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玉璧象征意义新探

良渚玉璧是阴阳观念中"阴"的外化形式,是良渚先民社会生活中地、坤、母、女等抽象话语的具象化,是地母之阴的象征。     

论良渚文化玉璧的功能

长江下游太湖流域良渚文化的玉器种类繁多,制作精良,一直为学术界所重视。特别是玉琮、玉璧被公认为良渚重器,也是学术界争论最为激烈的焦点。与对玉琮的研究相比,良渚玉璧研究还是一个薄弱环节,专门探讨玉璧的文章并不多。本文试就以往关于良诸玉璧功能所提出之观点做一检讨,并提出自己的浅见,以就教于方家。对于研究早期玉璧的学者而言,最重要的是探讨玉璧原初的功能是什么。从古代文献资料来看,璧的功能甚多,有礼天,礼河、海、山,祀神,君享用,五等诸侯享天子,束帛,积(财富积蓄),辟邪,法天,佩系,敛尸,区别等级作用。…     

浅谈新石器时代玉琮

周代是中国古代礼制最兴盛的时期,衣食住行有着严格的礼制约束,出现了一系列的礼玉型器。《周礼·春官·大宗伯》有言：＂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这六器指的就是玉璧、玉琮、玉圭、玉璋、玉琥、玉璜这六种专为礼拜神灵用的玉器。郑玄对礼制玉器也有注解：＂礼神者必象其类：璧圜象天;琮八方象地;     

论良渚文化琮璧

玉琮和玉璧虽多见于中国古代典籍,但长期以来对其却缺乏科学的研究.对传世琮、璧的时代、作用和意义也多认识不清.在一些论著中,一般都笼统地把它们看作是三代之物.囿于这种传统的看法,1936年施昕更先生第一次发掘良渚文化遗址时,也谨慎地把“大批排列整齐而又有规则”的琮、璧为主的玉器推定为“周汉之间”的遗物.同年在嘉兴双桥一带又发现了大量的玉璧,同样也未能断定其具体的年代.1973年江苏省吴县草鞋山良渚文化遗址的发掘,才证实了玉琮和玉璧原是新石器时代的良渚文化的遗物.1976年妇好墓的发掘,出土了商代的玉琮,其器形与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玉琮有很大的相似之处,这才使人们认识到,良渚文化的琮璧可能是中原三代文化琮、璧的源头.良渚文化时期的琮、璧与商代琮、璧当然不能等同地看待.但两者相似之处所反映的文     

甘、青、宁博物馆馆藏齐家文化玉琮、玉璧研究

齐家文化玉器是中国古代玉器文化的代表之一。齐家文化时期,原始宗教已发展到较高阶段,掌握酋邦特权的贵族往往用玉礼器祭祀天、地、神灵及祖先。玉礼器主要以琮、璧组合较为普遍,且数量较多。本文就甘、青、宁三省区博物馆馆藏中部分有代表性的玉琮和玉璧的形制、工艺、功能等方面做一研究。     

古代玉琮的鉴定(上)

<正>玉琮是我国古代玉器中十分常见的一种玉器。关于玉琮的认定却有着一个不断变化和深化的过程,从纯文字资料到绘图的出现,再从绘图到实物的出现,经历了一个认识不断符合实际的认知历程。《周礼·大宗伯》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春秋时期的齐国官书《考工记·玉人》中也有这样的记载:"大琮十有二寸,射四寸,厚寸,是谓内镇,宗后守之。"这也许是史书中关于玉琮最早的记载,此后,关于琮的记载不绝于世,但往     

齐家文化的玉璧与玉琮

玉璧和玉琮是齐家文化(距今4100～3600年)的主要玉器品种。齐家文化玉璧和玉琮最早见于清宫旧藏,清末吴大澂的《古玉图考》中也有著录,可见这类玉器很早就有发现、收藏和著录。但是,由于限于当时认识水平和考古知识的缺乏,它们笼统被归入商周玉器。实际上,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前,玉器学术界和收藏界对家文化玉器的认识还是很肤浅的,这主要是由于考古发掘出土和采集的齐家文化玉器甚少,而且资料基本没有公布。     

江苏武进寺墩遗址的新石器时代遗物

寺墩遗址位于常州市东北15公里处,属武进县郑陆乡三皇庙村(原称红卫大队)。 1973年10月,郑陆农民把当地出土的玉璧、玉琮送常州市文物商店鉴定,文物商店当即转告常州市博物馆。博物馆前往出土地点调查,发现了寺墩遗址。这里是一个高出地面约20米的土墩,东西长100、南北宽80米。在墩东、墩北范围较大的区域内都发现新石器时代的遗物。调查时,即征集到出自寺墩东坡的十八件玉、石器。计有玉璧三件,玉琮十二件,以及石斧、玉刀等。随后,我馆对寺墩遗址进行了     

江苏常熟良渚文化遗址

江苏省常熟市位于长江下游太湖平原的北部。建国以来,在三条桥、黄土山、嘉菱荡三处良渚文化遗址中,发现了玉璧、玉琮、石钺、穿孔石刀等。我会进行了实地调查,并征集了遗物。现报道如下。     

崧泽—良渚转型期的礼制遗存刍议——以小兜里、仙坛庙、邱承墩遗址为例

公元前3500~3000年是崧泽文化向良渚文化的过渡阶段,也是太湖流域礼制发展演变的转型时期。转型时期出现的礼制遗迹有祭祀性质的土台,礼制遗物出现陶、玉并重的礼器组合现象,鼎、豆、壶成为陶礼器的固定组合,小玉璧、小玉镯可能为良渚文化玉璧、玉琮的雏形。崧泽—良渚转型期不仅孕育了良渚文化的礼仪制度,并且对良渚文化礼仪制度发展的趋势产生了深远影响。     

考古资料纠正传世文物谬误一例

美国佛里尔艺术馆收藏着一批中国古代玉器,有琮、璧、环、手镯、璜、斧等器种。其中四件玉璧上刻有乌坟、水波纹、雷纹等,玉琮和玉环上则刻着兽面纹。过去,认为这批玉器至早是夏商时代的遗物,甚至有人说它们的时代相当晚近。但近年中国江浙     

玉琮浅说

玉琮的缘起和功用,自古至今众说纷纭,迄无定论。从时代最早的良渚文化玉琮形制和纹饰考察,玉琮初创时当具有图腾柱性质。良渚玉琮传播到他种文化地域后,图腾柱性能随之消失,只保留了沟通天地祖先神灵的意义,并最终在周代贵族社会玉礼器体系中,定格为大地的象征物。在这个漫长的演化过程中,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玉琮起了重要作用。     

喇家遗址与大禹治水综合景区创意设计的建议

一、静态的大禹治水雕塑群在喇家遗址前建一处小型主题广场,广场的平面总体形象可参考喇家遗址出土的以齐家文化为代表的玉琮、玉璧等造型。在广场中心,建一直径约20米的圆形平台,其后设一半圆弧形背景壁画墙作为大禹治水雕塑群的背景,可以残垣断壁的形式表现,内容以连环画形式展现喇家遗址中的房址平     

稻作经济一体化与玉文化先统一长三角

稻作农业的史前发生发展催生出长江流域的史前经济一体化,尤其在距今7000-5000年之间,稻作农业开始成为长江下游地区的经济主体。随着农业经济的革命,长江下游出现了极为繁荣的玉文化景观与符号体系,玉文化革命成为长三角地区的文化一体化事件。从发生期的马家浜文化,到新变期的崧泽文化,最后发展到高潮期的良渚文化,玉文化成为长江下游区域性文化统一的符号标志。长江流域的稻作经济一体化直接催生了良渚玉文化的环太湖统一,而玉文化先统一长三角最为突出文化表征是玉礼器符号体系的建立,而以玉钺、玉琮、玉璧、玉璜、玉冠状器、玉锥形器为核心文化要素的良渚玉文化六器,其中四种类型直接(玉琮、玉璧、玉璜)或间接(玉钺后来衍化出玉圭与玉璋)成为三代国家政治统一之后的礼制六器核心元素。     

中国历代玉璧形制举例

玉璧是古代礼制活动中使用的器物,主要用于祭祀活动。礼仪中所用的一切玉器称为玉礼器,而其中的璧、琮、圭、璋、璜、琥这六种玉器,称之为"六器"。《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皆有牲币,各放其器     

关于羊子山土台遗址和几件出土文物的历史价值问题

本文认为成都羊子山土台之功效为灵台,是古代帝王得民心得天下不可或缺的重要建筑,并联系到金沙遗址玉琮、玉璧,认为两者可等量齐观,均与杜宇称帝及祭祀有关。文中涉及的东汉养老画像砖不仅再现了汉代对庶老的养老情景,同时亦是对秦前期庶老礼制的承袭和印证。     

古代玉琮的鉴定(下)

玉琮是一种内圆外方的筒形玉器,为我国古代重要礼器之一。因其具有精美绝伦的纹饰、重要的历史价值以及巨大的艺术魅力,历来被嗜玉者所追捧。当前市场上仿品、赝品玉琮泛滥,藏家在收藏玉琮时需要对玉琮的真假作出判断,需要掌握鉴定玉琮的方法。本刊上期从玉琮的各部位名称、基本器形等方面介绍如何判断玉琮的真假,本期将继续介绍从玉琮加工工艺来鉴定玉琮的方法。     

“六器”探索与“琮”的思辨

本文先探讨约于战国时代《周礼》成书时,为何选择了璧、琮、圭、璋、琥、璜,这六种玉器成为祭祀天地及四方神明的玉礼器,即所谓"六器"。经研究可知,是约战国时代博学的儒者,广纳了周文化里的璧、圭、璋;楚文化里的琥、璜;以及春秋晚期以后三晋地区复古风潮下的玉琮;组装了"六器"的架构。从庙底沟文化、先齐家系、齐家文化、春秋战国、汉代至明代,一以贯之的玉琮文化确知,玉琮的必要条件是方形、主要功能是祭地。黄河上中游史前玉琮是原生性玉琮。反观考古学界近30年来,一直被清末金石学家误导,将良渚文化早期弧形器壁的玉方镯误命名为"琮"。事实上良渚晚期突变出来外壁平直方正厚实的才是玉琮。此类次生性玉琮的发生成因值得探索。晋南清凉寺墓地出土的玉琮,有光素的齐家文化玉琮。1件器壁刻有垂直阴线者,是受到华东风格影响的"晋陕式齐家文化玉琮"。     

浅谈唐代玉器特征

中国玉器的发展历程,萌芽于距今一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经历了孕育、成长、嬗变、发展、繁荣、兴盛六个历史时期,为社会物质和精神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中国玉器,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历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发展到唐代达到了鼎盛时期。在商代,有属于生产工具、礼器和装饰玉器,如玉刀、玉斧、玉铲、玉璧、玉璜、玉琮、玉圭、玉璋、玉瑗以及单体动物的玉鱼、玉鸟、玉兽。商代礼玉是新石器时代玉礼器的传承和延续,它具有代表神灵的功用。工具类玉器大多并非实用,仅作象征之物。常见纹饰有饕餮纹、斜方格纹、弦纹、云雷纹。到了西周,大…     

论中国古代数字的崇拜

殷周时期,以殷商民族为代表的东方部族崇拜偶数,以周民族为代表的西部黄土高原的民族崇拜奇数。这种对数字的崇拜意识表现在祭祀、墓葬、建筑、用鼎制度等各个方面。春秋以后,东、西方民族的数字崇拜意识逐渐统一,用奇数、偶数象征天地阴阳之数,在使用中将它们和谐地结合在一起,表现了华夏民族思维的哲理性、正确性、完善性和认识上的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