,争取民族独立,挽救危亡,振兴中华,往往利用一些国家被瓜分、灭亡的历史,作为宣传题材。“亡国史鉴”,成了中国近代、特别是二十世纪初年爱国主义历史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古代“起居注”记史体制的形成

起居注是中国古代官方制度化的、按照日期顺序记述当朝皇帝言行和朝廷政务的史籍,这种记史体制的形成有一个长期发展的进程。先秦的记史理念奠定了思想基础,汉代的"著记"为其前身,而东汉的"起居注"提供了史籍的名称,至两晋形成初步的官方记史制度。从北魏孝文帝定立起居注制度始,北朝的少数民族政权对此做出重要贡献,隋唐主要承袭了北朝制度,至唐代确立了理想化的起居注记史体制。其特点是直接的即时记载,奉从据事直书原则,更具备不许皇帝查看的独特性,这对皇权专制有一定的牵制作用。后来各朝代未能完全贯彻这种体制,但也无法否定唐代所确立起居注制度的合理与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