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书法观中的政治投影

光绪十四年(1888),康有为在北京“发愤上万言书,极言时危,请及时变法”。①此书被顽固派礼部侍郎许应睽、李文田等阻格,未能上达。由于是“布衣上书”,书中所言“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②等纲领也颇引起朝中旧臣的不满,遂即遭朝野攻讦,“京师哗然”。③初次上书即遭挫败,     

康有为晚年的隐居生活

<正>康有为,1858年生,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1888年10月,鉴于民族危机深重,他第一次上书清帝,建议变法,并提出改良主张,以图国强。1890年至1893年间,康有为在广州聚徒讲学,培养维新力量,致力变法维新。     

叫板康有为的“公车上书”

正中国近代史上的公车上书,指的是光绪二十一年(1895),康有为、梁启超等数千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主张变法图强的事件,被人们视为维新派登上历史舞台的标志,是中国近代草根政治的开端。然而,鲜为人知的是,与康有为针锋相对,另有一小撮守旧派"公车"也在上书,其中打头阵的是一位湖南邵阳籍的举人。晚清以来的邵阳,实在是一个有趣的地方。这里虽然"旧不与中国通",却出了"睁眼看世界第一人"魏源。一步步把袁世凯扶至皇帝至     

关于公车上书的经过和主要内容

康有为在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1898年6月)前,曾上书七次。第一次上书,是在1888年1明(光绪十四年九月),这年康在北京应顺天乡试,由于没被录取,是以布衣资格上书的。这次上书除了陈述国际形势及中国危难而说明必须变法的道理外,主要提出了“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项。上书批评了顽     

张荫桓、翁同龢与戊戌年康有为进用之关系

既往研究认为军机大臣翁同龢是联系光绪帝与变法领袖康有为的桥梁,他曾向皇帝举荐过康氏,在戊戌变法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然而,这种说法并无事实依据。真正的荐康者应是户部左侍郎、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甲午至戊戌时期康有为在京政治活动的“谋主”正是张氏。他不仅全力支持胶州湾事件后康氏的上书活动,并且在召对时推荐康氏的变法书籍,积极推动康氏进用。翁同龢作为知情者,在办理公务的层面,曾给予谨慎的支持,但并未“荐康”。翁、康关系始终比较疏远。翁同龢“荐康”的说法出现于政变后,首倡者为流亡海外的康有为。翁氏“荐康”的官方定论,则是政变后清廷派系斗争的产物。     

红颜知己 闺中良友——梁启超与贵州籍夫人李蕙仙的真挚情怀

梁启超,1873年出生于广东省新会县茶坑村,1895年他作为维新派的主要人物与康有为一起在北京组织和发动了震动朝野的“公车上书”,提出“拒和”、“迁都”、“变法”的政治要求。接着在与封建顽固派的论战中,他作为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派喉舌《时务报》的挑大梁者,更是充分发挥了以文字鼓动天下,以文章推动变法的宣传才能。百日维新期间,他又与康有为一起利用在总理衙门专折奏事,     

康、袁交往与戊戌维新政治格局

康有为、袁世凯在戌戌维新运动的前期,即酝酿期,其思想和行动基本上是一致的。康有为频频上书皇帝的同时,袁世凯向光绪皇帝上了一个13000字的条陈,还向当国的翁同稣连连上了两个说帖。他们殷切希望朝廷迅速变法,挽救民族危机。这一时期。康、袁间的交往与合作是愉快的,他们思想及行动上的一致性,有利于维新运动的迅速开展。戊戌维新运动的后期,即实行期,在怎样变法的问题上,二人又有着明显的差异。在变法的力度和范围问题上,康有为主张大变、全变,并把政治改革作为变法的关键。袁世凯力主变法,变法范围限定在军事、经济等方面,反对政治改革。在变法的方法和步骤上,康有为主张由上而下,先从中央政府开始,凭借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威而雷厉风行。袁世凯则认为,变法应由下而上,先地方后中央。二人思想上的不同导致了行动上的分离,袁世凯早已从康有为变法阵营中游离出去。而康有为不察,不能不说是一大失误。对于袁世凯告密,我们在谴责他政治品格恶劣的同时,忽略了他和康有为思想上的差异。     

戊戌时期的学术与政治——以康有为“两考”引发的不同反响为中心

《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被后人视为康有为推行其维新变法的理论基础,而时人则目之为“康学”。但同为“康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考”问世后所引发的反响却不尽相同。前者因问世较早,且没有涉及太多“孔子改制”等微言大义,故时人的评论基本上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提出的;而后者因其鲜明的“改制”主旨,时人的评价也由学术转向政治。反对康有为变法者,因政见与康有为不同而对其学术大加攻击;支持康有为变法者,因政见与康有为一致而宽容、理解其学术,这其中所透露出的是戊戌时期学术与政治的复杂关系。     

康有为与他的悖论

康有为是一个名字系于伟大历史事件的伟大人物。这个事件即戊戌变法。评价戊戌变法也就等于评价了康有为。现在已鲜有不仰视戊戌变法者,康有为自然也就成为举世推尊的贤哲。虽然变法未竞全功,建立“一姓王朝”的宏图赉志而没,然其精神已人人心,其影响已达黔首。     

“精神之父”梁启超的报人生涯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启蒙思想家,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称他为中国近代史上早期革命的“精神之父”。他是通过办报撰述而进行思想启蒙活动的,56岁的生命历程中竟有27年的报人生涯。他曾在一次演讲中,喜形于色地回忆说:“鄙人20年来,固以报馆为生涯,且自今以往,尤愿终身不离报馆之生涯者也。”他是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开拓者。言论骄子1895年3月,康有为、梁启超策动来京会试的各省举人上书光绪帝,请求拒签和约,实行变法,以图自强,这便是震惊朝野的“公车上书”。 “公车上书”受阻后,梁启超便想到要“广求同志,开倡风气”,必须要开…     

“公车上书”本义考

光绪廿一年(一八九五年)四月,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派李鸿章赴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激起了全国人民的义愤。五月二日,资产阶级改良派领袖康有为联合各省在京会试的一千三百多名举人,上书光绪帝,提出了“拒和”、“迁都”、“变法”的政治主张,这一事件     

“公车上书”新解

有关中国近代史的词书,一般将“公车上书”解释为:汉代用公家车马送应举的人,后来就以“公车”作为入京会试举人的代称。“公车上书”是指一八九五年五月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在北京应试举人给光绪皇帝上书的请愿。     

“康有为的维新变法思想”课程教学分析与反思

论及戊戌变法,康有为的维新变法思想占有重要地位,但一些大学历史教材受篇幅所限,对康氏的维新变法思想讲解尚不够全面、深入。笔者讲授这一问题时,在全面系统的总括其七次上书的内容和《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的基础上,指导学生总体评价康有为维新变法思想的成败得失。     

也论戊戌政变前后的康有为

康有为在戊戌时期的影响和地位究竟如何,多年以来颇有争议。邝兆江在《历史研究》１９９６年第５期发表《戊戌政变前后的康有为》一文,质疑康有为在戊戌时期的作用和地位。本文作者则认为,康之变法思想水平,远迈时人;康氏虽然官位不高,但是得到光绪帝重视和信任,得以通过上书言事,影响光绪帝和新政的推行;康党曾经预谋“杀禄围园”、伺机擒杀慈禧太后,成为戊戌政变的导火索;康有为与戊戌变法及政变,关系重大,应是不可抹杀的事实。     

中国建筑史学的先驱乐嘉藻

乐嘉藻,字彩澄,贵州黄平人,生于清同治七年(1868年)12月。光绪十九年(1893年)中恩科举人,时年25岁。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赴北京会试。5月2日,康有为联合18行省应试的举人1300余人上书清廷(实际签名者为603人),提出拒签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主张迁都抗战,变法图强,史称“公车上     

梁启超孙中山合作的一段史事

1896年春节，兴中会会员谢赞泰经朋友介绍，与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结识于香港品芳酒楼。此时正值公车上书后，维新变法的呼声遍布国中。谢赞泰传递了孙中山等欲与康有为、梁启超等联合行动、共同救国的信息。康广仁当时曾表示赞同，可是却迟迟得不到康有为的回音。这年9月，谢赞泰终于和康有为相会于惠升茶行，当     

“公车上书”考证补（一）

“公车上书”一直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其主要史料是康有为的《我史》。自上世纪70年代起,黄彰健、孔祥吉、汪叔子、王凡、姜鸣、欧阳跃峰诸位研究先进即对此提出责难,先后发表了一系列的论著,但并没有完全改变学术界的基本看法。本文作者依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档案及其已公开发表的档案文献,从政治决策高层的角度,重新审视公车上书的背景、运作过程及其影响力。本文旨在说明,有两个不同概念的“公车上书”：一是由政治高层发动、京官组织的上书,其数量多达31件,签名的举人多达1555人次,且上书已达御前;一是由康有为组织的18行省举人联名上书,那是一次流产的政治事件。本文亦说明,《我史》中的记载多处有误,是一不可靠的史料;但通过这类并不可靠的历史记录,康有为、梁启超已经成功地书写了自己的历史,并被许多历史学家所接受。     

从张鹏一日记看康有为“盗经”风波

张鹏一(1867—1944),字扶万,号一翁,富平县董南堡人,陕西近代著名学者.早年以学优入咸阳味经书院,为关学大师刘古愚之得意门生.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乡试中丁酉科举人,翌年赴北京会试,得以与康有为相识,曾参与“公车上书”及保国会题名.自此师从康有为,为康之及门弟子.     

民国奇人吴稚晖

有这样一个人,他22岁中秀才,26岁中举人;早年参加康梁“公车上书”,要求清廷变法图强;后参加孙中山同盟会,一生追随孙中山,是孙中山遗嘱的起草人和见证人之一。     

《教学通义》与康有为的早期经学路向及其转向——兼及康氏与廖平的学术纠葛

以《教学通义》为切入点,作前后延伸,可以了解康有为早期经学思想的来路与去向。康有为早年对周公的尊崇系受到章学诚“六经皆史”观念的启发,同时也开始受到常州公羊学派的影响。“通变宜民”的“变政”观念使他既能尊崇周公也能欣赏孔子,而借最高王权变法的思想又使他的取法对象更是“有德有位”的周公而非“有德无位”的孔子。上书活动的失败,促使他调整得君行道的上行路线,开辟了以匹夫自任“合民权”以保国、保种、保教的新的理论与策略,与这种思想相表里的是对孔子的重新诠释与今文经学立场的确立。在康有为基于经世的观念而今古文兼采的阶段,廖平似不可能影响到他,但是在因时局激荡而冲破旧的经学思想格局之际,廖平的“辟刘之议”尤其是对《周礼》的处理方式很可能刺激了康有为的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