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在西藏的秘密行动

二战前后,中国的西藏远离战区,躲过了战火与硝烟,但并没有躲过纳粹德国的视线。1938年和1943年,纳粹党卫军头子希姆莱亲自组建了两支探险队,他们深入西藏,寻找“日耳曼民族的祖先”——亚特兰蒂斯神族存在的证据,寻找能改变时间、打造“不死军团”的“地球轴心”。1945年,苏军攻     

是战争的失败，更是意识形态的失败

1933年希特勒上台,将德国彻底拖上了纳粹的歧路。1939年,希特勒闪电战袭击波兰,悍然发动二战。战争初期,纳粹德国所向披靡,丹麦、挪威、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等纷纷成为其囊中之物。与此同时,以戈培尔为首的纳粹宣传机器大肆鼓吹“种族优秀论”,为对外侵略扩张和种族大屠杀推波助澜。     

超级“明星”的纳粹原形

正当好莱坞为推动今年的所谓“西藏热”,不惜投资6000万美元拍摄《在西藏七年》时,5月28日出版的德国《明星》周刊登载了题为《沾有纳粹污点的英雄》的文章,首次揭露《在西藏七年》的原作者、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青少年时期的“老师”。奥地利人海因里希·哈勒是一名隐藏了半个多世纪的纳粹分子。《明星》的文章有确凿的文献依据,在今日柏林的联邦档案馆里,找到了哈勒的原始档案,这份档案有80贞,其中记录：海因里希·哈勒生于1912年7月6日,1938年5月1日加入纳粹党,党员登记号码为6307081．注明党卫军38部队,番号为73896o档案中…     

纳粹德国悬赏五百万抓捕的美女间谍

二战中,曾有一位风姿迷人的美女间谍,1943年,在纳粹的“黑名单”上,她名列第一位,纳粹德国甚至为抓到她而悬赏500万法郎,却总是抓不住她。战后,她从法国、英国和美国获得了众多勋章,因此成为获得盟国授予勋章最多的女性。     

何凤山:中国的“辛德勒”

二战中不惧淫威,对那些走投无路的犹太人,实施开放的签证政策,使犹太人逃脱了纳粹的屠刀。何凤山的胆识和人道主义精神令世界人民敬佩,欧洲历史学家甚至称他是解救犹太人最多的“义人”。     

走进法兰克福的街巷

我没有想到能有机会踏上这片土地，德意志，在我的脑海里是那么的陌生。它给我的印象除了“二战”、“纳粹”、“足球”、“啤酒”、“宝马”等几个少得可怜的关键词外，几乎再也找不到更多的词语。对于这个国度．我了解得太少了。     

美国人为何不相信爱因斯坦

在1933年纳粹掌握德国政权前夕,爱因斯坦流亡到了美国.1940年10月1日,在二战的连天烽火中,爱因斯坦和他的养女玛戈、秘书杜卡斯宣誓成为美国公民.1955年5月,爱因斯坦在美国去世,艾森豪威尔总统在悼词中说:“他在追求知识和真理的过程中,于此地找到了自由的气息,为此美国人民深以为傲.”     

文史精萃

英国军情五处(M15)公布的一批解密文件显示，二战期间，为了在英国制造破坏，纳粹特工曾设计了多种比007电影道具更匪夷所思的“伪装炸弹”。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种“巧克力炸弹”——这种炸弹充分利用了英国人爱吃甜食的特点，每枚炸弹都用钢片制成，表面涂有一层真正的巧克力。然而，，一旦掰断巧克力的末端，就会拉动暗藏的帆布条，7秒后巧克力将突然爆炸。纳粹还根据英国人的嗜好发明了“李子罐头炸弹”和“豌豆罐头炸弹”——将片状炸药藏在餐后甜点李子罐头和豌豆罐头中，其中一些罐头上还标明“曾获14项金奖”。文件称：“纳粹计划将这些‘炸弹罐头’带到爱尔兰都柏林的酒馆中并分发给     

联邦德国政治与经济相对同步性的确立及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二战后,美、法、英、苏四大盟国通过审判、严惩纳粹主要战犯和骨干,在德国实行“非纳粹化”和民主化等强制性措施,从政治、经济上对德国进行了民主改造。通过这场强制性的“政治革命”,并结合本民族特点,新成立的联邦德国确立了完全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体制,逐步实现了政治与经济的相对同步、稳定和协调发展,建立起了独具自己特色的资本主义模式,为联邦德国社会的全面进步,以及使德国最终成为一个民主、繁荣、进步、爱好和平的国家奠定了坚固的基础     

评《正义之剑——全球之追捕审判纳粹战犯史鉴》

194 5年至 2 0 0 1年 ,我国出版了一些有关二战史的著作 ,也出版过十多种介绍审判、追捕纳粹战犯的译著 (主要集中在纽伦堡审判方面 )。但总起来看 ,其所涉及内容仍然有限。时至今日 ,关于纳粹战犯的问题尚未有把握全局、观点鲜明、论据翔实的作品问世。冯存诚等同志的近作《正     

德国纳粹时期《历史杂志》的纳粹化

作为一门与现实紧密相连的学科,历史学应在关注现实和服务现实的同时,不屈服于现实。德国长期以“科学”和“独立”著称的《历史杂志》,却在纳粹上台后逐渐转向纳粹化,在经历过“主编易人风波”后,更是通过提升主编权力、改变办刊宗旨和增加纳粹主题刊文数量的方式,完全屈服于纳粹政治,沦为纳粹的附庸。在此期间,由于杂志刊发了一些纯学术和批判纳粹类型的文章,后世学者往往把它看作“消极抵抗”的代表。事实上,这种行为只是杂志号召历史学家为纳粹政治服务的一种手段,不能被视为抵抗纳粹的证据。《历史杂志》的纳粹化对德国社会和历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恶劣的影响,不仅助长了德国的反犹主义行为,美化了纳粹的侵略行径,而且降低了德国传统政治史学的权威性,削弱了杂志自身的可信度和公信力,使其丧失了在全球史学界原有的地位。     

二战后德国史学家对纳粹大屠杀的反思——以约恩·吕森“三代人”理论为中心

纳粹大屠杀以其历史经历的极端性打破了德国历史的连续性,并作为历史意义的断裂和历史创伤,打破了战后德国人的代际认同、集体认同和民族认同。黑格尔“命运的因果性”、兰克“内在的关联”等德国传统思想资源成为对纳粹大屠杀进行历史反思的思想和意识前提。作为当代德国具有代表性的历史学家,约恩·吕森提出德国人在战后反思纳粹历史的过程以1968年和1989年为界,形成了以参加战争及战后重建的一代、战后一代及战后二代这三代人的历史意识和民族认同取向为主导的嬗变过程。吕森以“命运的因果性”命题为核心来阐述战后德国人为纳粹历史悔罪的理论储备与精神机制,由此形成了第一代人的沉默、第二代人的道德批判和第三代人的历史化处理方式。“三代人”理论对纳粹历史反思的代际处理具有“理想型”和“形而上学罪责”的思维特征,其本身也是关于纳粹反思的学术性成果之一。     

奇闻荟萃

二战英军曾搞“黄色攻势” “希特勒只有一个蛋,戈林有两个但小得可怜,希姆莱也一样,但更可怜的戈培尔一个也没有。” 这是每个英国人都耳熟能诵的战地歌曲。在人类战争史上,从来没有比这个更露骨的宣传攻势,以致于二战期间几乎所有英国人眼中,尤其是孩子眼中,都认为德国纳粹的最高指挥官“个个无能。” 然而人们所不知道的是,这个与众不同的战地策略是由当时英国一个秘密情报机构──“女王陛下色情作家”一手制订推行的。 这个具有很强煽动性的秘密机构,曾通过当时的战争时期政治执行机构（ＰＷＥ）,在空袭同时向德国境内撒发了…     

不为希特勒遮羞的德国人

正二战结束后,德国彻底清算了希特勒和纳粹的罪行,虽然有博物馆曾多次举办以纳粹罪行、大屠杀、奴役为主题的展览,但有一个禁忌却无人敢打破——德国政府严格规定,凡涉及希特勒生前用过的所有物品,一律不得向公众展示,如有人敢逾越这一雷池,极有可能被判刑。却有一个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要打破这个禁忌,他就是德国历史学家西蒙·埃尔佩尔。西蒙认为,希特勒在二战期间对人类犯下了滔天罪行,但这     

战后影响最深远的英国首相

英国战后哪位首相影响最深远？不是丘吉尔，他虽屡屡在“20世纪最伟大的英国首相”之类民调中占先，且在1951—1955年再次拜相，但当时他的政绩乏善可陈，他对英国的贡献，主要是在二战中带领国家民族奋勇抗敌，在国运最风雨飘摇时，让社稷不落入纳粹魔掌。换句话说，这不能算进战后那一本账。过去一个多星期，撒切尔夫人逝世，     

基辅“友谊赛”:纳粹阴影下的生死对决

<正>在强手如云的欧洲足坛,乌克兰队算不上是最顶级,尽管它曾挺进2006年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但"二战"期间,在乌克兰上演的一场与纳粹的"友谊赛",却让广大球迷永远记住了乌克兰。当时,在被占领的基辅市一个足球场上,原苏联足球队员和纳粹队进行了一场充满仇恨和危险的比赛,主队如果赢了,迎接他们的将是集中营和死亡……     

寇松与英国内阁对西藏问题的政策

寇松任英帝国印度总督时期(1899—1905年)的英国政府及英属印度政府对西藏的政策,历来为中外学者所重视。比较而言,国内研究尚欠深入,缺乏把英国政府的西藏政策看作是其总的外交政策和对华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来考察,对于寇松与英国内阁在西藏问题上的分歧,没有给予必要的关注和研究。国外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借题发挥,引用寇松只言片语,为“西藏独立论”寻找“历史依据”。     

《亢奋战:纳粹嗑药史》

正内容简介在这部令人瞩目的、快节奏的"新历史"里,诺曼·奥勒向我们展现了一个充斥着毒品的纳粹第三帝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德国默克和拜耳这样的公司大量生产可卡因、鸦片类制剂,以及最重要的甲基苯丙胺(冰毒),提供给几乎所有德国民众——从家庭主妇,到数百万前线士兵,一路渗透到纳粹高级指挥部,特别是希特勒本人。虽然单靠毒品无法解释纳粹有毒的种族理论和二战的重大事件,但如果不考     

“英国的辛德勒”:尼古拉斯·温顿

一个不善待儿童的政权是可怕的,就如纳粹。一部电影《辛德勒的名单》,让德国企业家奥斯卡·辛德勒一夜成名。他在二战期间借助招工的名义,从纳粹集中营成功救出1000余名犹太人的事迹,随之广泛传播,几乎达到了家喻户晓的程度。辛德勒这个名字,也几乎成了犹太人营救英雄的代名词。     

言说西藏之“魅＂

《西藏人文地理》采编者把当下西藏题材的写作群体,大致划分为像我等这样一住多年的、本土生长的和短期旅行的三大类,询问我对其间差异的看法;对于我曾说过在西藏“从寻找差异开始,最终却找到更多的共同”,流露出些许遗憾;最后的提问是,经历过“着魅”一“祛魅”,问我是否还有“返魅”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