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前英国绥靖政策的起迄问题——与陶樾同志商榷

陶樾同志在《世界历史》杂志1980年第3期上发表的《两次大战期间英国的外交政策与欧洲均势》一文中,认为“英国的绥靖政策是从1937年5月底内维尔·张伯伦主政后才真正开始贯彻执行的”,绥靖政策的结束是在1939年3月31日,“即德军占领布拉格后的十六天,张伯伦突然代表英法两国宣布全力支持波兰政府、保证波兰的独立”这一天。对此,本人谈点与陶樾同志不同看法,以求赐教。 一 丘吉尔在其《回忆录》中,写到张伯伦在1939年对波兰予以保护一事时指出:英国对德国“放任、安抚、绥靖的政策执行了五六年之久”。由此推断,他认为在张伯伦上台前的     

艾登与阿尔法计划

艾登在任外交大臣和英国首相期间,力图以埃以和解为基础,与美国共同制定了全面解决阿以争端的“阿尔法计划”,艾登提出这项计划是以纳赛尔对西方国家的友好和美国在中东地区与英国的合作为基础。由于艾登将阿尔法计划实施与要求美国在中东对英国的军事支持和美国加入巴格达组织联系在一起,因此英国逐渐失去了美国在中东的支持;随着艾登对纳赛尔敌意增加,阿尔法计划逐渐陷于困境,并且当运河危机发生时,阿尔发计划最终失败。     

艾登与阿尔法计划

艾登在任外交大臣和英国首相期间,力图以埃以和解为基础,与美国共同制定了全面解决阿以争端的"阿尔法计划",艾登提出这项计划是以纳赛尔对西方国家的友好和美国在中东地区与英国的合作为基础。由于艾登将阿尔法计划实施与要求美国在中东对英国的军事支持和美国加入巴格达组织联系在一起,因此英国逐渐失去了美国在中东的支持;随着艾登对纳赛尔敌意增加,阿尔法计划逐渐陷于困境,并且当运河危机发生时,阿尔发计划最终失败     

英国士兵曾放走了希特勒?

正1938年,欧洲形势紧张,战争的爆发迫在眉睫。时任英国首相张伯伦面对希特勒的侵略野心,采取绥靖政策,不断退让。9月15日,年近70的张伯伦不顾年老体弱,生平第一次乘飞机,屈尊降贵前往希特勒的一处高山别墅,会见希特勒。令张伯伦大感惊奇的是,这位德国元首的客厅里居然挂着一幅他非常熟悉的画作。画的主角是号称"英国最勇敢的士兵"的亨利·坦迪。亨利·坦迪1891年生于英国沃里克郡利明顿。1910年,19岁的坦迪入伍。1918年,坦迪因在一战中作战英勇被授予"杰出战斗勋章";     

《艾登备忘录》与二战末期英国对藏政策

《艾登备忘录》是英国政府1943年制定的对藏政策。其内容延续了英国一贯主张的“宗主权”理论,并以“西藏自治”来要挟中国政府。古德使团依照此政策在拉萨鼓动西藏自治之后,英国外交部又决定反思其西藏政策,但遭到印度政府和印度事务部的反对。从总体来看,无论《艾登备忘录》的提出,还是英国对藏政策的波动,都是出于英国对华总政策的需要。     

美英在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上的分歧与协调(1950-1951)

有关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美国的基本立场是反对中国代表权变更,尽管在朝鲜战争爆发前后有微妙的区别,此前主要是私下操纵,此后则公开阻挠。英国的投票立场经历了从弃权、赞成中国代表权变更到最终支持美国在联合国搁置对中国代表权问题讨论的演变过程。而且,英国赞成新中国取得合法代表权并不意味着取缔国民党集团的非法代表,其政策转轨亦不同步。在1950年1-6月,英国开始由弃权走向有条件赞成新中国取得席位,美英分歧凸现,各自为自己的立场游说其他安理会成员国。1950年6月-1951年1月是美英分歧与协调的高峰时期,英国逐渐走向赞成接纳新中国代表同时驱逐国民党非法代表的立场。美国则不遗余力地反对中国代表权的变更。1951年2-6月,英国由赞成中国代表权变更转向支持美国在联合国搁置对这一问题的讨论,美英纷争基本平息。美英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除了反映两国对华政策的差异外,也折射出两国对联合国组织的不同理念。     

1950年英美向五届联大提交的台湾问题提案

本文主要基于美英双方的外交档案,对美英向五届联大提交的台湾问题提案进行了探讨。文章认为这一提案是美英在台湾问题上利害冲突、彼此妥协的产物,但双方的出发点迥异:英国力图通过国际社会承诺台湾将最终回归中国,以缓和美国挑起的台湾危机对英国远东利益的损害,而美国根本无意通过联合国解决台湾未来地位问题,旨在迷惑国际舆论,缓解眼前危机,达到事实上将台湾同中国大陆分离出去的长远目的。美国的真正动机从根本上注定了这一提案短命的结局。     

中国是怎样得以在抗战时期实现废约的?

1942年10月10日,美英通知中国,自动放弃在华特权。次年1月11日,中国和美英分别签定了平等新约,随后又与其他有关国家签定了类似条约,百年来束缚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宣告废除。这无疑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抗战时期废约得以实现,确非局限于抗战时期的孤立事件,追根溯源,应将它纳入中国争取废约的长期斗争过程中进行考察。     

墨西哥革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英美墨关系

1917年墨西哥政府颁布了一部限制外国人在墨拥有财产的新宪法。此后不久德国外交部长阿瑟·齐默曼发电报给墨西哥领导人卡兰萨,提议双方建立同盟关系。为了更有效地控制全国,不久卡兰萨宣布没收英国在墨西哥的最大投资——铁路。这一系列举动严重激化了墨西哥与美国和英国的矛盾。1917-1918年,美英之间就如何处理与卡兰萨政府的关系问题产生了巨大分歧,但由于需要美国的帮助,英国政府最终作出了妥协。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使英国失去了在墨西哥的影响力,从而进一步加强了美国对拉美地区的控制。     

论英国在冷战中对亚洲的政策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维系反法西斯同盟的纽带消失,两种社会制度的矛盾上升到首要地位,美英和苏联的同盟关系逐渐被冷战局面取而代之。 冷战起源于欧洲,后又扩及亚洲和世界其他地区。英国作为战时“三大国”之一,且与美国有“特殊关系”,在冷战的形成和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在欧洲,英国积极促进美国实行冷战政策;但在亚洲,英国对美国的冷战政策则在一定程度上起了抑制作用。人们对英国在欧洲的作用研究得较多,对它在亚洲的作用谈得较少,本文以战后十年若干重大国际事件为例,试就英国在亚洲冷战中的作用进行分析。     

1939-1945年苏联的东欧政策剖析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的1939年到1945年战争结束后,无论是在战前短暂的和平时期,还是在炮火连天的激烈战争环境中,苏联从没有忘记,也从不忽视对东欧地区的争夺。它先是与法西斯德国,继而与英国,最后与美英集团多次谈判、斗争和妥协,对该地区进行了多次划分和交易。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国内外尚未见有专,涉及的作倒不鲜见,     

美英在新中国参与对日媾和问题上的争议

旧金山会议前后 ,美英围绕究竟“哪一个中国”将参与对日媾和的问题 ,立场一度严重对立 :美国支持台湾国民党政权而英国支持新中国。双方为此持续争议 ,直到美国以非常手段迫英国就范。文章认为 ,围绕中国签约权问题的分歧实际上反映了美英两国在远东存在的重大利害冲突、不同的现实处境以及两国外交的不同理念 ,也揭示出即使在冷战高峰时期 ,国家利益和历史传统在一国外交中仍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达拉第和慕尼黑危机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的西方国家对德绥靖政策是史学界曾经研究得较多的课题,但是国内绝大多数论著涉及的是英国的绥靖政策,而对法国只是在论述中一笔带过,往往把法国总理达拉第与英国首相张伯伦相提并论。然而,由于两国在当时欧洲的处境很不相同,作为政府首脑,达拉第和张伯伦在对德政策上的考虑也不尽一致,因此自然不能一概而论。从笔者     

肯尼迪政府时期美英在中东“相互依赖”战略分析——以也门危机为中心

20世纪50年代,为了有效争取美国的支持、巩固自己在中东的地位,英国麦克米伦政府提出了"相互依赖"战略。对此,肯尼迪政府虽然原则上予以接受,但实际把调整与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关系、遏制苏联在中东的影响置于头等地位。也门危机期间,英国拒不承认也门新政权、也不寻求与纳赛尔和解的掣肘做法,让美国政府失去耐心,致使两国中东政策严重脱节。"相互依赖"战略的失败是由于中东敏感的地区形势和美英不同的利益诉求所致。该战略自产生之日就面临同盟内部权力失衡以及如何平衡本国利益和盟国利益的结构性两难,在遇到也门危机这类重大地区事件时,自然无法超越美英对各自国家利益的优先考虑,失败也就在所难免了。     

慕尼黑悲剧的历史教训

1938年9月30日,当张伯伦、达拉第伙同墨索里尼、希特勒在慕尼黑炮制出臭名昭著的慕尼黑协定,把捷克斯洛伐克的大片领土奉送给希特勒的时候,他们原指望这样就可以满足希特勒的贪欲,制止住希特勒的侵略势头,避免战祸,求得一代和平。但恰恰相反,正是慕尼黑协定更加助长了希特勒的侵略气焰,鼓励了希特勒敢冒天下之大不韪,     

英国的1753年《犹太法案》事件

1753年英国的《犹太法案》旨在给极少数外国犹太人以英国国籍,但这项顺产的法案却随即招来相当严重的政治风波,并很快夭折。这一事件既导致了佩勒姆政府在1754年大选中的失败,同时也促进了英国犹太族群内部的团结和使自身融合于英国的努力。它是对18世纪英国基督教徒犹太观的一次集中验证和展示,是近代英国入籍问题争论链条上的一个重要环节,是18世纪英国各种大众政治运动和社会骚动中的一个显著事例。也是国教徒的民族和政治认同观念在18世纪依然强大到不可撼动的一个突出例证。     

1938年英国远东政策演变的动力机制

1938年英国远东政策演变的动力机制可概括为“引子与合力”机制。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英国虽同情中国抗战,却在事实上奉行中立政策。中国于1938年9月要求国际联盟援用《国际联盟盟约》第16条对日本进行制裁,此事成为促使英国援华的“引子”。中国和英国议会均借此契机施压,使英国政府难以回避援华问题,美国亦通过对华桐油借款做出示范,各方的合力最终推动英国政府向中国提供了平准基金借款。在英国对日政策方面,1938年的“宇垣—克莱琪”会谈和两次“近卫声明”亦发挥了“引子”的作用。在此基础上,美国率先抨击日本对“门户开放”原则和《九国公约》的破坏,中国和英国议会亦积极督促英国政府对上述问题表明态度。在各方合力的推动下,英国政府在1939年1月的对日照会中正面揭露了日本的侵华野心,公开承认日本是侵略者,英国的远东政策也随之走向清晰。     

汪精卫叛国投敌原因再探

1938年,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时,国民党副总载、国民参政会主席、中央政治会议主席汪精卫逃离重庆,转道河内,后公开投降日本。这一事件引起的一联串后果,对抗战的前途,产生了重大影响。55年过去了,投敌的汪精卫集团被牢牢地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但就这一事件本身,引起的各种说法至今不休。《民国档案》1993年第2期上发表了刘华明先生《汪精卫叛国出逃探微》一文,读后颇有启发。本文提出与刘文所持不同的观点,从高宗武秘密访日、汪精卫出逃、河内刺汪、高陶拆伙等重要过程,重新分析,以证明汪精卫叛国投敌事件从一开始起,就是蒋介石精心策划、幕后操纵的一个让汪精卫“跳火坑”的骗局。     

从叙利亚危机看英国对“英美特殊关系”的修复

二战后美英关系素有"特殊关系"之称,但苏伊士运河危机使美英关系产生裂痕,名声受损的英国通过干预叙利亚,成功地改善了与美国的关系,他们之间仍可说是"特殊关系",这是由英美之间长期的历史因素和现实利益所决定的。叙利亚危机结束后,美英之间的合作精神融入到中东以外的更大的冷战中。     

“闪电”导弹危机与美英核“特殊关系”

核“特殊关系”曾是美英“特殊关系”的重要内容。20世纪60年代发生的“闪电”导弹危机一度使美英核“特殊关系”濒于崩溃的边缘。它是美国精心策划的终止英国独立核力量的成功行动。“闪电”导弹危机一方面反映了冷战时期美英之间的矛盾与妥协,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冷战时期美国的核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