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姑丈来汉会亲记事

1990年12月,我意外地收到台湾二姑丈的来信,并得知他近期来武汉会亲的消息,我顿时有了说不出的喜悦.我父亲是台湾台南县人,1943年他22岁时离家赴日本谋生.1953年他和我母亲带着我们4个儿女,从日本回到了祖国大陆,定居武汉.听父亲讲,我祖父36岁时就因病去世,祖母身体很好.父亲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三个妹妹,一个弟弟.父亲离开台湾时,他的哥哥、姐姐和两个妹妹都已结婚.1974年父亲在武汉病逝.     

革命家庭的难忘岁月

1924年5月,我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陈和鸣是一位进步青年,后来加入中国共产党.早年他考取安徽大学一年后又转到国立武汉大学土木工程系学习,由中共枣阳地下党组织供其上学.抗战后大学毕业,到长江水利委员会工作,设计长江水利图.受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安排,父亲回到枣阳任政治科第三科科长.有父亲的身份作掩护,枣阳地下党组织经常在我家开会,讨论地下工作,那时我还是一个未谙世事的小学生.     

我与小南京美食城

我是黄陂县滠口镇磨元冲的人,1966年3月13日出生,在下集中学初中毕业后,投身于餐饮业.现在武汉大学财经管理学院业余攻读企业管理专业.1991年获国家一级厨师职称.我的父亲刘仁友,曾任大队林场场长.1966年我来到人世间,我们家唯一值钱的,是戴在父亲手上的一只国产手表.然而也在这年的“四清”运动中,作价80元“退赔”了.我父亲老弟兄三个,都住在一幢爷爷留下的连三间老屋里.1983年,这幢老屋的梁柱已被白蚁掏空,随时都有坍塌的危险.那年,我念完初中,闲在家里.心想:如果能够赚到1500元钱,就可以解决安居的问题.     

“山大王”任秀的革命生涯——记我的父亲

1921年农历四月,父亲出生在清徐县西谷乡东罗白村一个靠几亩薄地维持生活的穷苦农民家里。父亲排行老三,村里人都叫他温三货。爷爷一心想让三儿子出人头地,在父亲7岁那年,把他送进小学读书,取名温克让。后来温氏家族修祠堂、改家谱,温家三兄弟按照家谱的“新”字辈,分别改为温新维、温新国、温新民,父亲叫温新民。     

我和辛亥革命的缘分

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虽然我晚六年才出生,但是那个年代的许多人物留在我的记忆中,有着不解之缘,也可以说给我不少影响.这个话题要从我的父亲说起.一、父亲与凌容众1922年我五岁时,父亲就去世了,我继承了他的书桌,抽屉和小柜中有许多书籍,还有几张照片.我印象深的除《饮冰室文集》、《玉溪生(李商隐)诗集》(三种颜色字体线装...     

三位大师身边的邓广铭

父亲邓广铭是民国时期成长起来的,他们那一代人的经历非常特别。父亲在他的学术生涯中,遇到了对自己一生学术道路影响最大的三位前辈学者:胡适、傅斯年和陈寅恪。深受三位大师的影响,父亲一直保持着20世纪30年代的那种学风。     

朱德、吴玉章致李根源关于百团大战问题的信

朱德同志和吴玉章同志在一九四○年九月下旬曾写信给我父亲李根源谈到百团大战的问题。我父亲于一九三八年从西安回到昆明,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不断将《解放月刊》寄给我父亲,这两封信也是从西安寄来的。我父亲在抗日战争三周年纪念日写了《“七七”三年抗战纪念感赋五绝句寄慰前敌将帅诸公》,发表在重庆《大公报》上。朱德同志和吴玉章同志看到了我父亲的诗后,分别和诗五首,与信一并给我父亲。我父亲在编《永昌府文徵》中保存了这些极珍贵的史料。现加注发表。     

马海德：献身中国的美国人（三）——纪念我的父亲诞辰100周年

迎接黎明 1972年,斯诺病危,他夫人向父亲求助。父亲马上去找廖承志商量,廖公去找了周总理,又报到了毛主席那里。主席派父亲带一个医疗小组赶到瑞士,然而为时已晚。斯诺临终前对父亲说,他非常羡慕父亲在中国走的这条路。他一手拉着父亲,一手拉着刚赶来的黄华大使,感慨地说：＂我们三个赤匪又见面了。＂     

抗日洪流中的父亲 张于道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上海许多爱国热血青年在党的领导下投身到抗日洪流之中,我们的父亲就是这其中的一员。父亲张于道,字南明,1911年生于江苏省南汇县新场镇(现上海市浦东新区新场镇)的大户人家,家境富裕,而父亲又是大家族中的长房长孙,父亲名下的"长孙田"就有近千亩,父亲是含着金块出生的。     

矍秋白与"三余诗社"

瞿秋白叔叔是我亡父李笠的好友,周君亮伯伯是秋白叔的表兄,也是我父亲的累世通交.他们三人是诗画的好友,又是少年时代的邻居,虽未拜金兰,宛胜盟弟兄.     

蒋介石为何要杀杨虎城

张学良拒谈杨虎城 我是替我父亲去看张学良的,也算是完成父亲的遗愿.我的父亲杨拯民是祖父的长子,曾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 张学良的侄女张闾蘅1982年来到北京的引路人就是我父亲.张闾蘅曾告诉记者:“我到大陆的时候,找到了杨拯民,他让我转达对大伯的问候.后来大伯说想见吕正操、万毅.杨拯民就把我引荐给他们.” 张闾蘅和我的父亲,张、杨二人的第二代就这样联系上了.     

罗瑞卿长子 因为父亲，走进大漠

当年为孩子们取学名时,罗瑞卿写了"箭、宇、寰"三个字,让三个儿子挑。后来孩子们才悟出,这些名字寄托了父亲心中的一个夙愿……回忆往事,罗箭说,若不是父亲,他可能不会献身于原子能事业。     

我和少林寺的一点浮浅结缘

我的故乡巩义市,和登封市相邻。我不知道我父亲是什么时候认识少林寺和尚的。我大约是在15岁左右,有一年的阴历正月十几随父亲去登封少林寺,第一次见到了该寺的和尚。我记得,父亲和三位和尚接触较多：第一位叫贞俊,比我父亲年岁大,我叫他伯;第二位叫体性,比我父亲小,我叫他叔;第三位叫恒林,我同他的接触较前两位少,他是住持（即方丈）,人们尊称他为“当家”。当时,少林寺里的出家人很多,主要是前两人接待。     

父亲晚年的两件大事

今年恰逢父亲120周年的诞辰,回顾过去的一个世纪中父亲传奇般的沧桑岁月,我的心情非常激动。27年前,我和父亲的其他亲属在香港参加了为期三天的为他举行的追悼活动。记得那年的5月25日,93岁高龄的父亲带着一个促进祖国统一的愿望,到香港探亲。5月30日,我去父亲的寓所向他告别回北京。他紧紧地拉住我的手要我转告     

田家英之女:我的母亲董边

丰盛胡同饺子馆的记忆 1966年5月23日晚上,我们全家除了父亲(田家英,1922-1966,1948年至1966年任毛泽东秘书)是在丰盛胡同口上的饺子馆吃的饭.那是平日绝少下饭馆的年代,没有父亲在,我们更不会去饭店吃饭了.可那天放学回家,我们三个上中学的孩子分别被中南海大西门和小南门的警卫用小汽车送到了西城丰盛胡同37号院(中直机关宿舍)临时安置的家,当时家里还大包小包地没收拾停当.     

我的“野草”父亲

正眨眼间,父亲离开我们已近三年了,然而,他的音容笑貌,还不时在我梦里萦绕。打小儿我主要由爷爷奶奶带大,与父亲聚少离多,但总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影子,促使我把这些碎片儿记忆,一针一线缝补起来,权当对父亲英灵的告慰吧!     

我的成长之路

我于1946年在武昌出生,父亲是台湾人,母亲是小学教师.1948年父亲回老家台湾彰化探亲.从此,他与我们天各一方,一别就是40年,直到1987年才得以回大陆探亲.40岁的我才第一次见到自己的父亲.     

程震山自述

我叫程震山,原名程青麟,震山为字,以字行,1909年6月15日(农历五月十三日),出生在山西省夏县水头乡小晁村的一个农民家庭.我家并非望族,但因我祖父程宗孟为人正直耿介,享誉乡里,乡亲们曾送其一块“德高望重”的牌匾,足见祖父当时声望之高.祖父一生勤劳,善理家事,家境尚可,后因灾荒,夫妻双双早逝.我的父亲程养性,从小失去双亲,在中秦村老姨家寄住,后作长工,终生务农,未曾读过书.父亲与母亲晋氏结婚后生得三男四女.长兄程青驹,自幼在外经商;二哥程青骥,在家务农;我行三,为小弟.四个女儿长大成婚,     

父亲与正安的不解之缘

1991年11月18日上午,我在地区文联接到正安县政协的电话,得知父亲病危,即与妻儿和二弟一家赶往正安.当晚我守在父亲身边,他什么话也不说.第二天早上,父亲平静地"走了". 父亲的灵柩安葬在上坝,多年后来迁至遵义南山公墓,与我母亲的墓相邻. 民国时期,父亲曾在军政两界任职,任过正安、赫章、大定(今大方县)、普安等县县长...     

生命之光——省政协六届文史委主任李蓼源先生纪事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人生得一忘年交,足足矣!李蓼源先生古稀,长我二十有余,交往又甚深,自然算得上忘年交.可以说,这许多年来,受先生的教诲,其收益全在我的长进之中.结识先生,说不上偶然,因为他就住在我父亲的楼上,父亲有惺惺惜惺惺癖好,常由衷赏识他的同僚蓼源先生.我就是从父亲那里知晓先生传奇式经历的,也是从父亲那里了解到父亲为先生入党之事招致非议.我向来求知若渴,说不上在哪个时辰,悄然拉开了与先生交往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