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莆仙地区的“炝”食

“炝”是中国传统烹饪方式之一,在北方和西南地区经常使用,福建则莆仙地区使用最广。文章分析了“炝”字在莆仙地区的形音义,解释其在莆仙方言中的文白异读形式,探索其在莆仙地区美食中所形成的一系列词语族情况,并进一步阐释其饮食文化内涵。文章还对莆仙地区“炝”食的传播进行了分析,为莆仙地区的“舌尖魅力”研究添砖加瓦。     

近代广西玉林籍华侨商人群体的行业分布及特点研究——近代广西玉林籍商人群体研究之四

近代广西玉林籍华侨商人群体是近代广西玉林籍商人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大多出身贫寒,受教育程度较低,经营规模不大,但却十分抱团,主要分布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东南亚国家,从事种植业、矿业、百货业、侨汇业等。广西玉林籍华侨商人群体中的许多商人还曾是东南亚各地广西会馆、商会的创办者或重要执掌人,是近代广西华侨商人中的代表性群体之一。     

“福建会馆”款彩瓷弥勒佛

“福建会馆”款彩瓷鎏金弥勒佛系晚清至民国时期作品,高57.2厘米,为常人身高的三分之一。弥勒是未来佛。传说我国五代明州布袋和尚是其转世化身,时号长汀子布袋师,常在浙江省奉化县岳林寺,后端坐石上而逝。宋、明以来,江南诸寺多塑其身,在杭州更为普遍。在明中晚期,随着手工业纺织工场的产生和商业的发展,东南地区同籍商人常办有会馆,具有住宿、贸易和商会的多种功能,大大便利了同籍商人的贸易合作和信息交流,对促进社会进步和当地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商人救国》对商界的抗日救国宣传——兼论上海商人救国协会的性质

1932年成立的上海商人救国协会,并非论者所说之典型假托商人名义的团体,而是具有宽泛意义的商办爱国团体。在其存续不长的时间里,该团体围绕抗日救国宗旨积极开展相关活动,并创办会刊《商人救国》,广为宣传国难中商人的使命与责任,以及商人救国的途径。会刊《商人救国》改名为《商人公论》后仍号召商人坚持抵制日货,振兴国货,而且更加关心政治问题,甚至抨击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发挥了"商人喉舌"的积极作用。     

近代玉林之外广西其他地区玉林籍商人群体研究--近代广西玉林籍商人群体研究之三

近代玉林籍商人在广西各地一共建立了6座商业会馆,是广西本土商人中建立商业会馆最多的一个,这显示出了他们强大的经济实力。近代玉林籍商人所从事的行业不仅包括杂货业、经纪业、鱼盐业、蓝靛业等传统产业,同时还经营矿业、汽车运输业、化工业等新兴产业,其中从事餐饮、鱼盐及交通运输业的商人与玉林当地的产业联系十分密切,而从事矿业等新兴产业的商人则多与政治联系紧密,他们经营的产业类型日益多样,甚至开创了广西部分产业的先河。玉林籍商人群体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对经商所在地和家乡的经济社会发展都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晚清时期企业体制变迁及其现代化审视——对汉阳铁厂“招商承办”之再思考

创建于1890年的汉阳铁厂,在投产两年后由官办转为官督商办,究其原因,既符合企业体制自身的发展规律,亦是晚清时期内外环境变化及各方势力博弈的结果。而进一步探究发现,官督商办体制适应了晚清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过渡的进程,这种过渡的杂糅决定了汉阳铁厂难以从官办直接转变为完全商办。     

试论“官督商办”在民族近代企业发生时期的积极作用

官督商办,是洋务派举办近代民用企业时采用的主要经营方式。对这种经营方式,论者臧否不一,而多数持否定态度,——认为它是洋务派利用私人资本,以控制、垄断新式机器工交业的手段;采行的结果,是阻滞了民族资本的正常发生与发展。这种看法失之偏颇;至少,用以评价官督商办方式在民族近代企业发生时期(甲午战争以前)的作用是不合适的。客观地考察这一经营方式采行的特定历史背景及其在甲午战前的实际     

试论清代前期铺商户籍问题——兼论清代“商籍”

清初承继明朝户籍制度 ,一般经商之人无专门户籍。康雍年间 ,由于商役在制度上的废弛 ,“摊丁入地”的实施 ,封建徭役基本被废除 ,因此商人役籍意义上的户籍就不可能也无必要再单独设立了。然而 ,清代有“商籍”一说 ,而且该籍在国家典籍文献中被列为四大户籍之一。其实此“商籍”与以役籍为中心意义的军、民等籍有根本区别 ,它是政府专为盐商在行盐地区参加官学学习和科举考试所设的资格凭据 ,并不涵盖盐商之外的其他商贾。此外 ,为了索取和管理需要 ,清政府对其他商贾也设有一些必要的户籍管理措施。     

晚清商办与官办的斗争

晚清时期,围绕着近代民用企业实行商办,还是实行官办,进行了3个回合的斗争。第一回合,轮船招商局屡被弹劾,京中言官要求对其统制,乃至收归官办,被李鸿章顶住。第二回合,围绕着湖北铁政局的经营形式,张之洞与盛宣怀展开争论,结果张之洞动用官款创建,企业实行官办;然而,企业官办后经济效益太差,几年后不得不招商承办。第三回合,“轮电之争”,袁世凯将官督商办企业收归官办或对之实行统制,盛宣怀经过多年努力,终于使各官督商办企业摆脱“官督”,完全商办。经过数十年商办与官办的斗争,以及商办的不断胜利,迎来了民国初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     

汉冶萍公司体制研究

汉冶萍公司是中国近代工业化起步阶段第一个炼铁联合企业。1890年,湖广总督张之洞为杜漏卮、挽利权,在湖北汉阳以官款创办汉阳铁厂,此后,经过招商承办、技术改良、厂矿扩充等艰难发展历程,于1908年正式注册为商办企业。全称“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本文简称汉冶萍）。自其前身汉阳铁厂于1890年创办,至1948年正式由国民政府接收止,历经半个世纪的发展,涵盖了中国近代历史上所有的企业形态：从官办到官督商办再到商办股份制企业,对应的企业体制也大相径庭。     

浅议晚清“官督商办”

"官督商办"是晚清洋务期间兴办企业、发展工商的一条重要政策,本文对此进行了分析,指出了它既有符合当时工商业发展需要的一面,但又有着相当大的局限性,从而对近代工商业的发展造成了很大阻碍。     

汉冶萍公司股票研究

汉冶萍公司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煤铁联合企业,在其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中,为解决企业资金严重匮乏的困难局面,维持企业生存、谋求企业发展,曾以发行股票的方式融通社会资金。汉冶萍公司的股票,真实记录了公司资本运作与生产经营的基本情况,浓缩了汉冶萍公司由官办、官督商办到商办的历史演变过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中国的社会经济状况,     

从开平矿务局看官督商办企业的历史作用

开平矿务局是洋务派经营的一个卓有成效的官督商办企业。结合这个企业创办和经营的历史,探讨官督商办企业的某些特点和历史作用,也许有助于当前开展的关于洋务运动问题的讨论。     

清代京师的旗籍商人

清代旗人以京师为最大聚居地,故旗籍商人亦以京师为多。旗人经商,具有如下特征:其一,旗籍商人由贵族高官、满洲亲贵家人、普通旗人三部分构成。身份地位不同,经营模式、业务范围、资金多寡亦有差异。其二,旗人经商,多为副业。贵族高官,往往兼营地产、房产,因此兼有官僚、地主、商人的多重身份。其三,旗人经商,因制度所限,具有一定隐蔽性。其四,旗人经商,拓宽了与民人交往的渠道。贵族官员开设商铺,多与民间商人合股经营。商铺的管理运作,亦依靠民人。旗人、民人在商业经营中的多种方式,对陶融旗民具有积极意义。     

“我把上海卖了”

崔保荣,看上去就是一位不折不扣的上海古董商,但熟悉他的人都说“他不是商人”。在靠近上海福州路的位置,崔保荣有一间店面,到店里来的人只分两种:客人和朋友。在他从事古董生意的30多年里,经他的手收进来再卖出去的老物件不计其数。进来的客人是冲着物件来的,大多并不怎么懂物件的价值。茶室是专供朋友们聊天的,和着茶香,谈的都是收藏的心得。     

历史应有的启示

甲午战争距今正好一百年，历史的变迁，中国的兴衰得失，揭示了这样一个真理，落后就得挨打，而落后又主要是指经济的落后。甲午战争中国的失败，固然有其清政府的腐败出素．但归根结蒂还是中国经济的守旧和落后。甲午战争之前，中国虽然经历了三十年洋务运动，开启了在中国发展近代工业的风气之先，但成效不大。到1894年，中国官办企业和官僚商办企业总共才30多家．且资本大多是在十万元以下的小厂，商人、地主开办的企业为数也不多。在辽阔的中国土地上，仍然是封建经济的汪洋大海，构不成近代经济发展的气势。而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经济…     

从经营户到行业龙头的“华丽转身”——访贵阳市政协委员、贵州省汽车汽配行业商会会长、贵州合朋二手车市场交易有限公司董事长朱林

作为企业,责任与效益是分不开的,取得效益的同时,也是履行责任的时候。商人与企业家的差别也就在于＂责任＂二字,有责任心的商人才算得上是企业家。     

刘鸿生：中国人的“托拉斯”之梦

他从最底层的煤炭推销员做起、十年间便从一个一无所有的贫寒学生变成百万富翁;他把钱投资在各种各样的行业中,成了“火柴大王”、“煤炭大王”、“呢绒大王”乃至“企业大王”他的发迹史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滩近几乎完美的个人奋斗史,他就是“最像商人的商人”刘鸿生。     

“贾名儒行”与“士风日下”:明清士商关系变动新论

明清时期,士商关系发生了变动,但这种变动并非基于商人社会地位的提高。商人与士人都未对商业实践进行价值重赋,商人所自信的是对士人之道的践行而非商业实践;士人对于商人的肯定以及所谓“新四民论”,底层逻辑是士人阶层对本身的反思与批判。因此,士人才是明清士商关系中的自变量。商人的自信实质上是对士人的质疑,这一方面基于商人自身对士人之道的实践,另一方面源于士人在财富下的异化。这种异化被正统士人批判为“士风日下”,士人也开始被质疑是否言行一致。这些批判与质疑则揭示出,士人之道已在实践与观念上破产。     

也谈“贾而好儒”是徽商的特色——与张明富先生商榷

张明富先生认为"贾而好儒"不是徽商特色,而是明清商人的普遍特征.本文不赞成这种观点,指出:一,张明富先生的论证方法有问题,单纯的例证法不足以证明某个事物的基本趋势、基本倾向.二,徽商"贾而好儒"的特色也得到了同时代人的认同.这一特色的形成,是与徽州这一特殊地区密切相关的.三,张文所分析的明清商人普遍"贾而好儒"的原因,从逻辑上说是不能成立的.四,儒家观念并非传统商人未能踏入近代门槛的主要羁绊,能否超越儒家思想的屏障也非中世纪商人与近代商人的最大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