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唐代两税法研究评述

唐代实行的两税法 ,作为一场赋役制度变革 ,从酝酿到实施历时不过半年左右 ,却对当时和后世产生了巨大和深远的影响 ,其中包含着丰富而深刻的历史内容 ,是 2 0世纪众多学者瞩目的重大课题。192 0年 ,胡钧《中国财政史》(商务印书馆 ,192 0年 )首次从财政学的角度评述两税法的五大优点 ,开本世纪研究两税法之先声。此后 ,研究成果迭出。1933年庄心在首先以《杨炎及其两税法》(《新中华》第 1卷第 2 4期 )为题发表专文。 5 0— 6 0年代 ,日野开三郎发表一系列论文 ,后收入《日野开三郎东洋史论集》第 3卷《唐代两税法研究·前篇》与第 4卷《唐…     

赋役制度变迁视域下的唐后期乡村社会治理北大核心CSSCI

中国古代赋役制度与乡村社会治理关系密切。唐代是赋役制度的重要转折时期,唐后期赋役制度变迁亦开启了乡村社会治理的结构性调整。对此,学术界已经在乡官到乡役的变化以及两税法与乡村制形成上取得了诸多成果。     

唐宋人论杨炎倡行两税法述评

正一、缘起唐德宗采纳杨炎的建议,于建中元年推行两税法,是中国古代赋役制度的一次重大变革。对此,从德宗朝开始就有不同的评论,入宋之后议论者明显增多,毁誉不一,争论余响,流及明清。近代以来,随着西方税收学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的东传,学者们在传承传统观点的同时,也运用新的理论和概念,对两税法进行更多角度的观察,对其历史意义和历史影响有不少崭新的评论。对此,笔者曾撰文《20世纪唐代两税法研究评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0年第10期)作了评述。     

怎样理解“两税法”?

北仓女中×××先生提出来一个问题:葉蠖生中国历史课本一一六页,「初唐徵收现物税,到德宗时改为两税制(原注):因按夏秋两季徵收,所以呌两税)除徵二千万石租米外,一切劳役、现物都折成钱徵收」。×先生的疑问是:两税法既然规定徵收货币,这两千成石租米从何而来?问题本身好像很小,很琐碎,但讨论起来势必牵涉到一连串的问题,而且足以帮助我们对两税法的理解。两税法在历史上是一次税制的大改     

唐宋田赋的“损免”与“灾伤检放”论稿

随着两税法的建立 ,田赋灾免成为与唐宋国计民生关系更为密切的政府行为 ,如何做到及时、如实 ,是宋朝改进唐朝田赋灾免制度的立法考虑 ,其中有不少合理成分。在实施过程中 ,宋朝一直存在地方官员讳言灾伤或检放不实的弊病 ,其原因包括检放程序过于繁细 ,以及其他制度如地方官员考课制度、财政利益分配制度等方面的牵制等 ,不宜以“吏治腐败”一语以概之。     

宋代桑税考论

宋代桑税肇端于晚唐和五代十国时期,除与桑蚕业、丝织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关以外,唐宋之际两税法制度的变迁是其产生的主要原因。在宋代赋税体系内,桑税是国家正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征税方式北方以桑功计量,南方则依据桑地征收。桑税的出现是土地作为征税对象进一步细化的结果,也是宋代两税区别于唐代两税的一个重要特征。     

也谈敦煌文书中的唐五代“地子”、“地税”

吐蕃统治敦煌时期,赋税制度受唐两税法的影响,征收户税即“突税”与田亩税即“地子”。此外,“地子”可能也被称为“突税”。归义军政权承袭吐蕃统治,赋税制度是唐制与蕃制的混合,向民户征收“地子”即田亩税,征收的“地税”则从吐蕃时期的“突税”演变而来,其性质还是户税。归义军政权赋税制度中的“地子”和“地税”是两种不同的税目。     

唐德宗财税新举措析论

正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开始实行的"两税法",作为唐中后期具有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的财税改革为研究者所推重。同样是德宗朝,因对藩镇用兵,"京师帑廪不支数月",~(1)军费窘迫,继两税法之后,出台了借商、僦质、税间架、算除陌等一系列财税征收新举措,却不仅受到朝臣反对,也遭到包括商贾在内的城市居民反对,甚至"泾原兵变"的叛兵也以废除新举措为号     

浅论安史之乱对唐朝税茶与榷茶制形成之影响

天宝十四年,唐朝爆发了历时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给唐朝带来了巨大的政治与财政危机。由于安史之乱破坏了以均田制为基础的土地制度和以人丁为主的租庸调赋役制度,再加上唐中央政府用于平叛所支出的巨额军费,这使唐朝的财政体系面临着崩坏的境地。为了摆脱来自于政治和财政两方面的困境,增加唐朝的财政收入,也为了削弱地方藩镇的势力,唐政府在旧有的财赋制度不起明显作用的前提下,在唐德宗时期实行了两税法,除此之外,在附加商业税方面还对茶征收了税赋,榷茶制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产生的。     

浅论安史之乱对唐朝税茶与榷茶制形成之影响

天宝十四年,唐朝爆发了历时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给唐朝带来了巨大的政治与财政危机。由于安史之乱破坏了以均田制为基础的土地制度和以人丁为主的租庸调赋役制度,再加上唐中央政府用于平叛所支出的巨额军费,这使唐朝的财政体系面临着崩坏的境地。为了摆脱来自于政治和财政两方面的困境,增加唐朝的财政收入,也为了削弱地方藩镇的势力,唐政府在旧有的财赋制度不起明显作用的前提下,在唐德宗时期实行了两税法,除此之外,在附加商业税方面还对茶征收了税赋,榷茶制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产生的。     

评《杨炎及其两税法研究》

在当今汉学界,新加坡以其特殊的地缘、血脉关系而成为联结东西方文化的桥头堡。一批学贯中西、造诣颇深的中青年汉学家荟萃于此,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成就斐然。李志贤博士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李博士长期致力于唐代经济史的探索,2002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杨炎及其两税法研究》,就是他向学术界最新奉献的一部力作。全书共35万字,分十章,全方位地为我们勾画了杨炎这位唐代杰出政治家仕宦浮沉的人生轨迹;对两税法不仅从微观上具体细致地考察其产生、发展、征收、支用等,而且还宏观地就其对唐代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所产生的…     

唐后期民户大迁徒与两税法

将近300年的唐朝历史中,出现过几次民户大规模逃离本土的现象。唐后期出现的两次民户大规模逃离本土现象,其范围之广和影响之深,都是唐前期的逃户所不能比拟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唐后期出现的是民户大迁徒活动。这两次民户大迁徙都与两税法密切相关,本文拟就唐后期民户迁徙与两税法的关系问题进行探讨。 一、安史乱后民户的大迁徙 开元、天宝年间的逃户,由于官府的大力搜括,至天宝八载(749年)终于告一段落。而这时期国家的编户增至9069154户,创唐代国家编户数量的最高纪录。天宝十四载(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国家编户急剧下降,至乾元三年(760年),全国编民只有1931145户,只相当于天宝十三载户数的1/5弱。短短数年中,国家编户竟然如此大幅度流失,在中国历史上实属罕见。这与这时期出现的民户大迁徙有密切关系。     

中央、地方的矛盾与长安三年括户

控制户口及其机制事关国家命脉。从宇文融括户到杨炎两税法实施 ,唐朝的历史与制度的演进重大而鲜明。这个历史过程的某些重要因子应该从武则天时期开始 ,而经常被忽视的是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关系在其中的关键作用。括户本是地方政府的责任 ,但长安三年武则天政府却越过地方由中央派使括户 ,对地方政府的不信任是基本背景。而地方政府的不配合正是促使这次行动流产的重要原因。大谷文书 2 83 5号这一地方政府方面的资料 ,为此提供了证据     

唐代中兴期月纹开元的版类分析

安史之乱后,唐朝曾一度再现近60年的中兴期（约代宗762年至宪宗820年）。社会与政治虽不及以前稳定,但文化和经济则进一步发展繁荣。文化上如诗歌的题材和内容有了进一步拓展,大部分优秀的唐诗都出自本期。经济上,常平法、两税法的实施,使货币商品经济得到较大发展。但是,由此造成钱币数量无法满足流通需求,使“钱荒”更为突出。     

唐后期税收政策与胥吏阶层的发展

唐后期随着两税法的确立以及"量其资产"税收政策的变化,胥吏阶层也逐步庞大,其作用在基层管理尤其是税法执行中得到加强,形成了超过前代,并继而影响后世的胥吏阶层的崛起,而唐后期正是胥吏阶层地位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     

曹魏租调制拾零

曹魏的租调制,为其田租、户调制的简称。自此制创立后,历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沿用达数百年之久。其间,虽隋及唐代前期曾以实物代役部分并入,谓之“庸”,合称租、庸、调制,但本质上仍为租、调制的延续。直到两税法出现,租、调制才最终成为历史的陈迹。既然此制创始于曹魏,则当时何以有创立此制之必要?一种制度的产生,决不可能突然从天而降,则此制逐步形成的演变过程如何?它同汉代的租税制度有何差异?《三国志·魏志》对此制的正式颁行年代并无明确记载,那么此制究竟确立于何时?此制确立后,对于当时的社会经济起过     

敕后起请的应用与唐代政务裁决机制

开元十一年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以后 ,唐代政治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 ,这种变化不仅体现在机构的变革上 ,还表现为政务裁决机制的变化和政务文书形态的转变。“敕后起请”是唐代中后期一种普遍应用的政务文书 ,具有固定的文书特性 ,体现的是政务部门制定实施细则的决策权力。许多重大政策的出台 ,包括两税法的实施 ,都通过“敕后起请”的形式。与“敕后起请”相关的还有“敕后商量状”。此类文书的应用 ,表明宰相决策权逐渐走向实务化 ,宰相职权日渐政务化。     

试论侯外庐关于社会史分期的法典化标准

侯外庐关于中国社会史研究提出一个重要的理论观点 ,即以法典化标准 (体系化的制度形式 )作为判断社会形态的标准。他从生产方式、政治设施、阶级关系和意识形态诸方面分析了战国至秦汉时期的法典化即制度变迁 ;又将法典化标准运用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分期问题上 ,对中国封建社会由前期向后期的转变 ,提出了以均田制和两税法作为这一转变的法典化标准。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演变 ,他以法典化标准对“一条鞭法”和“更名田”、“摊丁入亩”作了阐释 ,将制度的变化与土地私有制的出现、工商经济的发展和阶级关系的变化联系起来考察 ,一以贯之 ,使其法典化理论更加完善。他关于法典化标准的研究是一种注重整体的历史发展的研究方法。其理论意义 ,不在于提出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总体答案 ,而在于指出了研究的思考路径。我们应该在其研究的基础上 ,从历史发展各种因素的“交互作用”及其文化意义、从法典的表现形式和范围诸方面 ,进一步深化法典化标准问题的研究。     

唐后期诸司与州县差役纠纷探析

唐后期直属中央的诸司侵凌州县、影占差役人户的现象较为普遍。这是新旧赋役体系交替和行政体制转轨背景下相关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两税法推行后,诸司吏役不再由计司与州县统筹调配,而是自行选补。由于使职差遣体制下诸司地位高于州县和二者在政务运行中关联不足等体制、机制问题,诸司选补吏役时多影占州县人户。为惩此弊,朝廷将由君相审核的挟名敕机制引入诸司吏役选补流程中,并在大赦文中多次申明。五代宋初,朝廷逐步调整诸司与州县的关系,落实吏役选补“不碍州县色役”“候州县回文”等原则,明确州县在差役事务上的统筹权。与此同时,加强对诸司吏役定额的管理。《天圣赋役令》等相关令典确立了“户”作为差役的计征单位,除官户外的所有人户都是州县差役承担者的原则。诸司与州县的差役纠纷现象由此消解。以上复线的历史过程,是唐宋之际以两税制度为核心的赋役体系演进的重要内容。     

宋代乡里两级制度质疑

宋代的乡既不是一级基层行政政权或行政区划,也不是里的上级行政机构,而是县以下的一级财政区划。乡、里并不存在统属关系,它们有时重叠,有时独立。乡建制的这种变化是由于两税法以来赋税征收方式的复杂化和多样化而引起的。乡作为单一财政区划的出现,是唐宋之际社会经济转型期重构乡村基层组织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