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与台湾城隍庙信仰述谈

城隍信仰在中国的形成和流播已有数千年的历史。唐宋以来,泉州的城隍神位越发显赫。特别是明朝倭患的加剧,当地民众更尊城隍为城市的保护神。明末清初,台湾海峡形势发生深刻变化,城隍信仰随着移民的足迹分灵台岛,城隍庙成为台湾官祀的四大庙之一。本文就清廷治台、日本据台、台岛光复的几个历史时期,对台湾城隍庙作些简述,从中分析城隍信仰在泉州与台湾关系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试论城隍庙的建造依据--兼与郑土有、王贤淼两同志商榷

自邓嗣禹作《城隍考》始,研究城隍信仰的论著不可谓少,城隍信仰的方方面面在不同程度上均有所涉及。其中,城隍神的起源问题备受人们的关注,这似乎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对神祗源流的追溯,是民间信仰研究的基础。但与其相对应的另一个问题,即城隍信仰在20世纪上半叶逐步在中国大陆销声匿迹的原因,却很少有人问津。这似乎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作为民间信仰,城隍信仰同其他民间信仰一样,经历了清末以来基于“破除迷信”的历次运动,     

台湾民间信仰中的潮汕移民特征

民间信仰崇拜是一种极其普遍的文化现象,台湾也有丰富多彩的民间信仰崇拜。台湾的民间信仰崇拜有许多具有潮汕民间特色,例如：三山国王庙,潮军义勇祠,徐三馆以及韩文公祠等,都是在台湾地区流行的潮汕民间信仰崇拜。台湾地区流行的潮汕民间信仰崇拜有一个最大的特征,就是潮汕移民特征。本文试就台湾民间信仰崇拜的潮汕移民特征作粗浅的探讨,诚就教于方家同仁。     

台湾地区郑成功信仰之历史研究

“郑成功信仰”在台湾汉人社会中的发展,早自清领台湾时期,便已超越了乡土的情感和地域的观念,统合宗族性、地缘性、民族性等多重特质,而成为台湾此一移民社会的共同信仰。“郑成功信仰”别于其它一般汉人社会里常见的民间信仰,官方的介入极深,其中隐藏着强烈的政治意图。在探讨“郑成功信仰”的时,民间与官方为两大方面,加上台湾特殊的历史背景,不同主政者接二连三地为郑成功重新定义,而有了不同的诠释,使得此一信仰文化复杂而影响深远。     

1937—1948年间上海城市民间信仰传播和分异研究

抗战爆发以后,受战争破坏严重省份的移民进入上海,并将其籍贯地的民间信仰带进上海,从而促使新的民间信仰种类向上海城市的传播。同时,由于"孤岛时期"上海租界相对安全的社会环境和租界当局对民间祠庙在经济上的资助,上海城市内部民间信仰的空间分布得以改变,开始向租界内聚集。并在此基础上,其空间布局受到移民分布的影响。     

福州民间信仰源流初探

僻处东南一隅的福建自古以来民间信仰就特别发达。闽都福州的民间信仰与整个福建民间信仰形成"同中见异"的关系。福州民间信仰在土著—闽越族原始宗教信仰的基础上,汉唐以来不断吸收融入中原汉族宗教文化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是闽越文化与中原传统文化相互碰撞与融合的产物。尽管在中原宗教文化的浸润下,中华汉民族宗教文化的影响日深,然而在融合重构中本土化地域特色愈见鲜明,由此勾勒出闽都福州自然环境和人文历史的多彩风貌。     

略论宋代民间神祠信仰的塑成范式——以城隍神信仰为中心

两宋时期是中国民间宗教与一般意义民众信仰建立塑形的关键时期。宋代所记录的民间信仰事件与民间神灵、祭祀场所的出现都冠绝于历代。在政治经济条件的改换下,民间神祠受同时受到来自士人精英文化与新兴起的以市民阶层为代表的大众文化二者所带来的压力,形成了错综复杂的民俗与宗教格局。本文试以城隍神信仰为例,分析传统儒道思想与新兴文化对宋代民间神祠信仰模式的牵制与塑造作用。     

论城隍神信仰的产生与龙神职能的变化

城隍神信仰是我国汉族地区普遍流行的一种民间信仰。这种民间信仰很有来历,龙神职能的变化与它的产生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试对此进行初步探讨。城隍神即城市的保护神,这是“城隍神”一词的基本涵义。这种民间信仰产生以后,有所衍变和发展。后来,人们不只是把城隍神当作城市的保护神,而是把城隍神当作一般意义上的保护神。在汉族地区,城隍神信仰非常普遍,人们总是把当地城隍庙里所供奉的城隍老爷当作自己的保护神进行崇拜,祈求避邪御凶、吉祥幸福。文献记载保存了不少魏晋南北朝时期城隍神信仰的材料。据宋代赵与时《宾退录》记载：…     

舞水流域妈祖信仰发展史略

妈祖信仰是先民在海洋生活中逐渐孕育出的民间信仰,自宋时发源于福建莆田后,相继南下传入两广至海外,北入江浙鲁辽,西入云贵川等省。清初,随着闽粤移民流入及其商业开展,这一信仰亦传入湘黔边界的舞水流域,渐在苗疆山区兴起发荣。妈祖这一信仰传入路线大致与"填四川"的移民运动相同,另一条重要路线是闽粤商人进入江、沅贸易的路线。其传播的主体是来自闽粤地区的农工和商人,也渐为舞水当地的民众及渔渡者信仰。     

从《夷坚志》看宋代城隍信仰

《夷坚志》是一部内容庞杂的文言志怪小说,对当时的社会生活进行了多角度较为客观的描述。书中记述城隍信仰的共有三十余条,透过这些故事我们可见宋代城隍信仰的一些基本情况与民众城隍信仰的情结。     

福州榕树崇拜探微

榕树崇拜是福州地区一个颇具地方特点的民间信仰。福州建城2200多年,自汉代建城始已有榕树的存在．宋朝时榕树在福州普遍种植．有暑不张盖之说。随之形成的福州榕树崇拜,兼具远古万物有灵原始宗教信仰与文明时代民间凡人羽化成仙崇拜的双重特点。本文就此对福州榕树崇拜试作论析。     

客家人与北台湾的开发及两岸民间信仰比较——以粤东梅州与北台湾为重点考察

客家人迁台的时间,虽然比较闽南人迟,但他们在参与台湾岛的开发与建设中,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不容小视。关于客家人北台湾的开发,以及梅县与北台湾民间信仰的研究,学界已发表相当多的成果,本文是作者在参考学界成果的基础上,根据田野考察与地方文献资料所作出的初步分析,意在探讨客家文化的传承,祈望学界多多教正。内容包括：客家人与北台湾的开发、北台湾的客家民间信仰特点、粤东梅州客家民间信仰特点、思考。     

清代广西天后宫的地理分布探析

民间信仰地理研究是文化地理学的内容之一。民间信仰最有地域特色的是地方神信仰,妈祖信仰的一个物化表现就是分布在各地的天后宫（或妈祖庙）,这些庙宇的空间分布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天后信仰的传播及影响范围。在对明清时期被沿海民众广泛信奉的天后研究中,很多学者在妈祖的身世与生平、信仰的起源与传播、历代赐封、信仰圈等多方面硕果累累。     

他乡之神:宋代张王信仰传播研究

宋代民间信仰世界出现的重要变化之一,是部分神祇挣脱"祭不越望"观念的束缚,到外地建立行祠。两宋之交政治、经济、交通网络等方面的变动,使张王信仰的传播路径发生了重要变化,以临安为中心的东南地区出现张王信仰传播的热潮。东南地区的商品经济发展只是张王信仰向外传播的隐性因素,一些转任各地的官员、士人和释道人士是推动张王信仰传播的主要力量,朝廷的态度在其中则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清代新疆关帝信仰研究

关羽形象在清代受到上至官方下到民间的普遍崇拜,关帝信仰盛极一时。本文通过考述清代新疆关帝庙的地区分布与关帝信仰的表现形式,分析了清代新疆关帝信仰盛行的社会基础,并探讨了移民屯垦因素对清代关帝信仰的重要影响,旨在考察屯垦移民对于新疆文化建设的作用。     

论岭南龙母信仰的地域扩展

龙母信仰是岭南地方特色的水神崇拜,早在先秦时龙母已产生于西江岸旁的悦城,汉晋南朝民间崇拜持续,唐宋以后,在封建统治者的封敕和信徒的拥戴下,龙母信仰地域不断扩展,形成了以西江为中心,且随移民、官商等的迁移和交流,跳越式在江西、四川出现零星分布的特征。这一信仰不但形成了与岭南其他水神不同的地域特色,且保留有岭南祖先崇拜的印痕。而龙母信仰的地域扩展,与岭南俗信鬼神,朝廷推崇,民间信仰的地方性与官方正统性相结合,也与流动官员、士商和移民等集团的推动等密切相关。     

清末民初新疆汉族移民民间信仰研究综述

清末民初,新疆汉族移民的民间信仰源始于清朝定鼎西域。清朝乾隆时期新疆地区重新统一,随着清政府解禁政策的出台和出于政治统治的需要,大量的汉族以封疆官吏、驻屯士兵、农民商客和流犯遣员的身份涌入新疆,再次出现西向移民的高潮。伴随着内地大量的汉族移民涌入新疆,他们在参与新疆经济建设的同时把自身的多元信仰也带到了新疆,并在新疆独特的人文地理环境中不断吸收和融合当地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信仰,逐渐形成了极具特色的汉族移民生活习俗和信仰。     

民间信仰研究三十年

中国内地的民间信仰研究者在与西方以及台湾、香港的同行进行学术交流时,经常面对“内马非马”的词源问题：“民间信仰”一词是中国内地与台湾的用法,在西方世界（包括香港）,相应的研究领域应该称为“民间宗教”（Popular Religion）,可是内地学界共识的“民间宗教”概念对应的却是民间秘密教门。内地的民间信仰与民间宗教两个概念大致平行,在西方和台港学界,民间宗教是一大学科领域,     

关于民间信仰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民间信仰是一个历史性概念,主要存在于民间社会所存在的历史时段中;它发生于文明诞生的过程中,与民间社会共同萌发、共同形成。同时,民间信仰也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发展变化的精神世界,不同时代的民间信仰因其信仰群体以及社会环境的不同而各具特色。民间信仰的研究范围是民间社会所发生与传承的种种信仰,对于官方社会中所存在的民间信仰的行为,可视之为民间信仰的影响与延伸。     

浮动的“中心”：湄洲岛妈祖信仰空间考察

台湾的祭祀圈（信仰圈）理论,为研究汉人民间信仰提供了一个具有参照性的体系架构。台湾地区的妈祖信仰具有完全民间性的特征,这与湄洲岛的妈祖信仰不同。湄洲岛的妈祖信仰空间由本岛十四间妈祖宫与祖庙组成,其祭祀组织可划分为以祖庙为中心的地方性信仰组织与全球性信仰组织。前者具有民间性特征,祖庙作为全岛祭祀中心,与各社区有着紧密的互动联系,中心与地域相叠合;后者则因国家政治、地方形象塑造和旅游经济等外力的介入,形成官方与民间并行的权力结构,本岛社区在祖庙管理中被边缘化,信仰中心浮动于地域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