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北海商会组织结构及其社会功能探析

近代商会是在传统商人组织的基础上,为适应近代经济发展变迁而由官方自上而下推动设立的民间重要商贸组织。近代北海商会脱胎于原有的广州会馆,起着调节广府商人与本地商人商业矛盾的功能,有利于打破固化的地域与行业之间的捆绑关系,为地方商贸注入了新的活力。此外,北海商会在构建本地商业秩序、参与社会公益活动、推动城市基础建设方面均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1931年宁粤对峙期间的广州市商会

1931年5月27日,广州方面反蒋势力联合,宣布成立国民政府,宁粤对峙开始。本文以这一时期的广州市商会为对象,考察其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态度及其活动,分析在这一特殊时期,广州市商会的地位与作用。处于夹缝中的广州市商会在政治上,态度随势变化,难有作为,基本沦为政府的附庸。但在经济上尚未丧失独立人格,尤其是在减免税收上,发挥了领导和组织作用,极力维护商民利益。在抗日爱国、社会慈善、发展自身组织等方面,也充分施展了社会职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近代中国商人的“参政运动”——抗战后商会争取国大代表、立法委员名额述论

抗战胜利后重建的中华民国商会联合会,虽然也是以发展经济、保护商人利益为宗旨的民间商业团体,但却积极开展了力争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名额这一争取参政权的重要政治活动。尽管过程曲折复杂,最终未能完全达到预期目标,但仍取得了一定成效,使商界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名额有所增加。国民党及其政府对待商会争取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名额的态度与举措,以及广大工商界人士的内心感受,似乎并不能证实南京国民政府是代表和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权这一传统结论。     

华南地区捐款性侨汇的流通运作——20世纪上半叶香港台山商会的角色

民国年间,粤省最著名侨乡——台山县接收了大量的捐赠性侨汇,捐赠性侨汇从募集到中转再到应用经历了多个流通运转环节的操作。商人群体——香港台山商会凭借其地缘、信用度的优势成为捐赠性侨汇流通运作的转承轴心。然而,当捐赠性款项离港被置换成产业和物品后,香港台山商会与广州台山公会对捐献款产掀起争夺。与此同时,政治势力开始深度介入台山同乡会事务,商界和政界人士的力量博弈制约着以同乡为纽带人群的融合和分裂。     

近代广西玉林籍华侨商人群体的行业分布及特点研究——近代广西玉林籍商人群体研究之四

近代广西玉林籍华侨商人群体是近代广西玉林籍商人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大多出身贫寒,受教育程度较低,经营规模不大,但却十分抱团,主要分布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东南亚国家,从事种植业、矿业、百货业、侨汇业等。广西玉林籍华侨商人群体中的许多商人还曾是东南亚各地广西会馆、商会的创办者或重要执掌人,是近代广西华侨商人中的代表性群体之一。     

沦陷时期的天津商会与税收征稽——以所得税、营业税为例

在商会与政府的交涉之中,税收向来为重要议题,商会的抗税与减税行动在研究中也广受关注。本文讨论的不是商会如何抗税,而是其在沦陷区的税收体系中处于何种角色。在天津沦陷后,日本占领当局及地方维持机构仍然看重商会的组织力,并企图强化之为经济控制及殖民统治服务。在税收层面,天津承继战前税制以为财政之税源根基。在战时的所得税、营业税的征稽过程中,商会在反复呈请减税、维护集体协商权、参与营业税代征等方面有突出表现。显示在商会经过改组而为亲日商人掌控的情况下,商会之自治性及权威性大为削弱,但受商人利益及会员民意之驱动,仍尝试在协征过程中寻求减负时机。     

试论近代广西玉林籍商人群体形成的原因——近代广西玉林籍商人群体研究之一

近代广西玉林籍商人群体由玉林本地商人、国内其他地方的玉林籍商人、国外玉林籍华侨商人三部分构成,是近代广西本土商人中的佼佼者,不仅在玉林经济生活中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而且在外地也有了长足的发展,具有相当实力。玉林籍商人群体在近代快速形成并脱颖而出,既有玉林商人勤劳智慧的个体因素,又与玉林独特的自然环境、区位条件以及外商、时局等的影响密切相关。     

鸦片战争前粤海关税费问题与战后海关税则谈判

从17世纪末到鸦片战争前,广州口岸关税征收中的税费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中外争端,一直贯穿于以中英贸易为主体的中西贸易史中。在税费征取过程中形成的地方关税利益集团,滥用职权,中饱私囊,这不仅引起以英商为主的西方商人的长期抗争,也损及清政府的财政利益。鸦片战后清政府逐步接受英方协定关税的要求,以确保关税“有盈无绌”。战后《海关税则》的订立,实际上是战前中外粤海关税费问题争端长期持续和演变的结果。     

我国第一部正式商法

二十世纪初年,清政府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先后采取了一系列旨在奖励工商实业的政策。举其荦荦大端,最为著者有二:一曰劝办商会以“联络商情”;一曰制定《商律》以确定商人权力。中国自战国秦汉以降,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历来是“诸法合体”,不存在任何专门的商法,因此,清政府于1904年1月颁布的《商律》,是为我国第一部正式的商法。《商律》由《商人通例》和《公司律》两部分组成。《商人通例》共九条,比较具体地规定了商人的身份及经商权力。“凡经营商务贸易买卖贩运货物者均为商人”,“商人营业或用真名号或另立店号某记某堂字样均听其便”。(《商部奏定商律》。     

民国时期商会档案

民国时期商会组织是一个维护工商业主利益的社会团体,以“联合各业、振兴工业、齐一商志”为宗旨。商会组织在民国时期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作为这一时期商会活动的历史记录——民国时期商会档案,以其保存完整、时间跨度长、涉及地域广、案卷数量多、内容丰富等特点,在整个民国档案中占特殊而重要的地位。     

居廉水墨杂花册鉴考

"居古泉先生是承前启后一位大师,岭南三家初得新技法,合居氏画风影响创出新国画。此册是居氏神来之笔。虽未署款,审定为晚年精品无疑。吾曾见居氏花鸟册不下十余件,但未有及此者,近兄以重金购藏,可宝也。壬申五月、善深。"这是岭南画派第二代传人杨善深先生在居廉《水墨杂花册》中的     

夏文明崛起的生境优化与中国城市文明的肇始

夏民族从颖河流域和汾河下游发展到伊洛平原的历史进程中,伴随着生境的不断优化而步入了文明时代,建立了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二里头王都,从而开启了中国城市文明的先河。二里头城市文明的聚集效应和辐射效应,有力地促进了夏文明的跃进。     

新乡市博物馆《馆藏青铜器精品展》的陈列设计

新乡市博物馆搬迁至原平原省委旧址后,利用旧址主楼推出馆藏文物精品展览.其中<馆藏青铜器精品展>在展室面积、展线长度及展室结构等条件有限的情况下,精选青铜器103件,内容分青铜礼器、青铜兵器、铜镜三大部分,展示了青铜器在国之礼仪、国之战争及日常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反映出新乡市博物馆的文物特色,较好地体现了内容与形式的和谐统一.     

The Work of the Institute of Geography of the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SSR in 1958

The author defines satellites primarily on the basis of their commuting links with the central city or cities. He discusses characteristics of satellite cities and towns and their functions, trends in the development and location of satellites,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Soviet city planning. In the following translation, the Russian term gorod has been translated as city, and poselok gorodskogo tipa (urban-type settlement) as town.     

民国时期的商会票概论

民国时期纸币发行混乱,呈多元化货币发行的格局,但在各种主体发行的货币竞存中,乡村底层市场上流通的纸币,即县乡纸币,是最独特的一种。笔者有幸参与由戴建兵先生主编的《中国钱币大辞典·县乡纸币卷》的编写,有机会对石长有先生等人收藏整理的民国时期县乡纸币有较全面而又直观的了解,其中经商会注册或由商会直接发行的纸币尤为引人注意。     

《孔子诗论》二则试析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第九简反映孔子对德的崇尚。第二十六简则见出孔子 反对隐逸。     

清初文人画家宋骏业生年之发现

清初文人画家宋骏业向来不为绘画研究者所重视,只因其曾于康熙三十年（1691年）奉命而举荐王翚（1632-1717年）主绘《康熙南巡图》、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与孙岳颁（1639-1708年）主编《佩文斋书画谱》、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与王原祁（1642-1915年）先后主持《万寿盛典图》而进入绘画史的视野,故其生平资料现存甚少。《清史稿》将宋骏业小传附于乃父《宋德宜传》之后,曰：子骏业,自副贡授翰林院待诏,直御书处,历兵科给事中。康熙四十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