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来信摘登

贵刊2012年第12期刊登的《毛泽东图像的修改》一文,在有关毛泽东在1964年11月14日到首都机场迎接周恩来从苏联归来的一段介绍(见第41—42),有几个地方与史实不符。如文中提到,"毛泽东率领刘少奇、朱德等前往机场迎接,这也是建国后毛泽东亲赴机场迎接下属的唯一的一次"。据我所知,毛泽东在1960—1964年间,曾五次去     

论“门户开放”政策

《世界历史》1979年第3期发表了汪熙同志《略论中美关系史的几个问题》(以下简称《略论》),文中重要问题之一就是关于“门户开放”政策的评价问题。笔者有些不同看法,提出来求教于汪熙同志。     

对《雅尔塔协定与美苏战略格局》一文的两点校正

最近拜读了王真同志的《雅尔塔协定与美苏战略格局》一文(见《世界历史》87年第3期),该文从一个新的角度重新探讨了雅尔塔协定的意义,深受启发。但是,文中有些提法与史实不符,本文仅就两个问题提出一点不同的看法,以就教于读者。     

关于大遗址概念提出的时间

编辑同志：2011年第2期《中国文物科学研究》刊登的贺辉《有关中国大遗址的若干思考》一文中,关于＂大遗址＂概念提出的时间等与大遗址保护的实践和历史不符。     

关于“林彪一号令”及其他

《炎黄春秋》2000年第6期发表的陈虹所写《杨成武眼中的“杨余傅事件”》一文,介绍了“杨余傅事件”发生的原因及平反经过,读后颇有收获。但文中提到：“1969年林彪的‘一号命令’又把多数老帅赶出了北京”。话虽一句,却涉及一些重要史实,作为一名党史爱好者,《炎黄春秋》的忠实读者,我愿就自己目前掌握的资料,对这一问题的不同说法的来龙去脉进行必要的辨析。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论陈列计划的编写——兼与周筠先生商榷

“陈列计划”一词出自前苏联阿·伊·米哈依洛夫斯卡娅编写的《博物馆陈列的组织与技术》一书。陈列计划作为陈列内容编写本的名称 5 0年代被我国博物馆所采用 ,一直沿用至今。教科书和著述文章也多采用这一称呼。此外也有称“陈列大纲”、“陈列提纲”、“陈列方案”的。关于陈列计划与陈列内容编写本名实不符的问题 ,周筠先生在《谈陈列内容编写中的几个问题》(见《中国博物馆》1997年第 3期第 71页 )一文中已经指出。笔者同意周筠先生的这一看法 ,但不赞同周先生把陈列内容编写本与陈列计划完全割裂开来 ,称陈列内容编写本为“内容文字本…     

赵佗是开发岭南第一人么？

有幸拜读了麦英豪先生写的《广州秦汉考古三大发现随笔录》。文中,麦先生表述了这样一个观点：“赵佗是开发岭南的第一人,促进了岭南地区社会历史的发展。”因兹事体大,它涉及到如何正确认识岭南发展史,如何正确认识赵佗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以及要用什么样的历史观点研究历史,不能不思辨清楚,以求得一个正确的认识。     

《戴志强钱币学文集》前言

1963年,我在复旦大学历史系读二年级的时候开始习作,写的第一篇文章,是和郭沫若先生讨论漳州军饷银饼的铸行年代,题目叫《试论“漳州军饷”银币》。成稿后,便寄给了当时的《历史研究》编辑部。不意编辑部把是稿转呈给了郭老,引起郭老高度重视,并在我的习作上做了多处眉批。因为文化大革命的缘故,我在刊物上正式发表文章,是十六年以后的事情。从1979年到2004年,先后发表短文160余篇。其中,除了早期写过几篇有关殷商历史和安阳博物馆馆藏甲骨的文章外,几乎都和钱币相关。现在选编这本文集,我想不只是为了汇集个人在钱币学上的研究成果,而是更…     

漳州军饷

漳州军饷发行的年代,押文之解释、发行的背景等,到现在尚无一定的结论,因此,才使笔者怀着好奇心去寻找它的答案。我看过几篇大文,例如郭沫若在1963年的《历史研究》第一期发表的《由郑成功银币的发现说到郑氏经济政策的转变》和在第二期发表的《再谈有关郑成功银币的一些问题》、1985年上海市钱币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彭信威遗作《关于漳州军饷(评郑成功大元说)》、1983年《文物》第十期戴志强的《漳州军饷银饼年代考——兼     

明代的佛教宝卷

对中国宝卷研究有很大影响的学者有两位：一是郑振铎先生,他在《中国俗文学史》第十一章《宝卷》中,把宝卷分为“佛教”和“非佛教”两大类,并认为宋代瓦子(公众娱乐场所)中的“说经”就是最早的宝卷。①另一位是李世瑜先生,他认为宝卷是民间教派的专用经卷,起于明代正德年间罗清的《五部六册》,否定了佛教宝卷的存在。②两位前辈的结论,都与中国宝卷产生和发展的历史不符。     

自然与人文视野中的六朝长江

<正>《江苏地方志》2021年第1期曾刊发我的《名实互证视野中的长江—<长江历史图谱>评介》。我在文中举例道：《长江口图》，引人探索长江入海口由三角湾而三角洲的变迁，这是人文改变自然的见证；《沧海桑田图》，涉及“科氏力”对地形塑造与滩洲发育之影响，这是自然影响人文的力量；《江防图》虽以明清时代为主，却也促发人们对于“天堑”“南北”“避难所”“薪火相传”等军事、文化主题的深层思考，彰显了自然与人文的交互作用。     

谁是《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的作者

1966年3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其中《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的题解说：“这是毛泽东为中原、华东两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写的一个广播稿。”果真如此吗？非也。那么,作者究竟是谁呢？这是一个拖延了几十年易解而又费解的谜。     

冯玉祥在镇远

抗日战争期间,冯玉祥将军辗转各地,巡视部队,呼吁抗战,并主持抗日募金运动,为战胜日寇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一九三八年,冯将军赴湘、黔、川各省巡视期间,曾到镇远检阅军队,时间大约是十一月。有一次,冯将军在师管区司令部吃饭,陪客有师管区司令、专员公署专员和镇远县长。在吃馒头时,三个陪客均把馒头皮剥下,放在桌上。他们以为这样才显得“高贵”,“阔气”,不失他们的“身分”。谁知冯将军一个冷不防,从司令面前拣起他剥下来的馒头皮,直往自己嘴里送。这一下可吓坏了三位陪客,面色铁青,不知所     

雪日出城——北平地下工作一事

１９４３年,冀中区党委社会部──冀中公安局派我到敌占区做地下情报工作。先到了敌占区北平。１９４４年－１９４５年在国民党后方地区西安,做了一年的记者工作。日本投降后,在胡宗南办的训练班受训一月后,被派回北平,因而,我就成了从国民党大后方派回来的“国民党人员”了。 在北平,我在国民党中央社北平分社、《北方日报》任编辑、记者和沈阳《东北日报》驻北平特派员。１９４８年,我到傅作义机关报纸《平明日报》任军政要闻记者。围城期间我随城防司令楚溪春视察了城防、环城马路和新修的天坛机场,还深入了解了“反共专家”张…     

张之英不是起义将领

陈予欢编的《民国广东将领志》（广州出版社1994年版）第116页《张之英》条中说,“张之英……钦县（今属广西）人,……1932年起任第一集团军代理舰队司令,广东江防第一舰队司令,广东海军司令。1936年任广东绥靖公署少将参议。1947年任第二十二军参谋长。1948年5月在陕西率部起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陕西省参事室参事。1960年在西安病逝。”把张之英说成“起义将领”。     

东山与台湾关系学术研讨会综述

1996年7月26日至30日,由福建省社科院、漳州师范学院、漳州历史学会和东山县联合在东山海滨风景区马銮湾召开“东山与台湾关系学术研讨会”,并于29日在古战场陈城镇宫前清宫前村天后宫广场隆重召开“施琅从东山出师统一台湾三百一十三周年纪念仪式”。这个活动,规模大,影响广,效果好,作用突出。已知的先后有《人民日报》（海外版）、《港台信息报》、《福建画报》、《福建侨报》、《厦门晚报》、《闽南日报》、海峡之声广播电台、东南广播电台、福建省及厦门电视台、泉州电视台、东山电视台等传播媒介作了报道。参加这次学术研讨会的…     

试论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根本矛盾”、“基本矛盾”、“主要矛盾”

在分析人类历史特别是近现代历史上的众多矛盾时,人们时常使用“根本矛盾”、“基本矛盾”、“主要矛盾”等概念。但对这些概念的理解和使用,却存在明显的歧异。1937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文中,把贯穿整个近代的两大矛盾(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称为“基本的矛盾”．把中日矛盾称为当时的“主要的矛盾”。这里,他对“基本矛盾”与“主要矛盾”这两个概念是区别使用的。1939年,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这两个概念的用法却有了改变。     

关于“漳州路军民都总管印”的商榷

《文物》1984年第8期《广东潮安县出土元代铜印》文中,将所出八思巴字印文译作"漳州路军民都总管印",我意应译为"漳州路总管府治中印"。总、管、府三字都曾见于已著录的八思巴字官印,如总、管二字见罗振玉的《隋唐以来官印集存》中的"管军总把印",府字见《枫园集古印谱》中的"效忠征行义兵万户府印"。军、民、都三字也曾见于其他八思巴字官印,其篆法与     

西北地区历史环境与社会变迁学术研讨会综述

20 0 1年 1 1月 2 4～ 2 6日 ,在教育部社政司、陕西省林业厅、西部开发办公室、陕西省山川秀美办公室、陕西师范大学等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 ,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在西安举办了以“西北地区历史环境与社会变迁”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来自北京、天津、上海、新疆、甘肃、河南、陕西等地有关大学和科研机构的 65位专家学者出席了研讨会 ,《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等新闻媒体的记者也列席了本次研讨会。会议共收到论文 52篇 ,内容涉及到西北地区历史环境与社会变迁的诸多方面 ,以下概略述之。一　历史时期西北…     

《九股辨》读后

读过张岳奇同志撰写的《九股辨》一文之后,我认为这篇文章很有见地。一个汉族老学者,能通过我们苗族的社会现状,透视到一些苗族历史上有待澄清的问题,是难能可贵的。我们不久前写的一篇论文,在关于“苗族鼓社”部分,也提出了“九股”应即“九鼓”的论点,只是论据与看法和张文有些不同而已。现就《九股辨》一文所涉及的考证和见解,略抒管见,以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