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师培生卒年考订

近代思想家和学问家刘师培,早年参加光复会、同盟会,时人把他和章太炎并称为“二叔”(章字枚叔,刘字申叔),后来则背叛了同盟会。我在对刘师培进行初步研究过程中发觉关于他的生卒年竟说法不一,并涉及三部辞书,因此有必要考订一下。肖一山说,刘师培生于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卒于民国八年(1919年),年33。(见《清代学者生卒及其著述表》,《北平文史政治学院讲稿》本,第281页。)中华书局版《中华民国史》第一编第200页,说刘师培生于1885年,卒于1919年。新版《辞海》第1541页,《简明社会科学词典》第405页,《中国近代史词典》第263页,都说刘师培生于1884年,卒于1920年。     

邓小平倡导简洁文风、力戒形式主义

正邓小平是一位倡导简洁文风、力戒形式主义的躬行者。这从他写于1950年11月3日、1951年5月13日、1951年5月29日的三次批示中,就可以看出。1950年10月,西南司法部起草了一份人民法庭组织条例,请邓小平审定。邓小平阅后于11月3日致信西南局秘书长孙志远:"中央所颁‘人民法院组织细则’,眉目十分清楚,司法部所拟条例,除个别具体问题外,并没有其他新的问题,故无另     

鲁迅与徐梵澄

凡读过鲁迅日记与书信的人,大概都知道鲁迅先生三十年代在上海有个年轻友人徐诗荃,即1999年5月在北京逝世的我国著名学者徐梵澄先生。从1928年5月开始,他们的交往就非常密切,此后八年的《鲁迅日记》里,三百多处提到“徐诗荃来”或“得诗荃信”。著名出版家赵家璧曾说:“梵澄是受鲁迅先生宠爱的学生”。而许广平却对“此公”颇为不满,甚至说他“磨     

来信摘登

贵刊2003年第1期刊出拙作《中国包产到户首创者王定的遭遇》十分感谢。我将此文寄给王定同志的老伴叶葵仙同志,她阅后十分激动!她的儿子从挪威打电话给我说,他准备将全文刻成碑,立在他父亲的坟侧,作为永久之纪念!叶同志再三叮嘱我,对你刊表示谢意!她并提请贵刊更正文中的误植3处;1、26页左栏第3行第5个字应为“两”,即“两江师范”。2、26页左栏第9行最末一个字,应为“县”,即“副县长”,而非“副师长”。3、26页右栏第3行第2个字“榔”应为“柳”,即“柳江县”,广西没有“榔江县”。这是我原稿将“柳”写成另一种笔法“”所致。另外,27页左…     

读者来信摘登

《炎黄春秋》第10期陈虹的文章第9页两处引文有误。一是说叶剑英为罗瑞卿填了一阙词,表示婉惜。这是作者臆想,而且所引词第三句是错的。当年我是坐在前排听了叶的传达。他说明是套用辛词,并非自己所填。辛弃疾的《贺新郎》原句是：“将军百战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叶引用时只将“百战”改为“一跳”。作者把辛词误为叶填,而第三句把“万里”改为“望”更加不通。     

卢作孚之死调查经过

我在朋友处,看到《炎黄春秋》2013年第5期《卢作孚最后的日子》,我反复看了几遍,勾起了我对一段历史的回忆,久久不能平息。特别是文中提到卢的遗嘱“被西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的人员带走,至今下落不明”,     

战斗中的斯巴达克

斯巴达克是一位古代杰出英雄。他的业绩革命导师评价很高。马克思称赞说,阿庇安笔下的“斯巴达克是整个古代史中最辉煌的人物。一位伟大的统帅(不象加里波第),高尚的品格,古代无产阶级的真正的代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69页)马克思还说,斯巴达克是他“所热爱的英雄”(《回忆马克思恩格斯》第304页)。列宁在《论国家》中说:“斯巴达克是大约两千年前最大一次奴隶起义中的一位最杰出的英雄。”(《列宁全集》第29卷,第438页) 这里首先介绍一些有关斯巴达克的图像。1927年意大利那不勒斯博物馆在古意大利庞贝伊城(位于维苏威火山下,公元63年——79年火山爆发被埋没)曾发掘出一组描绘斯巴达克的壁画。史学家认为保存     

关于《和平解放西藏日记摘抄》中的错谬

《文史精华》编辑部负责同志： 拜读了贵部刊登在２０００年第３期《文史精华》第４页上的《和平解放西藏日记摘抄》的文章后,发现与我会２０年前发表在《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１期第４６页上的《和平解放西藏日记摘抄》的史料有惊人的相似。经查对,贵刊一字不差地全文刊载了乐于泓同志的《日记摘抄》,只不过注释者作了一些夹注而已、乐于泓的《日记摘抄》是一篇在时间上很紧凑的长篇纪事文章,遗憾的是,注释者忘记了将我会连载在《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６期。第８期、第９期上的日记的第二、第三、第四部分一并提供给你们,这严重影响…     

对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实质的曲解——评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

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一书的理论基础是所谓“治水社会”。他是以“治水社会”为出发点论述他的“核心概念”——“东方专制主义”的。他说,他之所以采用“东方专制主义”这一名称作为他这本著作的书名,是“为了强调我的中心概念的历史深度”(《东方专制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导论,第19页。以下凡引此书,均在正文中注明页码,不另加注。如引自该书的“导论”、“序言”和“前言”,则在页码前分别注明);而这本书的“宗旨”就在于“为奴役和自由问题提供一个新的解答”(前言,第58页)。魏特夫把“东方社会”和“亚细亚社会”作为“治水社会”、“农业管理者社会”的“同义语”(导论,第19页);他认为马克思所强调的“亚细亚式的经济制度”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序言,     

作者来信摘登

贵刊１９９９年第１２期“晋西事变前夕剑拔弩张的秋林”一文中有数处刊误： （一）第１３页右栏第８行：“经党同意，雷任民采取··… ”应改为“薄一波、雷任民等采取…··” （二）第１６页布栏第一行：“‘打倒顽固头子王靖国”’。我的原稿曾写：“队伍经过王靖国住处时，有人喊出‘打倒王靖国’的口号，第二天王提出了抗议。”意思很明确，这个口号只是个别人喊出来的，是不策略的，还引起了王的抗议。现在刊出的这个口号与其他正确的口号并列在一起，似乎整个队伍都在这样喊，这是很不妥的。 （三）第１７页左栏倒数第５行：“和我…     

蔡元培曾在“古越藏书楼”工作过吗?

近年来,我国出版的一些书籍与文章,谈到蔡元培青年时期在故乡绍兴的一段历史时,多说他曾在“古越藏书楼”校订图书。例如中华书局1980年出版的《蔡元培年谱》第三页:“一八八六年(清光绪十二年丙戌)二十岁。同乡徐树兰藏书甚富,且     

蒋介石《西安事变日记》

几年前,蒋介石后人蒋孝勇的遗孀蒋方智怡,将她保存的蒋介石日记和蒋经国日记从台湾运往美国,存放于加州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室。蒋介石的日记自1918年起,至1972年止,共55年,无日不记,篇幅浩繁,内容庞大。胡佛研究所研究员郭岱君翻阅了全部日记,认为它给“世人提供了一个认识20世纪中国的新视窗”。2006年胡佛研究所将蒋介石1932年以前的日记复印出来,供读者阅读研究。2007年4月下旬,又开放了1932年至1945年的日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周天度乘去美国探亲之际,于5月前往该处翻阅了蒋介石在西安事变前后的日记,时间是1936年12月10日至12月31日,共22天;然后寄回国内交由同事孙彩霞编审编排整理,并加文字说明。日记没有中规中矩地按版面的页面书写,在正页的上下两端以及左右两侧也写有内容。日记有的地方写有“续昨”,还有的在页前写“（接上页）”,页后写“（接下页）”,由此推断,日记的部分内容不是当日记述,而系日后补记。因日记原件不能对外,提供读者的是从缩微胶片还原的复印件,有些字句被油墨遮盖,无法辨认,以口替代。同时,为帮助读者理解,笔者在一些地方添加注解,个别明显有误或能推断内容的文字也力所能及地指出。虽然蒋介石《西安半月记》、台湾蒋介石档案《困勉记》公布了日记的部分内容,但因为这两者都意在表现蒋介石在“艰难困苦”中“意志卓越”的记述,故往往有断章取义之嫌,再加上蒋介石及其编纂者屡次加工,内容已不能反映日记原貌。现在公布的日记原件,为西安事变研究提供了一些新的史料,具有重要价值。例如：关于蒋介石与周恩来在西安会面晤谈情况,周恩来在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中明确提到此事,并概括说蒋介石做?     

“中统”大特务顾建中

顾建中（1906-1963）字锡朋,上海金山人。生于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曾入天津北洋大学、唐山交通大学、上海南洋公学（即交通大学前身）学习,与徐恩曾为同学,后人中央训练团党政高级班毕业。1930年起顾建中在“中统”前身调查科任职,他参加“中统”特务组织,一说是徐恩曾的同学关系;     

我与湖北（五）

建议中央四事 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三月十五日,行政院训令所属各部会署长官及各省市政府主席、市长等,于是年五月五日出席全国行政会议,商讨中央与地方行政兴革等事宜。正遵办间,复奉行政院四月十四日“代电”,附发《全国行政会议规则》一份,规定扩大会议组织,除原令出席人员为会议会员暨以行政院院长、副院长为议长、副议长外,并由国民政府主席指定下列人员一并出席：中央党部秘书长、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副秘书长、中央设计局秘书长、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秘书长、国民参政会秘书长、国民政府文官长、国民政府主计长、铨叙部部长、审计部部长、立法院秘书长、司法院秘书长、考试院秘书长、监察院秘书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二第三两处主任及第四组组长、三民主义青年团书记长、中央训练委员会主任委员。     

杨葆光过录黄小田《红楼梦》评语(二)

第四十一回 第一页 1031[金杯银杯倒都也见过] 妙在金银杯也见过。 第二页 1032[喜的是雕镂奇绝] 此杯不料供刘老老吃酒。 1033[说出名儿来] 知他说不出名儿,却故意问他。 1034[你们天天吃茄子] 亦是故意说。 1035[虽有一点茄子香,只是还不像是茄子]筵席间所谓吃“素菜”者,皆此类。 第三页 1036[我们成日家和树林子做街坊] 新语。 1037[荒年间饿了还吃他] 数语便可衍作诗赋。     

匡谬辨诬 端正学风——答高纪春对《司马光日记校注》的批评

《历史研究》１９９７年第４期刊载了高纪春的文章，对我的《司马光日记校注》提出批评。令人吃惊的是，有人捧该文为扼止恶劣学风的佳作，使我不得不做反批评与答辩，匡谬辨诬，以端正学风。高文的问题在于：１只看缺点，不看成绩，以缺点去抹杀成绩。２无限夸大缺点，说“几乎每页、每条都充满了错谬与乖误”、“仅我随手摘录下来的显著误例就达３００处之多”，文中则选择几十条典型误例，加以剖析。然而细查这几十条典型误例，却分明存在三类情况：一、本书是对的，高却误认为错；二、可以两说并存、见仁见智的；三、确系本书之误，…     

我所了解的罗君强

1940年3月29日,汪伪国民政府开张,其编制大致与重庆国民政府相似,只是把原来的中央政治会议改称为“中央政治委员会”(简称为“中政会”),汪精卫以“国民政府代主席兼行政院长”身份任“中政会主席”,周佛海为“副主席兼秘书长”,陈春圃及罗君强为“副秘书长”,下设“秘书厅”,由罗君强负实际责任,直到1944年春天他出任“安徽省省长”时,始改由“副秘书长”赵尊岳接办。我是1940年4月1日经人介绍面见罗君强的。     

吴宓痛悼常燕生

1947年8月4日,吴宓在《武汉日报》“文学副刊”发表文章,沉痛悼念诗友常燕生先生.文章说,他与常相识,是在读其长诗《翁将军歌》和《论新诗》以后.这两首诗均写于1932年,前者是歌颁“一·二八”战役的抗日英雄、十九路军旅长翁照垣的,后者是评论白话诗运动的.值得注意的是,吴宓不仅将这两首诗录入其《空轩诗话》,还给予很高评价.他认为,《翁将军歌》“气格高古.旨意正大,深厚而沈雄.通体精练,无懈可击.其序仿杜甫‘同元使君春陵行’.其诗也直追少陵与唐贤.……统观九一八后两年中南北各地叙记国难之佳篇,应以常君此歌为首选”(《常燕先生遗集·哀挽录》,第21页).至于《论新诗》,他的评语是:“议论正大,而格调高古,有清新自然之致.”此外,吴为了将这两首诗“登布于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曾与常燕生谋面.据说,在那次见面后,吴对常印象颇佳,认为“其人渊雅静穆,而性情诚厚,纯然文士,绝异政海中人物也”(同上,第23页).为了解上述情况,我查阅了新出版的《吴宓日记》,可惜这一年的日记缺失.又查1932年的《大公报》,不知为什么也没有这两首诗的踪影.     

从《森冈周治日记》看日本侵华战争历程

正一、《森冈周治日记》新发现《森冈周治日记》即《日支时变日记》,是侵华日军第十六师团第三十旅团第三十八联队辎重特务一等兵森冈周治的战时日记。《森冈周治日记》(以下简称《日记》)记录了1937年8月25日至1939年8月7日森冈周治亲历亲见亲闻的日军侵华轨迹。《日记》共有198页,约3万多字,其中,记载战时情况的部分有107页,还包括森冈周治手绘的19幅行军作战图。《日记》记录了周治所参与的徐州战、     

张居正究竟何时始任内阁首辅

张居正是中国封建社会一位重要的政治家、改革家。他所进行的改革,是在他任内阁首辅后逐步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的。关于张居正始任内阁首辅的时间,在近人有关论著里说法不一。一谓万历元年即公元1573年始任内阁首辅。如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第三册记其事说:张居正“神宗万历元年(1573年)出任首辅。”(1963年版,第195页)中央财政金融学院财政教研室编《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