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汉学界三部重要历史著作简介

法国汉学界三部重要历史著作简介楚天舒法国汉学研究有着很久的传统,并先后产生过一批杰出的汉学家如傅尔蒙、雷慕沙、儒莲等,对世界“中国学”研究影响甚巨。今天法国的汉学研究在著名汉学家谢和耐（ＪｅｃｑｕｅｓＧｅｒｎｅｔ）、魏丕信（Ｐｉｅｒｒｅ－Ｅｔｉｅｎｎ...     

近十年来中国的西方汉学（中国学）研究

西方汉学（中国学）以中国特别是以中国历史文化为重点研究对象,自19世纪初在法国确立起专业学科地位之后,不断发展,现今已演变成为一门综合性的人文社会学科。而中国学者对西方汉学（中国学）的关注和研究也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已展开。近十年中国的西方汉学（中国学）研究也走上了学科化发展的道路,逐渐发展成为一门新的学科领域,在翻译文献、解读原始资料、进行理论探索、展开专题研究和跨文化对话等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     

法国学者对丝绸之路的研究

法国学者对丝绸之路的研究耿欧洲的汉学研究最早是由几个航海大国发起的,如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与荷兰等国。但是法国人很快就成了执欧洲乃至整个国外汉学之牛耳者。法国于１８１４年１２月１１日在法兰西学院创设了国外的第一个汉学讲座,汉学从此堂而皇之地进入了...     

法国电视三台采访潘群教授

公元2008年6月18日上午九时至下午四时,法国电视三台制片人李京（女,Echoli）与记者韩纳德（Francsoi REINARQT）在南京市的郑和墓、明故宫遗址与中华门城堡等地采访了南京大学潘群教授。在郑和墓前长达二三小时的采访中,潘群首先回忆了法国是汉学研究基地之一,中国许多著名学者在法国留学。而法国学者如伯希和（1895--1945）就撰著《郑和下西洋考》原名为《十五纪初中国人的伟大海上旅行》,中译本1935年商务印书馆版。     

评《粟特人在中国——历史、考古、语言的新探索》

粟特人在中国研究的新成果--评<粟特人在中国一历史、考古、语言的新探索>本书是<法国汉学>丛书编辑委员会所编的第十辑论文集,作为<法国汉学>"粟特人在中国"的专号出版①.     

阎宗临与法国汉学

在阎宗临颇为广泛的治学范围中,尤以在中西交通史领域取得的成就最大,这主要得益于其与法国汉学之间深厚的渊源关系。阎宗临早岁在法语学术界的受教育经历,为其接受法国汉学的影响提供了良好环境。他的相关著述不但触及了法国汉学的主流,而且其研究对象、资料来源,亦或研究主题和思路,都与20世纪上半叶法国汉学界存在着紧密联系。其开拓的研究领域及学术观点和方法,也在20世纪下半叶的法国汉学界得到了回响。阎宗临在充分把握法国汉学发展脉络的基础上,从跨文化的角度开辟新说的做法,凸显出中国学者在国际学术界做出独特贡献的一种可能性路径。     

《中华大帝国史》与英国汉学

西班牙传教士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1585）是第一部对中国社会、文化、历史等各个方面进行全方位介绍的通史型的巨作。1588年该著的英译本在英国广泛流传,成为英国人获得真实且周详的中国文化资料库。该著对英国人中国观的形成,汉学知识的获得起到了重要的启蒙作用,是英国人认识和了解汉学之肇始。     

论美国早期汉学研究

美国汉学兴起于19世纪中叶,起步虽晚,但发展迅速。早期美国汉学研究有两个显著的特征：一是以来华传教士为主体。裨治文、卫三畏是其中主要代表。他们精通中文,熟悉中国历史文化,汉学研究水平之高、程度之深、范围之广是前所未有的。二是注重中国现实特别是关注中国近代化问题的研究,从而开启了美国汉学注重现实的先河,使汉学研究摆脱了欧洲汉学古典规范的束缚。但早期美国汉学也存在着缺乏专职性和研究群体单一性的严重不足。     

四海存知己 华文铸友谊——追忆法国著名汉学家龙巴尔教授

四海存知己华文铸友谊——追忆法国著名汉学家龙巴尔教授耿戊寅岁首,噩耗传来,法国汉学界乃至整个东方学界的著名学者、法兰西远东学院院长和《法国汉学》丛刊的法方主编龙巴尔（ＤｅｎｇＬｏｍｂａｒｄ,１９３８—１９９８年）教授,于元月８日病逝于巴黎。这一天正...     

早期法国来华耶稣会士对中国民俗的辑录和研究

法国汉学作为西方传统汉学的中心,历史悠久,名家辈出,法国学者对中国的研究始于明清之际入华的耶稣会士。传教士要在中国传播天主教,首先要了解中国民众的信仰和宗教,因此对中国的民俗习惯、伦理道德、传统宗教、民间崇拜、神话传说等进行了初步的调查和研究,也因此向欧洲人打开了陌生神秘的中国社会风俗文化的一角,并为十九世纪各西方人文学科著作提供了丰富素材。民俗研究是法国早期汉学研究的重要方面,可惜由于语言隔阂和学术交流的欠缺,国人对该领域作品的译介和关注甚少。实际上,从17世纪末至20世纪初,法国耶稣会士以传教为目的而开展的中国民俗调查和研究,直接成为后来西方汉学界中国民俗研究的先声,并对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兴起发挥了奠基性作用。     

庄子“真人”思想考论

庄子《大宗师》集中出现了四则有关＂真人＂的论述。＂真人＂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作为庄子自身理想人格的画像,＂真人＂等同于＂至人＂。真人一旦上升到＂道＂的层面,又等同于＂神人＂。真人思想的矛盾性源自《庄子》一书内容的复杂性。作为天道哲学的真人,其思想源自《道德经》、《山海经》等典籍;作为生命哲学的真人,源自《黄帝内经》、《周易》等。由后者形成一种＂葆真＂的生命哲学观,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从“百工”与“百官”的语词变迁

本对于古籍献中“百工”一词的多义和歧义现象进行分析、考证,发现它与“百官”一词的关系错综复杂,于是从字形、声音及化历史的研究对比中取证,认为“百工”作为上古一官职名,后世直接对译成“百官”实际上存在混淆和误解,却也可从中看出它们意义上的联系与区别,对这一特殊语词的变化的历史考证将对训诂学有所补益。     

“博物馆学习”还是“场馆学习”:试论Museum Learning的中文表达

Museum learning的相关研究范式和成果主要集中在博物馆学观众研究和教育学教育技术研究领域中。国内这两门学科对museum learning的翻译存在分歧:博物馆学界将其译为"博物馆学习",而教育学领域则将其译为"场馆学习"。原因在于二者对museum learning的研究方法存在分歧,以及二者对"博物馆"一词本身范畴和概念存在认知差异。"博物馆学习"不仅保持了museum在跨语境研究中的一致性,更重要的是在概念上确保了自然科技类博物馆和历史艺术类博物馆在museum learning研究中的相同地位,这是"场馆学习"一词无法体现的。     

从“神树”到“钱树”——兼谈“树崇拜”观念的发展与演变

“树崇拜”是世界各地早期人类一项重要的信仰习俗,在我国西南地区有广泛的影响。三星堆出土的三千年前的青铜神树和四川等地出土的东汉前后的大量青铜钱树,是“树崇拜”的珍贵遗物。它们不仅造型优美、内涵丰富,而且有其内在的联系。研究两者的特征、异同及其演变情况,有助于揭示古代先民的思想观念发展变化及其所反映的历史问题。     

论"夷"和"东夷"

“东夷”本是传世和出土文献对古史上某一时期东方居民的称谓。近年来,随着考古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把黄淮下游海岱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的族属称为东夷。本文旨在根据传世和出土文献的相关记载,廓清“夷”和“东夷” 的产生、发展、流变和消失的历史过程。     

从“大一统”到“正统”论——论唐宋文化转型中的历史观嬗变

伴随唐宋文化转型而兴起的“正统”论,扬弃了天人感应、五德终始之说．以法则性、道德性“天理”取代主宰性、意志性“天命”,经宋儒精心阐发的文化价值理想、社会政治理想“天理一王道”再次构成统合历史兴盛衰亡之变的“贞一之理”。而北宋时代的正统之辨呈现出儒家历史哲学、政治哲学在因应时代变化之际曾具有的复杂、深刻的思想面貌。     

“诗无隐志”，“其犹重门”——“上博竹书”印象

对“上博竹书”的研究,无疑已成为当前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课题。我们便随处可见专家学者们对这部竹书的品头论足与考订释读。然而,从总体上看,人们对它的基本认识和看法却并不一致。仅就这部“竹书”的主体内容而言,有人称它是“《孔子诗论》”;还有人称之为“古《诗序》”,进而认为,所谓“《孔子诗论》”的说法并不妥当。于是,争论日起,尚未止息。本文认为,这种有关称谓的争辩是无畏的,因为比此更必要也更重要的是从根本上搞清楚孔子这部“竹书”所要表达的思想和道理。本文以所谓“诗言志”与“诗无隐志”为切入点和突破口,经过研究认为,这个思想和道理就在于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的“中庸之道”。     

楚竹书《申公臣灵王》与《平王与王子木》两篇补论

本文对上博所藏楚竹书<申公臣灵王>与<平王与王子木>两篇中所存在的若干疑难问题作了进一步的补论,以便更好地理解文本的内容,探寻出土资料与传世文献之间的内在联系.     

从《国货周刊》解析“国货年运动”

近代国货运动阶段性明显,呈现由低级到高级渐次发展的趋势。学界偏重对整体中的某一侧面进行考察,纵向比较分析虽偶有着墨,但都比较笼统,史料也欠详实。《国货周刊》与30年代的国货年运动相始终,集中反映了这次运动的历程与特点。从中可以看出,国货年运动是近代国货运动的最高峰,无论是组织领导的严密性、宣传形式的多样性,还是社会参与的广泛性、运动开展的深入性等方面都远远超出以往的任何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