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和"与"独行":李大钊从保守到激进的逻辑依据(1914-1921)

李大钊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转变的精神历程,是学术界多年注重的思想命题,但人们往往忽视了他前期的“调和”思想。我们认为,两者以上的调和“并立”则双美,单一则两伤。就李大钊一贯的思想脉络来看,他的民本思想不是五四时期的专利。从“散沙之自由”到“一力之独行”,李大钊的转化并不能简单理解为“中断”。     

苏联是由“灭史”而“灭国”的吗?

在有关苏联剧变的问题上,目前学术界出现了一种说法,说苏联是因“灭史”而遭“灭国”的。笔者孤陋寡闻,不知道这一说法在多大范围的人们中间流行,但就笔者所了解的苏联东欧学术界,起码还很少听到此说。这种似是而非的说法颇能眩人耳目,不可不加以辨正。出现这种说法,确乎应了一位颇有名气的研究苏联史的中国学者的一句苦涩之育。他说,苏联史在中国,几乎可以说是少有的几个最难研究的学科之一,因为在我们这里,无     

唐代关中二“扶风别庐”地点考实

唐代关中二“扶风别庐”地点考实吴宏岐唐代是中国历史上的文化艺术全面繁荣时期,这在园林建造方面也有充分体现。近年来,学术界对唐代园林的研究日益重视,李浩先生新著《唐代园林别业考论》（西北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４月版）可称是这一研究领域的集大成之作。是书分...     

略论“全球历史观”

20世纪下半期,伴随着对“西欧中心论”或“欧洲中心论”的批判,学术界出现了一种强调以“全球眼光”审视人类历史的“全球历史观”。这一现象是史学家们对20世纪世界历史变化和史学研究方法进行全面而系统的反思的结果。“全球历史观”的出现反映了学们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认识历史及其变化的一种新的思维活动,     

“青铜时代”新论

四十年代,郭沫若同志著《青铜时代》一书,提出了“青铜时代”这一史学概念,以代指我国的商周时期。但他对“青铜时代”这一概念的文化义蕴并未作具体的阐释。此后,这一概念在我国学术界得到承认并被广泛使用。然而,学者们对这一概念的文化义蕴的理解和诠释,却是见仁见智,各持其说。其中,具代表性者大体有二说:其一,认为青铜器是我们商周时期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     

东亚共同体笔谈——“国际共同体”意味着什么？

近年来,“东亚共同体”问题已经成了东亚各国学术界不同领域热烈讨论的一个共同话题。不仅如此,东亚各国的商界和政界的精英也参加进来,以不同方式鼓动和推进“东亚共同体”的构建。东亚各国经济上相互依赖的加深固然给“东亚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了有利条件,但不可否认,对迅速发展变化的东亚地区前景的担忧,是许多人鼓吹“共同体”意识的另外一种重要推动力量。经过千百年的演进,东亚似乎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是像现在欧洲国家一样,超越民族国家的界限,形成一种新的共同体?还是要重蹈欧洲国家的旧日覆辙,在融成共同体之前也来一番你死我活的较量?无疑,对东亚历史的再认识是我们思考这一问题的起点。目前东亚国家不仅生活在现实里,也徘徊在历史中。东亚国家间关系中时隐时现的矛盾和问题,无不与历史的纠葛纠缠在一起。人们不仅要问：我们构建“东亚共同体”的历史基础有多少?或说历史能给“东亚共同体”的构建带来什么?正是为了解读这些问题,我们组织了这个专栏。应邀参加本专栏讨论的作有在国际学术界声明显赫的“学界泰斗”,也有初出茅庐的青年学子。尽管他们的地位和视角不同,观点差异很大,但思考的主线都是“东亚共同体”的历史经验问题,每一篇章都不乏予读以启迪的真知灼见。我们相信这组章会给“东亚共同体”的讨论注入新的活力,同时也欢迎更多的学界朋友加入到这一问题的讨论中来。“东亚共同体”成功与否恐怕不是取决于对现实的把握,而是取决于对历史的超越。而重新认知和梳理东亚的历史,或许正是我们能够实现这一目标的起点。     

1919年孙中山同李大钊有过“接触”质疑

长期以来,学术界流行着一种观点:早在1919年,孙中山就同李大钊有过“接触”(李新:《李大钊》,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中共党史人物传》;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单位合编《宋庆龄在上海》;蒋洪斌:《宋庆龄》;吕明灼著《宋庆龄传》,李新主编中国革命史丛书之一,等等)。其实,这种传统观点是值得质疑的。     

“城外旋风”

是鄂南人就能感觉到，一股“城外旋风”正在身边劲吹。其实这旋风早已从咸宁刮到了武汉，从省城刮到了京城。并非夸张其辞。“李城外”这名字已与“向阳湖”连成一体，高频率地在各种新闻宣传媒体上亮出，直晃我们的眼睛，直撞我们的耳膜。当我们为“向阳湖文化资源”的开发拍手叫好时，当咸宁因重提‘“文化部五七干校”而知名度不断提升时，也就首肯了“城外旋风”的客观存在。自打李城外三年前对咸宁市郊的向阳湖投去深情一瞥，就与这块土地结下了不解之缘。这是一块曾经躁动不安而今沉静冷寂之地，这是一块曾经风雨云烟而今斜阳牧草之地…     

把人民群众作为敬畏的“本体”

一种文化、一个社会，必须培养起“敬畏”心理，这样的文化与社会才会是健康的，也才会保证精神文明积极向上。〈br〉 中国共产党非常注重敬畏心理的养成。邓小平早在1957年，就告诫全党同志：“共产党员谨小慎微不好，胆子大了也不好。一怕党，二怕群众，三怕民主党派，总是好一些。谨慎总是好一些。”这里就包涵着对“敬畏”的重视。2008年，中央组织部长李源潮在一次讲话当中讲到：“当干部要有敬畏之心，一要敬畏历史，使自己的工作能经得起实践和历史的检验；二要敬畏百姓，让自己做的事情对得起养育我们的人民；三要敬畏人生，将来回首往事的时候不会感到后悔。”最近，习近平同志在安徽调研时强调，各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杨善洲同志、沈浩同志的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在对待人民赋予权力上始终保持敬畏之心。     

简论博物馆“公众喜爱”理念

博物馆怎样才能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怎样才能使博物馆在发展先进文化中扮演应有的重要角色。笔者以为,“公众喜爱”既是我们办馆质量的尺度,又是我们追寻的办馆目标,同时也是我们博物馆的“生命线”。下面就什么是博物馆公众喜爱理念？博物馆为何要强调这一理念？如何提高“公众喜爱”的程度等方面,谈谈肤浅的认识,以就教于各位同仁。     

当代新儒家“儒学人文主义”说刍议

在近几年来的思想文化“研究热中”,当代新儒家的“儒学人文主义”说正在引起国内学术界的关注和讨论。新儒家认为,传统儒学的“人文主义”精神,既是熔铸中国历史文化的生命大流,又是酝酿中国现代民主科学的源头活水;中国现代化必须走“返本开新”的演进路径,通过弘扬这种精神来挺立人的道德主体意志,以“内圣”之力来开拓出现代民主科学的新“外王”。本文试对此说及其所反映的文化——政治理想作一质疑和剖析,以就教于学术界前辈和同行。一在传统儒学中,是否象新儒家所说的那样,包蕴着一种自主意识、尊严理性、人格平等、天下为公的“人文主义”精神呢?所谓“儒学人文主义”是否象新儒家断定的那样,是对“人性、人伦、人道、人格”的大力扬播和“全幅肯定尊重”呢?回答是否定的!     

“文物”一词浅析

<正> 文物一词,作为历史文化遗存的专有名词,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才统一使用并载之于辞典的。那么在此之前,“文物”在我国何时出现,其称谓及含义的历史演变情况又是怎样的呢?本文试就这方面的问题,作一些浅显的探讨,以就教于各位前辈及同行。 我们现在所谈的“文物”一词,在我国古代很早就已出现,且该词的含义古今有所不同。     

“铁肩”从小磨练——李大钊的家教故事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的日子里,我们想起了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1889—1927)的著名的对联“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这生动地表达了他肩负变革社会的重担、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英姿雄风,很值得认真地学习和领悟。其实,李大钊的“铁肩”是从小开始磨练的。李大钊出生在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他的父亲李任荣,在他出生之前就因息肺病而撒手人寰了。可怜的李任荣的妻子拖着身孕,艰苦度日。1889年10月29日李大钊诞生了。他的母亲苍白而憔悴的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然而,因为过度的感伤和劳累,她实在支持不住了,在李大钊一岁     

“历史”释义

本文通过对于汉字“历”和“史”,汉字词组“历史”之字源、词源,及其意义之演变的考订,对“历史”的意义作了新的诠释。“历”字之初形初义,以足行经过禾间,表示有序有度的时间经过;“史”字之初形初义,以手持猎具表示事情。“历史”一词的初义,是历代史书;近代以来,发展出学问、教学科目、过去了的事情之过程等诸种意义。汉字“历史”一词,可以规范成为关于历史和历史学的恰切的文字表述,其所表达的时间、事情、空间和人的意义,已经大体上涵盖了历史学的基本要素,这就为史学史和史学思想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语言文字基础,也包藏着建立汉字系统的历史学理论之深厚的可能性。     

建设“凉州文化”的一点思考

武威是历史文化名城,有丰厚的文化积绽。在进行文化建设中有多方面多层次的工作要做,我以为有一点是应当认真做的,这就是学术研究。也就是说,要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对武威的历史文化进行认真的探索,挖掘真实的内涵,还历史以真实的面目。那么,研究什么呢?研究对象就是“凉州文化”。我在这里提出“凉州文化”这个概念,我想可以用这个概念代替过去有关武威历史文化的“五凉文化”、“西夏文化”、“天马文化”等,因为这些概念只能概括武威历史文化的一部分或者一个时期,而且还和别的地方文化有交叉,比如“五凉文化”就不仅是武威,武威充其量只是四凉,“西夏文化”更不以武威为中心。它们都只是某一个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我们说的凉州文化,大致指从汉武帝设置河西郡或者从“张蹇凿空”、开拓丝绸之路以后,直到清代中叶“凉州复兴”这一长达近两千年的时间里,产生在武威地区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这其中有几个突出的要点应当着力把握和研究:第一,西汉后期至东汉时期,我们称之为“天马”时期,这一时期武威的繁荣,由于文献的不足,研究得还不够。第二,四凉(前、后、南、北)时期,武威是西北地区政治文化中心,著名历史学家赵俪生先生说凉州是中古时期(公元二世纪到公元七世纪)具有...     

“赣文化”刍议

“赣”作为江西的代称,据说起自近代,“赣文化”一说是新的概念,是近些年江西部分学者提出来的。“赣文化”是否成立,即“赣文化”是否存在,江西学术界分歧较大。笔者不揣浅陋,亦想就此课题作一刍议,就教于大家。 “文化”一词,原意为“人文化成”,来自《易传》“观手     

从商文化的东渐看商族起源“东方说”的不合理性

所谓商文化,指的是商王朝时期商族所创造的文化。商王朝建立之前的商族文化,可称作先商文化,以遗址命名,又可称作下七垣文化。商文化与先商文化通称为商族文化。对商族文化进行研究,这是多年来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之一。其中对于先商文化和商文化的形成与分布地域的研究,尤为学术界所重视,可谓是研究商族起源必须涉及的问题。众所周知,有关商族起源诸观点中有一“东方说”,其立论的主要依据是商族文化存在着由东而西渐之势。本文在确定商代初年文化和先商文化的基础上,认为商文化存在着由西而东渐之势,进而否定有关商族起源的“东方…     

李葆华在十年“文革”中（上）

一门“显学”/听贤哲警世之声/研究“文革”的指针/毛泽东话里有话/魏文伯说“可能要出事”/应当正视,运动初期省委错整了人/被“炮打”/“支持他们革我们的命”拙文《李葆华主政安徽前后》（载本刊２００２年第４期）乃订正讹误之作,职责尽了,也就过去了。不意,许多同志令我续写。续下来就是十年“文革”。那十年,李葆华六年半在安徽,是“安徽头号走资派”;三年半在贵州,任省委第二书记。细审这一沉一浮之间,历史内涵非常丰厚,有很高的科学研究价值。“文革”研究是国际学术界的一门“显学”,由外国翻译引进的著作即有多种。中国…     

也论西安事变中的“讨伐派”

对西安事变中“讨伐派”的评价,学术界流行着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其一,认为“讨伐派”勾结日本帝国主义,别有用心,企图置蒋介石于死地,取蒋而代之,极大地增加了全面内战的危险性;其二,认为“讨伐派”与“主和派”在救蒋的目的上别无二致,仅在救蒋的方式上有所分歧,它们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都起了积极作用。笔者认为这两种看法均值得商榷,因为二者在前提上都把“讨伐派”看成是铁板一块的或在事实上把它看成是没有区别的,这就必然导致     

论敦煌文献中的“舞剑器”

本文就唐代以来,敦煌文献中有关“舞剑器”的内容进行阐释,以了解剑器舞的传承渊源和演变历史,以及其精神。从而进一步探索“舞剑器”与“武术”之内在联系和传承关系,这对我们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印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