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丕烈、陈鳣校跋的汲古阁本《周易集解》考

浙江省博物馆所藏善本中,有一种明末毛氏汲古阁刻津逮秘书本《周易集解》。该书有清陈鳣、黄丕烈、吴骞等人多处批校题跋,又经过著名收藏家、鉴赏家钱镜塘收藏、研究和手批,堪称珍本。《周易集解》自成书以来,卷数、版本众说纷纭,其中以十卷本和十七卷本两说相持不下。毛氏自己收藏有宋刻本和影宋抄本十卷本《周易集解》,按理毛氏应用此为底本刻书,但是事实上,汲古阁所刻印的《周易集解》却有不同卷数的几种版本,且与其收藏的版本关系错综复杂。本文通过研究此浙博藏本及其上诸多跋文,论证分析《周易集解》版本流传之本来面貌。     

《九域志》版本流传考

《九域志》有新志、旧志之分,旧志是指《元丰九域志》,成书于北宋神宗元丰三年,是王存、曾肇与李德刍等人奉敕纂修的;新志是指《新定九域志》,是哲宗绍圣四年经黄裳提议,对元丰旧志的续修增补。因而《九域志》即是以《元丰九域志》和《新定九域志》这两种版本在后世演变流传。现所见《元丰九域志》版本有毛氏汲古阁宋板精抄本、钱曾藏影宋刻抄本、曹寅藏影抄写本、卢文弨抄本、绵纸黑格旧抄本、武英殿聚珍本、闽聚珍本、冯集梧校刻本、金陵书局刻本;所见《新定九域志》版本有徐乾学藏宋椠本、秦柄雁里草堂黑格抄本、张位青芝山堂影宋抄本、周梦堂旧抄本、彭元瑞藏旧抄本、袁芳瑛藏旧抄本、钱时霁藏清写本;二志流传版本众多,各成体系,但又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了《九域志》的版本流传谱系。     

蔡惇《祖宗官制旧典》版本源流及价值考略

本文重点考察了今已散佚的宋代职官类史书《祖宗官制旧典》的作者、书名、主要内容及流传情况,对该书的重要价值做了初步探讨,认为该书之残文或可补《宋史·职官志》中宋初官制记载之阙。     

《曹子建集》宋嘉定六年本证伪——曹植集版本系统新证

迄今为止,除去所谓宋开宝七年刻本等赝本,流传有绪、信而有征的宋本《曹子建集》,只有上海图书馆所藏宋刻本和清《四库全书》本《曹子建集》底本所出的所谓宋嘉定六年刻本两种。但是,根据《四库全书考证》所反映《四库全书》底本面貌,以及上海图书馆藏宋刻本、明舒贞刻本、明郭云鹏刻本、《四库全书》本《曹子建集》篇目文字等来看,所谓宋嘉定六年刻本与所谓宋开宝七年刻本一样,都是明嘉靖郭云鹏刻本伪托。证伪所谓宋嘉定六年本,另外重新比对明活字本、舒贞刻本、郭云鹏本、《四库全书》本等篇目文字异同,不难发现,既有种种说法尽管都十分富有洞见,但是曹植集版本系统仍然有重新梳理的必要。     

宋本《乐府诗集》考

文章着重考察了《乐府诗集》一书的三种宋本——傅宋本、绛宋本、钦宋本。描述了傅宋本的鉴定、递藏;部分地复原了绛宋本和钦宋本;并将三者进行比较分析,从而理清三者的关系并做出价值判断。     

《舆地纪胜》版本流传考

《舆地纪胜》是我国南宋时期著名的地理总志,刊刻于南宋理宗嘉熙四年至景定三年间。今可考该志的宋刻本有2种,即钱曾述古堂藏宋板足本和陆漻佳趣堂藏宋刻本,但皆下落不明;在明代,其主要传本有文渊阁藏“三十册”本、“十八册”本和由“三十册”本衍出的杨慎家抄秘阁本;至清代则有华希闵藏影宋抄本、何元锡藏影宋抄本以及由何元锡藏本衍出的18种传本,其中14种为抄本,4种为刻本。综观《舆地纪胜》的流传,在清嘉庆朝之前不绝如缕,至嘉庆朝及之后则版本众多、流传广泛,授受关系复杂,共同形成了其在历史上的版本流传。今若整理此志,当以精校的道光二十九年惧盈斋刻本或咸丰十年粤雅堂重刻本为底本,辅以今见最早的华希闵藏本,再以其他诸本为补充,当得最佳本。     

《吴郡志》版本流传考

《吴郡志》纂成于范成大末年,时南宋光宗绍熙三年,而其初刻则在三十七年后,即理宗绍定二年;其后又经增补,因而形成了两种版刻:一是绍定二年初椠本,二是增补绍定初椠的续修本。现所知该志有七部宋刊本,其中犹可考见有四部,即上海图书馆藏《四库全书》底本、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藏徐乾学传是楼本、国家图书馆藏瞿镛铁琴铜剑楼本、南京图书馆藏张雋家藏本;另外三部则下落不明,分别是茂陵韩氏藏宋刻抄补本、钱谦益荣木楼藏宋刻残本、钱曾述古堂旧藏宋刻全本。明代刊本主要有内府板书本、苏州府宋刊明印本和毛晋汲古阁校刻本三种;至清代、民国又有墨海金壶本、守山阁本、择是居本与宋宾王校宋本等多种刻本和校本。上述诸本多属宋椠续修本一系,它们之间既相互独立,又互相影响,共同组成了《吴郡志》在后世版本的流传和演变。     

国图藏宋刊巾箱本《春秋经传集解》考论

国家图书馆藏南宋初刊巾箱本《春秋经传集解》是流传至今最早的《左传》刻本之一。通过考察刻工可知,该书很可能是南宋初杭州地区翻刻的北宋巾箱本。该书的卷末尾题与唐石经一致,这应是《春秋经传集解》早期刻本的一个特征。巾箱本上的标抹点校保留了早期阅读者若干信息,而今《四部丛刊》宋刊本应是阅读者校勘所用的重要校本。今用敦煌残卷、南宋嘉定九年兴国军学本所载闻人模《经传识异》校以巾箱本可知,巾箱本不仅多处异文与敦煌本相合,而且可能是闻人模所用校本之一,其文献价值应引起学界的高度重视。     

长春中医药大学藏《周易义海撮要》版本考辨

长春中医药大学所藏《周易义海撮要》版刻精美、字体隽秀,颇有宋刻之风,故有学者认定其为宋刻;亦有学者经比对后认为该书版本应是清刻。在第五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申报时,馆藏单位却以明刻本进行申报,可见对于该书版本一直未有定论。经研究考证,该书应为清康熙十九年通志堂经解本,是书贾综合运用多种手段的造伪产物,其目的是以清刊充宋刻,以期从中牟利。     

浅析《资治通鉴》版本的流传——以晚清四大藏书目录为例

《资治通鉴》作为中国古代著名的编年体通史,受到历代人们的重视。该书成书之后,历经宋、元、明、清这些主要的朝代,版本的流传也成为一个重要问题。时至晚清,以四大藏书楼为代表,各自分别记录了《资治通鉴》的流传情况。尽管这不是该书完整的流传脉络,但是我们可以管窥该书大致的发展方向,对其版本研究提供一个参考。     

宋代国子监刻书考论

宋代国子监既是中央教育机构,也是国家主要刻书机构,并兼有管理各地图书刻印之责。为满足其政治、思想统治,宋廷对国子监刻书之内容及其质量控制、机构设置及其管理、图书刻印发行出售等方面都订有颇为详备之制度,从而对当时各地州县官学大量印行图书,以及后世国子监刻书产生了重大影响。     

二卷被忽视的宋金交聘图文研究

日本元禄十二年(1699年)刻本《事林广记》乙集卷一、卷二这二卷图文是被忽视了的宋金交聘文献。它的撰者为南宋出使金朝的使节,且卷一和卷二并不出自同一人之手。卷一和卷二的撰成时间分别限定为1182-1211年、1166-1198年。元人对这二卷内容进行了实用性的改造,使之出现了"不应有"的内容。这二卷内容除了提供给我们交聘行走线路、馆驿、驿程等信息外,还提供了金朝部分宫殿布局、城市风貌、社会生活、军事、地名等内容,应该引起足够的关注。     

有关吉州窑黑釉剪纸贴花工艺的思考

瓷器剪纸贴花工艺始创于唐代,其与当时流行的薄片饰物有着密切的联系,与宋代吉州窑的同类装饰并不同源。宋代吉州窑瓷器上的剪纸贴花主要是受该地区发达的纺织印染、造纸刻书,乃至剪纸业的影响而来的,风格独特．其中一些特殊的宗教纹样则是为该地区的宗教机构设计烧制的。吉州窑是我国宋代著名的民间窑场,其产品以装饰手法的丰富多样而别具特色,黑釉剪纸贴花工艺即是其中代表性的一种。长期来对于瓷器剪纸贴花的始创年代,工艺渊源．宋代为何只有吉州窑流行剪纸贴花技法,以及剪纸贴花纹样是否与当地的社会习俗相关等问题,一直是笔者颇为关注的课题,本文试图就此类问题的思考作一简述。     

开封朱仙镇木版年画的鉴别

开封朱仙镇木版年画兴于宋代,盛于明、清。据宋代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载：＂近岁节,市井皆印买门神、钟馗、桃板、桃符及财门钝驴、回头鹿马、天行贴子＂是中国记载最早的民间木版年画。它题材丰富、造型古拙夸张、构图饱满、线条单纯、色彩浓重强烈,同时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历史文化、风土人情的发展,为鲁迅先生所称道,是中国宝贵的文化遗产和艺术瑰宝。2006年,朱仙镇年画被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朱仙镇木版年画为人们所了解、欣赏,收藏它的人开始多了起来,     

西夏榷禁制度渊源考

西夏榷禁制度与唐、五代、北宋的榷禁制度关系密切,西夏"巡检"、"三司"、"栏头"、"群牧司"之名移植自五代、北宋。西夏榷盐价格基本与第五琦榷盐改革后税率相仿,榷盐根据不同产地、不同品种定价沿袭自五代定规;西夏榷曲告赏法借鉴自宋,收税职吏"栏头"与北宋后期的栏头更为接近;西夏畜牧榷禁中注籍、号印、禁杀牲畜规定的渊源可溯自唐代。总体而言,北宋榷禁是西夏榷禁制度的主要渊源。     

宋代佛教史学略论

中国佛教史学发展至宋代,出现了繁荣的局面。佛教史学著作数量丰富,各体兼备,并创造出纪传体、编年体教史和藏经解题目录等新体例。本文考察了宋代佛教史学的状况,指出世俗史学的刺激、皇家对沙门著书的重视与褒奖以及大藏经的刻印与流传是宋代佛教史学繁荣的原因。     

《宋诗话辑佚》拾遗初编

郭少虞先生《宋诗话辑佚》对已经亡佚散失的三十六种宋代诗话著作作了辑佚工作,为研究宋代诗学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书。限于材料,先生辑佚之外还有一些资料未见收录,虽有学者作了一定的增补,然仍有部分资料可以补遗。本文即对《宋诗话辑佚》中的六种诗话,《王直方诗话》、《古今诗话》、《唐宋诗话》、《潘子真诗话》、《桐江诗话》、《艺苑雌黄》等六种作了增补。     

叶梦得作品辑佚

叶梦得是两宋之交著名的文学与文化名人,由于其《石林总集》百卷已经亡佚,为叶梦得研究带来不少遗憾。本文从有关文献中辑佚叶梦得现存著述及相关总集未收的作品共33篇,分别是诗歌1篇,词作1篇,散文24篇。书法绘画7篇。另有残诗二句。     

南宋绘画风格探析——从团扇面与花鸟画谈起

在中国绘画史上,团扇扇面形制和花鸟绘画题材同时在宋代兴盛开来,两者之间具有相互促进发展的作用,又共同促进了南宋“边角之景”绘画图式的形成。而且北宋画家便具备了“以小观大”艺术思想和表现能力,”边角之景”的出现可谓水到渠成。“边角之景”又带来了“大斧劈皴”,形成完整的南宋山水画风貌。这种绘画风格并不是特殊的时代产物,更不是“残山剩水”的政治写照。     

宋代的宗族祠堂、祭祀及其它

The Song Dynasty is the most important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 in terms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a new type of clan system. During the Song, Chinese social organization,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experienced a fundamental change. In the wake of the late-Tang collapse of the local power system, it was necessary for the Song to replace the ancestral lineage structure and develop a new system to adapt itself to the new circumstances brought on by drastic changes in its economy. Song Confucians played a vital part in the changes. Not only did they gradually solve the theoretical problems of the new type of clan organization, but they also developed many feasible and standard models. Eventually this model would gain even wider acceptance after the Yuan Dynasty with the rise of Neo-Confucianism. Thus, ancestral halls, serving as the major centers for the new clan activities, became prevalent among common people. Translated from Anhui Shifan Daxue Xuebao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 (Journal of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2006, (3): 322–327 This paper is part of a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und project, Research on Chinese Folklore History (Song and Yuan Volume, You Biao, 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