堕落的必然

明朝是一个可以研究个没完的时代，又是一个许多人都喜欢探索的时代，据说，西安事变后被蒋介石软禁多年的张学良，长期潜心研读明史，我们无从知道他的研究状况和心得；但是，他这一选择就颇耐人寻味，费振钟先生赠我他的新著《堕落时代》，     

何其芳的“野心”

“四人帮”倒台以后,何其芳情绪大好,工作也大忙了。有一次来看我,对我述说他拄着手杖去参加游行,晕得要倒,两三位同志把他搀扶到家,第二天,第三天,还继续坚持去了。接着,兴致勃勃地大谈个人的写作计划。他说:“我的野心很大。想写部百万字的长篇,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开始,写一个知识分子的前进的历程。还想写一部中国文学史,怕时不我待,先搞个提纲出来;还想写些散文和长篇回忆录,已经和延安时代在一起的同志们碰了碰印象;诗兴又有点动了,也想写点诗。也还想学着写点旧体诗,你不也写了一些吗?”说完了,眼睛望着我,带笑地说:“你看这野心是…     

评价洪承畴应以多民族国家为前提

我准备写《洪承畴传》时,对洪承畴并没有一个固定的看法,只是想先翻翻材料再说。通过收集大量资料,我对洪承畴才有所了解,也才逐步形成现在书中的这些观点。当然,在形成观点的过程中,现代清史专家们实事求是地叙述涉及洪承畴和这段历史的文章、著作,也给我以启发和信心。于是,我终于下决心写这部书。书出来以后,得到史学界一些专家的首肯,尤其是清史专家,大多同意我对洪承畴的评价。记得著作出版后,我首先送给一位大学时代教过我的教授,几天之后,就得到他的回信,信中说：“你这部书可以改变世俗的传统观点。”事实也正是这样…     

来信

他得益于开放年代一个赛车手,一个追风少年,一个帅呆了、酷毙了的小伙子,一个依靠写作获取稿费和版税,就可以活得很滋润的新生代作家,一个宁可让贵妇人包养也不愿意让体制保养的"过早成功的人",一个想写什么就有人愿意登什么的写作者……我如果只拥有其中一个身份,就知足了,何况这诸多种种集于他的一身,我没看过他写的书,但我很早就知道他的名字。他是很多年轻人的青春偶像。     

记忆犹新的回忆

刘大年同志是一位有完美道德的真正学术工作,又是一位有丰富学问的真正共产党员。他不但在个人的研究中有杰出的贡献,而且在科研领导岗位上,在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工作中,也有突出的表现。我在解放初期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对他贯彻党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方针,有一点切身的体会,半个世纪过去了,对我而言,记忆犹新。现在借此之机,写一点这方面的回忆,作为我个人的追念。     

乐在文海问苍生——记著名作家赵范奇

他本身就是个摇笔杆子的人,写总结、写新闻、写小说,还给别人写讲话稿,“一把刷子两边用”,我实在不知如何写他才好,考虑了许久,仍是迟迟没有动笔。可是在我即将编辑出版的《朋友》一书中,写了那么多的文化人,又怎能没有他呀？加之我们是货真价实的朋友,而且“友龄”也有20年了啊!     

蒙昧主义何以在革命旗帜下泛滥——一位学者的绝笔

冯建辉教授是我刊的老作者,他为本刊写了多篇文章。这些文章凝聚了他对党和国家命运的思考,也表达了对本刊的厚爱。在他去世前一个月,仍抱病为本刊写了这篇绝笔之作。他逝世后,他的女儿寄来了他的《告别书》。现将这篇绝笔及其《告别书》予以刊发,以表达本刊同仁对冯教授的缅怀之情。     

“全中”的他

看他的书,心中不断冒出的念头像很多小而隐蔽的靶子,他的字像射出的软箭,毫不吃力地就扎中心中的红点,“全中”。他的随笔,有像是心里怀着一股劲要说明什么抵抗什么写出来的,也有看上去只是记了一些琐事混事写出来的;他的小说,有写得好的,有看上去不如那些的。这些书,我读了几乎所有的中文版,“全中”的感觉跟别人评价的文字水准没关系,我总是感到,他话语间的大小心思和感受,我好像能百分百地理解,如果我是他,在那个时候大概也会那么想那么做;偶尔会自负地想,如果我是他,大概也会那么写。     

时代和它的李泽厚

本刊编辑部 据说,鲁迅曾经想写一部长篇小说,描摹包括自己这代人在内的4代知识分子,可惜最后没有实现。而李泽厚曾经想写一部思想史论,记录中国近现代6代知识分子,研究这每一代人的时代使命、道德责任、现实功能和其间的传承、冲突等。在他的构想中,康有为（第一代）、鲁迅（第二代）、毛泽东（第三代）,可能是最为重要的3位。我们不得而知,他把自己归为第凡代,对自己这代人的时代使命、道德责任、现实功能,又如何认识和践行,因为这部思想史论最后并没有按预想的面目问世。     

洪峰 我对得起发给我的每一分钱

一个人必须接受一个事实,不行就是不行,所以我随时准备着不行了……但是另外一种书,我这辈子可以不停地写,《苦界》,我可以无数地写,因为那些东西对于我来说,太简单了,好多人看得挺开心,也卖了不少。但是我知道,我写的哪几本书,是和我生命相关     

野间宏·亲鸾·现代文明

二十世纪后半期,野间宏的文学活动,已无法与对亲鸾的研究和对现代文明的批判分离开。二十世纪后期,随着一个世界性大变革时代的到来,野间宏内心曾经被强行压抑下去的潜在的佛教思想,逐渐升腾起来。这是他文学的一个重大转机。为此,野间宏重读亲鸾的书,在深刻的反思中,他认识到:自己做为一个知识分子,只是关注着自己的心,而亲鸾关注     

我的编辑生涯

一当年由我执笔,写了《把一切献给党》、《我的一家》、《方志敏战斗的一生》、《赵一曼》、《胸中自有雄兵百万》等书,还参与了小说《刘志丹》的写作。那时认为自己是在做着编辑的本职工作,从来没有想到要署名。我干嘛写这些东西?说来话长了。我在学校只念过五年书,抗日战争开始,就跑出来当兵了。我的文化知识,都是从文学作品和其他书本学来的,所以我说我是共产党扫盲扫出来的知识分子,自知     

重印《中国交通史》题记

《中国交通史》,在我所写的著作中,是最早完成的一部。一九三六年初,我住在北京(那时叫作北平)西四牌楼粉子胡同的一个公寓里,以写文章换取稿费维持生计。在快到春节的前几天,顾颉刚先生来了。他打开皮包,取出一份《中国文化史丛书》的目录。他说,商务印书馆托他请人写书,问我能不能帮他写一部。我看看目录上的书名,没有一部书是我熟悉的。顾先生看我很为难,就说:“这个目录中有好些书根本没有人写过,写起来很不容易,但你还是试着写一部吧。”我想来想去,觉得《中国交通史》还可能好写一些,就答应了写这部书。顾先生又跟商务印书馆商量,同意我陆续交稿。我写完一篇就寄到商务印书馆在上海的编辑所。编辑所看过后,发到北京的京华印书馆排印,由我自己校阅,再由北京商务印馆送给我稿费,每千字五元,是当时稿费中最高的。大约经过七、八个月,全书完成。一九三七年一月在上海出版。一九三八年,日本中岛俊作译成日文。一九三九年三月,由东京生活社出版。     

布衣朋友

王震是一位身经百战的将军,同时又以关怀爱护知识分子而闻名。原国务委员、著名科学家宋健曾深情地说：“王老是知识分子的大恩人,他保护了一大批知识分子。他敢做敢为。在困难时期,我们都得到过他的保护,现在的科技发展有王老很大的功劳。”我就是受其恩泽,得到保护,而有了“用武之地”的一个普通知识分子,而最使我感动的是,我和他身份相差悬殊,却成了他的布衣朋友。     

吴敬梓和《儒林外史》——为秦淮水亭修葺而作

正产生于十八世纪的《儒林外史》是一部反映知识分子生活的长篇小说,就其反映的时代跨度而言,从小说"楔子"回的元末明初写起,直到"幽榜"一回的明万历四十四年,历时二百四十八年,几乎反映了整整一个朝代的士人生活,这在前此的中国文学史上还未见有。因此,《儒林外史》可谓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反映知识分子生活的长篇小说。作者虽然将小说中的故事情节安排在明朝,却实实在在是他所生活着的清朝康(熙)、雍(正)、乾(隆)时期的士人生活的图景。吴敬     

文章与时代——精神现象零拾之十

文章总是一个时代的文章。离开了时代,就很难读懂。鲁迅的文章,在他那个时代,读者是懂得的。所以至今回想,仍抑制不住心情的激动。但是,今天的青年却凭借注释也不容易读懂了。何止青年,就是有些并不年轻的学者、作家,月旦雌黄之际,似也十分隔膜。那原因,我想大抵是因为对鲁迅生活的时代印象早已淡漠。有年轻朋友问我,明白的话,鲁迅为什么要讲得那样曲折隐晦?我劝他读一读马克思一段明白的文字———“‘风格就是人’。可是实际情形怎样呢!法律允许我写作,但是我不应当用自己的风格去写,而应当用另一种风格去写。我有权利表露自己的精神面貌,…     

贝娄的礼物

2005年4月,在火车上得知索尔·贝娄去世的消息。有些难过,这是我大学时期最喜欢的作家,但更多的是惊讶,我以为他早已去世,因为他的那些故事,和他故事中的那些人,似乎都属于一个早已消逝的世界。他书里的那些善良、软弱、对世界无能为力、注定要成为失意者的知识分子的故事,今天看起来,未免显得太温情脉脉,太不切实际。     

布衣坎坷 笔砚情深——记白炳章其人其书

我之所以写白炳章其人其书,是因为他在书法艺术方面的造诣和其布衣一生的人格魅力。 我之知其人其书也是近几年的事。 2003年末,由三川发展促进会举办三川首届巴依儿艺术节在民和官亭举行,我有幸应邀参加,在其书法绘画展厅里,看到一幅中堂行书作品,其书很有古意,典型的二王书风,特别是其沉稳的结体,流畅的用笔非常抢眼,有许多前人风范的沉淀。     

论姚广孝与“新明朝”的建立

姚广孝(释道衍)是明初著名政治家、高僧。作为"靖难"军师,他辅助燕王朱棣推翻建文帝统治,建立永乐王朝。他帮助成祖治理国家,辅导太子朱高炽、太孙朱瞻基,是"永宣之治"的重要推手。永乐朝改变了明太祖设定的皇位传承顺序,其治国理念、施政作为以及实际效果也都已与建文朝大为不同,在明朝历史上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可以称为"新明朝"。姚广孝是"新明朝"的重要缔造者,对"新明朝"的巩固也做出了贡献。他讲经说法,弘扬临济宗、净土教,临终前奏准释放名僧溥洽,传承和发展了中国佛教。     

他愿意倾听台湾人的委屈、抱怨和难过——传记作者何亮亮眼里的汪道涵

人物周刊:您和汪老生前只见过两次,而且两次都没有谈过一个字,书全部根据搜集到的资料和汪的亲戚朋友提供的情况写就,能保证客观吗?不担心有其他的压力吗?何亮亮:汪在近些年是不接受任何采访的,而且也不主张别人给他写传记。当时台湾的朋友托我写的时候,我就觉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