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南区乡村个体农民融资途径与结构研究

新中国成立之初,随着国家银行业务在农村的延伸及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建立,在农村形成了私人借贷、国家农贷与农村信用社三者并存的乡村借贷体系。在新的农村金融体系中,国家银行和信用合作社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新体系的建立,增加了农村资金的供给,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农民克服生活困难、发展家庭经济的需要,同时也压缩了高息借贷的活动空间。     

抗战前后晋西北乡村私人借贷

借贷关系是中国乡村主要经济关系之一。由于贫困之故,晋西北农村有半数农民举债度日,无论钱债或粮债均具有高利贷性质。高利贷在乡村社会是与传统小农生产等社会经济组织相适应的一种经济制度,农民在入不敷出或天灾人祸等不确定因素打击下必求助于之。在该地区乡村私人借贷关系中,地主富农和商人构成债权方主体,普通农民和小手工业者等社会中底层阶级则是重要补充,但陷于极度贫困的绝大多数中贫农和雇农是借债主力军;借贷时间多无限制,亦无定例,常视债户付息情形及本身意愿而定;在借贷形式中最常见的是信用借贷和抵押借贷,其中后者以土地抵押最多,而其又分“押地”和“典地”两种类型且均属高利贷——农民在此之下一旦无法偿债则只好放弃土地所有权,土地由“押”或“典”而“卖”的过程构成农村大多数地权发生转移的基本线路。     

耕畜借贷与农业经营——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长江中下游地区农村为中心

20世纪二三十年代长江中下游地区农村耕畜不仅不敷使用,而且分配不均,耕畜借贷现象十分普遍。农村出租耕畜者有牛行和地主、富农、一部分自耕农,并各具特点,此外,还存在“伙养牛”和“合犋”等形式的耕畜户际合作。耕畜借贷既是农家负债的一种方式,又是农业经营的一种方式,它具有一定的剥削性,农户收入因之有所减少,但不应过份夸大其消极作用,它在当时农村仍有存在的条件和理由。     

工业化前中英乡村借贷比较研究

工业化前中国与英国乡村经济中普遍存在着经常性的借贷活动 ,乡村借贷成为农村经济中不可或缺的要素。然而 ,它们历史背景、表现方式、发展状况、功能流向多有不同 ,2 0世纪上半叶中国农村为生存而借贷的传统高利贷市场 ,与工业革命前英国乡村为投资生产而借贷的现代信贷市场形成了鲜明对照。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工业化前中英乡村社会转型的实况     

民国时期贵州农村高利贷盛行的原因

民国时期,由于与农业生产的特质及农村社会环境有特殊的关系,贵州农村借贷高利贷较为突出。其原因有：1．农业生产的过程比工商业的过程要长,农业资金流通的速度比较缓慢,资金回收期限延长,放贷者的牺牲既大,所负担的风险也较多,因此,利息高也是必然的。况且农村中私人借贷大抵不太注意借贷的用途。资金的回收无甚把握,故只能藉高利贷以保障其债权。2．由于农业生产有季节性,     

晚明商人借贷的利息率与商业性借贷的发展

商人借贷利息率的高低对商业性借贷的发展有直接的影响。晚明商人借贷的利息率总体上以低于年息36％为多,这一利率既大大低于消费性借贷的利息率,又低于市场平均利息率,一般均在法定利息率的范围之内。虽然商人借贷的利息率相对较低,但在风险机制的作用下,放贷者向商人放贷的积极性不会受到减损。又由于利率较低,商人借贷通常有利可图,因而商业性借贷能够得到发展。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安徽农村借贷状况

农民借贷是农村经济中非常重要的问题,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农村经济的衰落使得农民借贷尤为突出。农民借贷一方面反映农民的贫穷,借贷为农民获得生活、生产的资金,另一方面对农民借贷状况分析能够了解当时社会经济的状况。本文对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安徽农村的借贷原因、来源、用途进行分析,以期对这时期的安徽农村借贷状况能有清晰的认识。     

实践中的转变：抗日根据地减租减息运动中的减息政策研究

在抗日根据地的减租减息运动中,减息政策的变化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但借贷利率的限制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由于规定的利率过低,造成农村金融借贷停滞,给农民的生产和生活造成很大困难,放开对借贷利率的限制成为唯一的选择。减息政策经历了从严格的利率限制到完全放开的转变,这是在实践中根据实际情况作出的政策改变,但从实际效果来看,放开对借贷利率的限制并没有起到预期的恢复农村借贷的效果,借贷困难的局面一直持续下去。     

关于明代民间借贷的几点讨论

债务问题在私有制社会出现以来普遍存在于各个历史时期,这其中既包括官府借贷,也包括萌发并广泛植根于民间的私人借贷,它既是经济史、思想史研究的内容,也在法律史探讨的范畴之内。而从社会史的角度出发,探讨这一"经济现象"背后广大债权人、债务人社会地位的变化及由此带来的社会心态、社会结构的改变,则是在历史整体观、发展观中不可缺少的一个命题。     

“合会”述论

“合会”述论徐畅近代中国农村传统借贷组织主要有典当、钱庄和私人借贷,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民间互助合作性质的融资渠道——合会。本文拟对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合会的运行机制、类型、功能和特点,在农村借贷中的地位及其发展趋势作初步探讨。（一）合会是我国民间信用借贷...     

从建国后苏绣业的发展看手工业的政策和管理

建国后苏州刺绣业经历了从手工业到现代大工业的发展过程。 1 95 2年 ,我国提出了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苏绣业开始由加工订货的方式走上了合作化道路 ,此后又经历了从刺绣生产合作社到转厂过渡以及刺绣加工机械化、自动化。事实证明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进行的生产合作化 ,是引导小生产者走上联合劳动道路的最好方式之一。但苏绣是一种特殊的手工业 ,是工艺美术手工业 ,在审美和情趣方面具有不同于一般手工业的独特表现。因此 ,在政策和管理上就需要区别对待 ,合作化以来屡屡出现的那种混淆差别、笼统管理的做法是欠妥的 ,也容易导致一些传统工艺走向衰落     

试论建国初期广东侨批业管理政策

建国初期的侨批业是经营寄递海外华侨汇款及书信并收寄侨眷回执的私营行业。建国后随着解放军在华南地区军事上的顺利推进,包括侨批业管理在内的一系列重要政策在广东得以迅速制定和推行。在“便利侨汇”、“外汇归公,利益归私”原则的指导下,各项侨批业管理政策试图努力扭转侨批业长期奉行的经营服务方针,使之服从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但由于管理政策自身作用有限以及社会经济实力恢复尚需时日,从新中国成立到朝鲜战争爆发之前,广东侨批业管理并未达到预期目的。     

试析1949～1952年政务院体制的构建与运行

1949～1954年是中央人民政府建立与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此时期新中国建立并实行了中央政府下辖政务院的二级政府体制,1949～1952年是该体制初步建立与运行阶段。新中国成立伊始,依据《共同纲领》和《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确定的原则和框架,政务院迅速组建完毕,在机构设置、人员配备、编制管理与法制建设等方面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活动,作为国家最高行政机关,统一管理国家内政外交各项事务,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中国共产党对医疗保障制度的探索与经验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工人运动和根据地建设中提出了医疗保障思想,并进行了积极实践。新中国成立后,劳保医疗、公费医疗和合作医疗的制度安排以及城乡有别的结构特点,都有其理论基础和历史源头,也是基于国情的必然选择。它们在巩固新生政权、实施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满足广大农民的基本医疗需求、提升国民健康水平等历史任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赢得了世界声誉。适应改革开放后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变化,改革并完善医疗保障制度的探索实践一直在持续。虽然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的创新工程已基本完成,但医疗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提高保障标准的新要求,使它不断面临新的挑战。90年来,中共医疗保障制度的实践与经验,正是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历史见证。     

论邓小平的"三农"思想对中国农村改革的重大意义

邓小平高度重视农业发展、农村改革和农民生活,"三农"思想非常丰富。主要有: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村改革的首要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农村改革的核心是充分调动农 民的积极性;农业发展的根本出路在于科技进步;农村改革和农业发展要有"两个飞跃",等等。 这些思想对中国农村改革具有重大的积极意义。     

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建国初期中共克服"李四喜思想"的成功经验

1951年7月18日,<新湖南报>发起了关于土改后农村出现的农民埋头生产不问政治及乡村干部松气退坡的"李四喜思想"的大讨论,持续达5个多月,在湖南乃至全国农村产生了巨大影响.这场讨论是建国后中共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对农民自私、狭隘思想的批评运动,也是第一次真正地对农民及乡村干部进行的思想教育活动.在这场讨论中,中共逐步积累了用民主教育、典型示范、改进领导方法、切实解决乡村干部实际困难等方式解决农民思想问题的成功经验.这些成功的历史经验构成了建国以后中共教育和改造农民的基本思路.     

新中国的农业合作化与农村工业化

新中国建立后以农业合作化对个体小农经济的改造,与农村工业化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农村工业化包括农村工业企业的发展和农业工业化,关于农业合作化对农村工业化的作用,可以从发展农村的工业企业和促进农业工业化两个方面来考察,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农业合作化应成为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农村工业化的主要途径。     

Financial Exclusion in Rural and Remote New South Wales,Australia: a Geography of Bank Branch Rationalisation, 1981–98

The provision of financial services in rural Australia is a significant public policy issue, reflected in the high level of media and political interest in the recent spate of branch closures. There are, however, many aspects of the current debate regarding the delivery of financial services to rural communities that are, at best, less than ideal and, at worst, erroneous. Using telephone directories for New South Wales, non‐metropolitan bank branch listings for the period 1981 to 1998 were collated. A recategorisation of these data according to the Rural, Remote and Metropolitan Areas classification reveals, amidst a spatial realignment of financial service provision, that rural and remote New South Wales have been disproportionately affected by a relatively recent and concerted withdrawal of services. The research demonstrates that corporate‐level responses to increased competition within the financial system are significantly more important in deciding rural access to banking services than local and regional population trends. Indeed, two‐thirds of rural localities that have lost branches had experienced healthy population growth during the study period. In the wake of the post‐deregulation reconfiguration of the bank branch network, the socio‐economic marginalisation of rural communities is being compounded, a process of ‘financial exclusion’ recognised in other parts of the developed world.     

20世纪60年代初安徽省农村救灾度荒述论

1960年下半年,灾荒遍布全省农村并急剧恶化,安徽省农村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跌至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最低点。安徽省委、省人民委员会逐渐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迷雾中醒悟过来,努力采取开展整风整社,解散公共食堂;减少粮食征购和外调,恢复自留地;推广责任田,改革农业生产责任制;救济与安置灾民,稳定社会秩序;确立农业基础地位,恢复和发展农业等一系列紧急措施救灾度荒,扭转了严重困难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