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卜藏丹津与达赖喇嘛

罗卜藏丹津是青海史上赫赫有名的固始汗（也译顾实汗）之孙,十八世纪初青海和硕特蒙古地位最高的首领。他因领导了１７２３—１７２４年青海蒙古反清事件而备受史家关注。青海事变结束了和硕特蒙古的自治状态,使之纳入到扎萨克盟旗体制之下。西藏当局在青海地区及川边、滇边藏族地区的特殊权益也大为削弱。罗卜藏丹津和青海事变深为论史者关注是不难理解的。但是,几乎所有的研究都很重视事变前后罗卜藏丹津与准噶尔的关系,特别是所谓“阴约策妄阿拉布坦援己”①问题,相反却很少注意西藏及达赖喇嘛在事变前后的作用。出现这种情况,笔者…     

张继等人提议建立档案总库筹设国史馆史料一组

1939年1月,张继等人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提出“建立档案总库及筹设国史馆案”,经决议原则通过.同年3月,行政院召集各部会举行审查会议.1940年2月,国史馆筹备委员会在重庆成立,负责国史馆成立前组织与史料筹备工作,兼负国立档案总库筹设之责.1947年1月20日,国史馆在南京正式成立.     

风起于青萍之末——透析皖南事变之起因（上）

2010年4月,笔者应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之邀,自费赴台作访问学者,得以有机会在台北“国史馆”查阅大溪档案等有关资料,此行收获颇丰,看到了一些未经删改的与新四军和皖南事变有关的微缩档案。月晕而风,础润而雨。每一桩重要历史事件的发生,事先定然会有蛇灰蚓线和种种前兆。诚如陈毅所言：“惟皖南事变伏根甚深,内容复杂特甚,国人或有不及细察者。”本文试从两岸档案史料稽考爬剔、梳理分析着手,本着存真求实的宗旨,对皖南事变之起因提出一些新的探索,以就正于方家。     

《民国档案》1995年总目索引

·档案史料·北洋政府收购端方所藏文物的有关文件…………………,…………………………………………··(2·3)孙殿英部青海屯垦档案史料选(续)……………………………………………………………………(·下)民国以来历次重要灾害记要(1917—1939)………………·。…………………………………………·(1·1)1937年国民政府聘请意大利高等顾问斯坦法尼访华的有关史料(上卜……………………………··(·20)1937年国民政府聘请意大利高等顾问斯坦法尼访华的有关史料(下)…………··,…………………(2·6)卢沟桥事变后国民政府军政机关长官谈…     

台北“国史馆”现存民国档案概述

早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初的1912年3月,孙中山先生即同意设立国史院,后因政府迁北京而中辍。是年10月,北京政府决定成立国史馆,其后,又中断停顿。直至1940年2月1日国民政府才在重庆成立国史馆筹备委员会,并着手征集与编史有关的档案资料。1947年1月国史馆在南京正式成立,并以张继为馆长,直隶国民政府。至此,国史馆征集典藏了可观的民国档案。1949年国民党退踞台湾时,这些档案人都留存大陆,为人民政府所接收,     

国民党政府争取美援的外交与皖南事变

近年来国内外对皖南事变的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但稍加留意就会发现有关事变的国际背景以及国民党政府外交活动与事变的关系仍不甚清楚。本文将根据中美双方的文献档案,对国民党寻求美援的外交与事变的关系作一初步探讨,以期丰富对皖南事变的认识。一、三国轴心的形成与国民党的求援外交     

民国时期意大利与中国关系的档案史料——以《陈公博访意报告书》(1938年)为例

本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民国时期中国与意大利关系中文研究成果与史料刊布的简要总结;第二部分介绍三种重要的中意关系新史料: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外交部档案"、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并简要说明它们对于中意关系研究的意义;第三部分是根据陈公博访问意大利的报告书来论述抗日战争初期的中意关系。本文的主旨在于说明,新档案的发现已为从深度与广度两个方面拓展民国时期中意关系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尘封38年的保密局接头暗号

正1987年8月20日,台北,国民党军事情报局收到一包厚达454页的泛黄的秘密文件(现收藏于台北"国史馆")。这是退役25年的原国民党"国防部情报局"大陆工作发展室副主任王蒲臣少将寄来的。据悉,这份文件他已经保留了38年。"老田没来吗/常来/他还卖菜吗/对啦/您领我去看看他/有事吗/请他看电影/好吧……"这样一段普通对话就是王蒲臣所寄出的     

豫北战役活捉东陵大盗孙殿英

正1947年3月,晋冀鲁豫野战军(刘邓大军)为了策应陕北、山东两大解放区军民的作战,粉碎蒋介石的重点进攻,组织发起豫北战役。5月2日,刘邓大军一举攻克了豫北重镇汤阴,歼灭国民党暂编第三纵队近万人,并俘获了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国民党暂编第三纵队中将总司令孙殿英。孙殿英1928年7月因在河北马兰峪盗掘清东陵而闻名天下,后人都对他的这段历史颇为     

比较、分析,去伪存真——在南京看到“二·二八”档案后之感想

最近笔者有机会到南京,听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设在南京,专门保存和研究国民党遗留下来的档案)已经把有关“二·二八”事变的档案整理出来,便抽空去借阅。1974年,笔者在台北从头到尾参加了“二·二八”斗争,是事件的目击者和幸存者。笔者看了这些档案以后发现,许多带关键性的反映真实情况的档案,要么被国民党带走,要么干脆就没有;相反地为国民党的血腥镇压辩护的歪曲事实的档案例比比皆是。但不管国民党如何掩盖,经过比较、分析和去伪存真,还是可以探寻真相来。为了便于读者研究和分析这部分档案,我愿意结合亲身经历,提出些重要问题和线索,供读者参考。如对“二·二八”的平反有所帮助则幸甚。     

《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中的一则错误

藏于台北“国史馆”的“蒋中正总统档案”（以下简称“蒋档”）原名“总统府机要室大溪档案”（即“大溪档案”）,包括了蒋介石在大陆与台湾时期的函电、文稿、照片等文件,隐藏着中国现代史上的许多秘密,备受学术界关注。1995年“蒋档”全部被移交至“国史馆”后逐步开放,已有许多学者查阅并在研究中加以引用。[第一段]     

另一个中央：一九三О年的扩大会议

1930年中原大战期间,阎锡山、冯玉祥联合改组派汪精卫、陈公博和西山派邹鲁、谢持等在北平召开“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简称“扩大会议”),欲另立党统。该会不仅通过宣言,而且组织国民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争正统”,制订《中华民国约法草案》以“争千秋”。以往囿于国民党党统观念,北平扩大会议未被国民党史所正式承认。本即欲跳脱国民党正统观的束缚,正视当时中国南北分裂的政治现实,根据台北“国史馆”庋藏的《蒋中正总统档案》、《阎锡山档案》等原始资料,透过“争党统”、“争正统”、“争千秋”三个阶段来阐释扩大会议。     

台湾蒋介石档案开放

蒋介石从大陆撤退之前,有计划地将以他为中心的档案搬到台湾。这一部分档案连同其在台湾期间积累起来的资料,共约5000卷,100万件,分装440箱,比较完整地记录了蒋介石一生的公私事务。由于一度藏于台湾大溪地区,因此通称《大溪档案》。《大溪档案》原由台湾“总统府”机要室管理,长期处于密封状态,只有少数历史学家经过特批或其他途径利用过其中的少量资料。1995年3月移交“国史馆”,定名为《蒋中正总统档案》。据台湾报纸报道,“国史馆”副     

考古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利用探讨

考古档案属于重要的信息资源。今天计算机、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考古档案工作不能仅仅停留在"只藏不用""重藏轻用"的状态。文章认为考古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利用有其必要性,分析了国内考古档案信息开发利用的现状,提出了目前开发利用档案中存在的一些问题。重点探讨了多种档案开发利用形式,并对考古档案信息开发利用中的问题提出了一些可行的方案和对策。     

蒋介石与1945年昆明事变

发生在1945年10月的昆明事变,是国民党中央政府与云南地方当局为争夺省政控制权而多年博弈的结果,也是国民党领袖蒋介石和"云南王"龙云强势个性碰撞的产物.事变以龙云解职离滇、国民党中央政府和蒋介石获胜而结束.惟衡以实情,龙云解职后,云南仍未完全听命于国民党中央政府,蒋介石亦不能不表示向现实的妥协,且事变对其后云南政局的发展有深远影响,故国民党中央政府和蒋介石解决龙云之举,其得失非断然可判,未可一概而论.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侨汇管控及其成效

本文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档案馆藏蒋介石日记、台湾"国史馆"藏蒋介石档案和外交部档案、广东省档案馆藏财政厅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重庆档案馆编四联总处史料集、民国报刊杂志等原始史料为依据,考察了国民政府管控侨汇的机构、政策、流向变迁历程及其成效。认为战时侨汇是外汇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金融抗战和军事国防联动布局的关键物资,国民政府对侨汇管控有其金融抗战和国防战略部署的双重需要。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侨汇管控存在着复杂的政策调整和隶属机构的变迁,这些措施增加了海外侨汇流入祖国。四联总处、财政部、中国银行和中央银行对战时侨汇管控做出重要贡献。文中1940—1945年度中国银行经收美元和英镑外币侨汇数额的统计图,填补了战时侨汇本币和外币统计数据欠缺的空白。     

蒋介石与战时平准基金

蒋介石与战时外汇特别是与战时平准基金的关系,迄今为止未见有专门性研究成果问世.本文在查阅斯坦福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台北“国史馆”藏蒋介石档案、国民政府档案及其他史料基础上,系统梳理蒋介石对于战时外汇问题尤其是对于平准基金和平准基金委员会的态度,分析蒋介石对于战时重大外汇政策的决策与实施的作用,进而探讨相应的体制与机制问题,以冀深化对于蒋介石研究和战时财经领域的研究.     

王献唐编纂金石志报告

王献唐先生为民国时期著名金石学家,倾其毕生心血,著成《金石志稿》,现藏本馆国史馆档案全宗,为中国近现代史上富享盛誉之考古学及古文字学专著,为后人留下了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为纪念王献唐先生和他的学术成就,特选刊其于1945年8月间为编纂《金石志》稿致国史馆馆长张继报告如后,供有兴趣者研究参考。本卷号三四109。     

福建事变痛史

发生在70年前的福建事变,是正当中国处于内忧外患之时,因受蒋介石排斥并力主抗日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官兵发动的一场轰轰烈烈的立国改元换旗的兵变。他们以抗日反蒋为号召,欲联合其他反蒋力量及中共红军共同抵御外侮,在拒绝蒋介石逼诱之后毅然发动义举,终因寡不敌众孤立无援而悲壮地失败。《福建事变痛史》一文讲述了这一历史事件的经过。     

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是一个震惊中外的历史事件,它对当时以及后来的时局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共产党联蒋抗日,国民党由内战转向抗战,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形成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西安事变能够和平解决,是由各方面因素促成的,有张学良、杨虎城的作用,有共产党的作用,也有国民党中亲英美派的作用。但张、杨的作用是主要的。张学良不仅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的倡导者,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过程中,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