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华时期在华南的毒化活动（1937—1945）

日本侵华时期,在以武力手段屠戮中国人民、抢掠资源的同时,还在占领区废除中国政府的各种禁烟禁毒法令,公开推行毒化政策。1895年甲午战后,台湾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台湾总督府出于财政拮据的考虑,实施鸦片渐禁政策,为治台提供财源。渐禁政策获取“成功”后,作为牟利的经验,     

日本在中国东北实施鸦片毒化政策演变的剖析

日本从20世纪初开始在中国东北进行鸦片贸易并从中获利,尝到利益甜头的日本便着手用毒品来侵略中国。"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的毒化政策便从中国东北开始全面实施。而在此过程中,毒化政策几经演变,从专卖到断禁再到全面放开鼓励种植,隐藏其背后的是日本为了配合侵华政策而不断改变毒化政策、虚伪贪婪、巨大利益驱使的真实面目。     

民国禁烟拾零

正民国初年,国民政府就提倡戒烟禁毒,只是连年军阀混战,致使禁毒工作一度被束之高阁。蒋介石上台后,尽管宣布过禁止毒品,还颁布了《禁烟法》,但时任政府难以抗拒毒品贸易带来的巨大财税收入,相关立法大多不能有效执行。因此,禁毒声势浩大,却收效甚微。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形态下,日本吗啡、欧洲海洛因、印度鸦片等各种毒品蜂拥而至,毒害至深令普通民众痛恨。南京国民政府的"寓禁于征"政策,又肥了不法商人的腰     

“科学禁毒”虚名下的利益考量：日本与1909年上海万国禁烟会

1909年上海万国禁烟会拉开了国际禁毒合作的序幕,会上达成了各国商议解决鸦片问题的共识。在参会国当中,日本的参会表现出强烈的现实主义倾向。为向国际社会展现日本的禁烟决心与成果,日本在准备参会阶段详细撰写所谓科学的调查报告,展示其在本土和殖民地实施的禁烟措施及成效,通过打造科学禁毒的名号,减轻参会国对其禁毒态度的怀疑,为其在殖民地的鸦片政策合法化与正当化奠定基础。实际上,日本并未全面收集殖民地调查数据,会上为维护其在殖民地的鸦片利润消极应对立即禁绝鸦片的倡议,甚至回避参与具体国际禁毒合作事务。由于大会最终达成的是不具有强制性的决议案,日本政府得以延续推行其既有的科学虚名掩盖下的毒品政策,阻碍国际禁毒合作进程,为其进一步利用毒品助力殖民扩张埋下了伏笔。     

浅析抗战时期“精兵简政”的历史经验

抗战时期的"精兵简政"政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采取的"十大政策"之一,也是抗日民主政府的重要工作原则,它的成功实施减轻了抗日根据地人民的负担,进一步密切了党同群众的关系,清除了官僚主义的病源,提高了边区政府的行政效能,为抗日根据地度过严重的困难时期和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因此,总结这一政策成功实施的基本经验,能为我国今天进行的政府机构改革与人员的精简提供有益的借鉴。     

清末新疆禁毒研究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由于清政府的弛禁政策,新疆开始大规模种植鸦片,再加上从俄国输入的鸦片和从甘肃贩运的鸦片,新疆鸦片泛滥成灾。20世纪初,清政府改变政策,于1906年制定“十年禁烟”计划作为其新政的一部分。新疆地方政府根据新疆的实际情况主要从加强宣传、四禁并举、严格执法、堵源截流四个方面展开了轰轰烈烈的禁毒运动。本文研究了清朝末年新疆烟毒的泛滥及新疆地方政府的禁毒措施,总结了其经验和教训。     

晋察冀禁烟禁毒

抗战时期,晋察冀根据地遭受了严重的鸦片危害。根据地党和政府采取各种措施,大力宣传,发动群众禁烟禁毒,并制定法令法规对种烟贩毒者严惩,从而有效的遏制了鸦片的泛滥,保存了抗战力量。     

《鸦片——日本侵华毒品政策五十年（1895-1945）》

2005年9月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王宏斌《鸦片——日本侵华毒品政策五十年（1895-1945）》,28万字。该书分七章记述、揭露了日本侵华毒品政策五十年的全过程：毒品的种类与国际禁毒公约,日本对台湾的鸦片“渐禁”政策（1895-1945年）,日本对伪满洲国的鸦片统制（1931-1945年）,华中宏济善堂的贩毒活动（1937-1945年）,日本在华南地区的纵毒活动（1938-1945年）。     

晋绥根据地禁烟、禁毒运动初步研究

抗战时期,山西是毒品的重灾区,然而对晋绥根据地治理鸦片的研究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空白,资料的缺乏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笔者试图借助在山西省档案馆发现的一些当时晋绥边区的判决书,来考量一下当时晋绥根据地治理鸦片的情况,从社会史的角度来分析晋绥抗日根据地的禁烟、禁毒运动。     

战争与毒品:战时上海的毒品贸易与消费

1937年爆发的淞沪抗战以及日军此后长达八年的围困与占领,对上海的政治体制、经济结构、市政管理和日常生活均造成了巨大影响,这一剧变同样给这座城市的毒品贸易与消费带来了显著变化。面对巨大的毒品市场和巨额毒品利润,日本自控制上海之日起,就计划将此贸易控制在手中,以支持其在中国的战争行为。为此他们一方面通过建立以华中宏济善堂为代表的毒品贸易垄断,向上海及华东地区大量输入毒品;另一方面则废弃了国民政府自实施"两年禁烟、六年禁毒"政策以来,针对毒品贩卖、吸食行为的严厉打击措施。日本当局的上述行为极大地刺激了上海的毒品贸易与消费行为,同时大大降低了毒品犯罪的风险,使这座城市沦为抗战时期日本"毒化政策"的重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