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主义与西安事变

爱国主义历来是中国人民团结奋斗的一面旗帜。七十多年前的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正是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重要体现。爱国主义是西安事变发动的根本原因,爱国主义也是西安事变获得了和平解决的伟大旗帜,张、杨的义举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作出了贡献。我们要发扬爱国主义精神,促进中华民族的团结、统一和复兴。     

中国共产党对西安事变的因应与处置

正1936年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面对突如其来的事变,中共中央冷静分析,沉着应对,根据急遽变化着的政治局势及时提出"和平解决"的方针,并促成事变的和平解决,为全民族团结抗战打开了通道。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化的枢纽,体现了中共在政治上的成熟及高超的应对突发事变的能力。冷静观察以因应局变,慎重表态以掌握处理事变的主动权西安事变的爆发,引起了中国政坛的剧烈     

西安事变中"莫斯科回电"解密

西安事变是影响现代中国的一桩大事件,它的发动受到了国内外的关注。在和平处理西安事变的过程中,共产国际和苏联方面的因素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重要影响。那么,共产国际、苏联对西安事变的发生有何反应?其间有哪些微妙的变化?共产国际、苏联方面的因素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起     

万耀煌邂逅“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中共中央派出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赴西安与张、杨协商,主张和平解决事变。“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粉碎了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亲日派进攻西安、扩大中国内战的阴谋,推动了国共两     

张学良私人飞行员披露七十年前的一幕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全国抗日运动高潮的推动下,统率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联合采取行动,软禁了蒋介石和国民党军政大员几十人,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中共中央从民族利益和抗日的大局出发,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通过各方的共同努力,12月25日,西安事变获得和平解决,成为中国时局的转折点。     

“审蒋”无法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审蒋”无法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张伟联系到中共中央在西安事变之前已经制定了“逼蒋抗日”的策略方针,学术界仍有人认为,中共中央在得知西安事变的消息后,立即决定了和平解决的方针;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指导下,对蒋介石个人的处置在策略上有一个发展过程,即由“...     

宋美龄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中的作用

西安事变发生后,宋美龄与南京政府内的讨伐派进行周旋,争取和平谈判的时间。宋美龄派端纳前往西安探明真相,并与西安事变的发动者张学良、杨虎城进行积极的沟通,帮助蒋介石转变其强硬立场,在各方力量博弈下,西安事变最终得以和平解决。宋美龄不仅因其蒋夫人的身份,更因其个人素养和能力,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起到了积极的影响。     

国民党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问题上的态度

西安事变最后和平解决,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首先,张、杨的作用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事变是他们发动的,当时的蒋介石处于他们势力的绝对控制之下,处置蒋介石的任何方案,如果没有他们的同意,就根本无济于事。而张、杨一开始就旗帜鲜明的主张和平解决。其次,中国共产党在事变中的作用,当然也是极为重要的,当时张、杨非常信任中共,指望中共作出有利于团结抗战的决策。特别是后来张学良在南京被扣以     

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是一个震惊中外的历史事件,它对当时以及后来的时局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共产党联蒋抗日,国民党由内战转向抗战,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形成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西安事变能够和平解决,是由各方面因素促成的,有张学良、杨虎城的作用,有共产党的作用,也有国民党中亲英美派的作用。但张、杨的作用是主要的。张学良不仅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的倡导者,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过程中,张     

周恩来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作用评析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关键环节。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策的指引下,充分发挥自身的创造性和灵活性,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起着独特的作用,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终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央考察团“在陕北苏区纪实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使蒋介石发动的持续了近十年的剿共内战停止了下来,国共两党的高级代表从1937年2月起开始接触,就合作抗日问题进行会谈。国民党中央为了研讨和制定西安事变后的对内对外政策,于1937年2月15日至22日在南京召开五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一个名为“根绝赤祸”的决议案,实则确定了联共方针,启动了     

1936年12月17日周恩来与张学良西安会谈的再探讨

根据目前学术界关于1936年12月17日周恩来与张学良在西安会谈的描述,似乎周恩来在刚抵达西安时就已经完全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具体方案,这与中共中央在事变之初一度采取"除蒋"方针有很大抵触,不能不令人怀疑.本文把周恩来放到当时的历史情景下进行具体考察,并主要依据档案资料进行分析,指出周恩来当日不可能向张学良提出"军事阴谋",也没有分析事变存在两种前途,更不可能力主释放蒋介石并拥护其作为全国抗日领袖.相反,与中共中央一样,周恩来在寻求和平解决事变的具体方案上同样也经历了一个不断探索和发展的过程.     

西安地区的救亡报刊与西安事变

1936年西安事变前后,东北军、17路军及各抗日救亡团体先后在西安创办了许多救亡报刊.这些报刊积极宣传张学良、杨虎城的救国主张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广泛报道西安及各地动向,及时指导民众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从而在推动西安事变的爆发及和平解决直至善后处理方面都发挥了重大作用,也为后人研究西安事变积累了珍贵的历史资料.     

“他者”的观察：在华西方人士关于西安事变的舆论及书写

1936年12月,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后,当时在华西方人士对此保持了高度的关注,并在报刊、论著中对西安事变有大量书写,为观察此次事变提供了独特的“他者”视角。他们对西安事变过程进行了评论,分析了西安事变起因、各界反应及其造成的影响;还对西安事变与国共关系的影响进行了探讨,肯定了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努力。因他们的身份和立场各异,也出现了事中观察、事后认知等不同的书写视角。史沫特莱、斯诺等坚定支持张学良的行动,还有一些西方人士则将事变称为“叛乱”,支持同情蒋介石,部分西方报刊则是秉承中立立场对事变进行报道。他们对西安事变的观察和书写,从不同方面向国外介绍了西安事变的情况,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外国政府对西安事变的认知。     

西安事变中周恩来的卫士组长龙飞虎

正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这是改变中国历史进程和命运的事件,我父亲龙飞虎是亲历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见证人。飞机货舱里的乘客西安事变后,党中央派出了以周恩来、叶剑英、博古、李克农等为主的代表团,赴西安谋求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我父亲在长征中担任红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侦察科的科长,负责侦察,走在红一方面军的最前     

中共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的制定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由当时形势所决定的。西安的三个方面(张、杨和共产党)都主张和平解决事变。南京方面虽然以戴季陶、何应钦为首的主战派喧嚣一时,以国府名义调兵遣将,下令讨伐张学良,但以孔祥熙、宋氏兄妹为首的主和派力主和平营救蒋介石,赢得了国民党左派、元老派(包括原西山会议派的     

宋美龄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地位和作用

宋美龄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地位和作用王文鸾史学界对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因素已作了多方探讨,并对事变有关人物也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但对宋美龄这个重要人物所起作用的专题论述尚不多见,多将其作为促进因素之一泛泛而谈,仅停留在＂起过积极作用＂或＂催化作用...     

试论国内外舆论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作用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诸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国内外进步舆论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起了重要作用。一方面,各种舆论普遍要求南京与西安采取克制态度,避免事态恶化,演变为大规模内战,损耗国家民族御侮实力,遏制了国民党内主战派的内战叫嚣,迫使国民党放弃了武力解决的企图,改取政治解决善后的方针;另一方面,各种舆论吁请张学良、杨虎城尽速释蒋回京,对促使张学良下决心释蒋并亲自陪蒋回京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试论知识分子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作用

西安事变爆发后,民国知识分子纷纷发表社论和声明,几乎不约而同地谴责张杨的行为,并要求立即释放蒋介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这在很大程度上引导了当时的舆论和民意走向,从社会层面上给张杨施加了巨大压力。民意的导向直接影响了参与谈判的各政治组织和政治团体,从客观上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创造了条件。     

斯大林、共产国际与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的突发,出乎中共与共产国际及斯大林的意外。如何解决事变成为迫在眉睫之事。在陕北的毛泽东立即给斯大林发去电报,表示联合张、杨积极推动抗日反蒋;正在莫斯科的王明则提出了立即枪毙蒋介石的主张,同时共产国际也有不同意见。斯大林出于苏联利益的考虑,与中共电文交驰,力促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与蒋介石结成抗日统一战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