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显之先生与《成都满蒙族史略》

我自1982年初从事民族研究工作以后,接到外部寄与所内的第一份民族研究资料,便是四川刘显之先生执笔的《成都满蒙族史略》。该书系由成都市满蒙学习委员会铅印,白纸为面,很简易,字数亦不算多:四十页,六万字左右。但其所述史事,却能追本溯源,钩通古今。其中,对满蒙族人在清代驻成都的街巷地名的今址考证,对辛亥革命时成都旗汉和谈过程的叙述,对近、现代成都满蒙族     

论清代呼伦贝尔地方的旗兵制度及其特征

文章利用相关蒙、汉、满、日等文字的档案、文献资料,对清代呼伦贝尔地方旗兵制度的特点及产生原因、兵役制度的性质等问题做了探讨。认为,有清一代,呼伦贝尔地方的兵丁制度,以旗兵制度为主。作为根植于满洲八旗兵制的一种,呼伦贝尔地方的旗兵制度与黑龙江将军衙门辖治下的其他各城驻防八旗兵制既有相同之处,也有所区别,且亦不同于外藩蒙古的札萨克旗兵制。     

郝墨庄绘脸谱条幅

这是一帧戏曲脸谱条幅,长64厘米、宽32厘米,共绘了六个脸谱,自下而上以3、2、1的呈列次序,形成宝塔形。右上倒题款：“川剧应用脸谱以应小林学友属句,甲申立秋平鸣馆王按平鸣馆主即民国年间成都著名京剧票友郝墨庄,满族,祖上为驻防成都满洲八旗之正蓝旗下旗兵。旗兵的姓氏按照地名或旗名称做“哈喇”。郝墨在汉姓“赫”氏,其“哈喇”为“赫舍里”。屯驻成都的旗兵,平时操练,有战事则参加作战,俱以饷银（铁杆庄稼）为生,直到辛亥革命,旗营解散。出身于本世纪初的郝墨庄受过满文和汉文教育,天资聪颖,兼涉文史,书、画都有相当…     

太平天国运动后江南驻防的恢复与重建

太平天国战争结束后,清廷和江宁将军都急欲恢复江南驻防旧制。但在筹建旗营兵房和筹补旗兵缺额时,地方督抚常以资金匮乏为由拖延执行清廷的谕令,敷衍江宁将军的重建要求,直到光绪二十四年八旗兵制改革,江宁驻防旧制也未能完全恢复。究其原因,既因为太平天国运动使得晚清的财政制度发生了巨大变革,以督抚为代表的地方政府有了很大的财政自主权,不愿意以地方所筹之饷长期供养驻防八旗,也因为驻防八旗所要恢复的以骑射为主的旧制与两江总督希望建立的以新式枪炮为主的军队新制相比落后时代太远。研究江南驻防的恢复与重建,有利于加深对晚清中央与地方、满与汉关系的理解。     

辛亥革命与荆州驻防八旗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各地驻防八旗受到巨大冲击,随后,驻防旗人及其后裔走上了大转变的道路。驻防八旗以辛亥革命为转折点,地位和生活均产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个变化,无论从辛亥革命史的角度还是民族史的角度,都是研究很不够的课题。本文仅对荆州驻防八旗的情况略作说明,希望有助于问题的深入探讨。 一 以八旗兵分驻全国务要冲地区,为清廷统治和控制各地的基本方略之一,至今民间尚传全国有四十八满城之说。湖北荆州府城设八旗驻防,始于康熙二十二年,然溯其原始,与康熙时平定“三藩之乱”有关。荆州自古为兵家必争之战略要地,“三藩之乱”起,其地位更加突出,时清军与藩兵以荆州为界,划江相对。三藩平定,乃有荆州驻防之设,“三孽既平,车书混—。荆州势处上游,滇黔巴蜀往来所必经,始定驻防之制”。 荆州驻防八旗,由满、蒙八旗组成。其额定兵数为四千,高时达五千余员。康熙五十七年,“共甲兵五千名”。后多次分拨兵员往成都、江宁,杭州等地,当地兵员缺额由余丁中挑选,补足四千之额数。后来,实际兵员,加上养育兵、余兵等项合计,“共七千二百二十八名”。其中,官员亦有定制,“康熙二十二年驻防原设将军一     

辛亥革命与开封驻防旗人生计的变迁

清朝对八旗实行俸饷制度,使八旗兵丁专靠披甲为生。开封驻防旗人早期依靠政府粮饷生活宽裕,后期由于人口繁衍,物价飞涨,出现有饷而贫的现象。辛亥革命后不久,旗人生活陷入极端贫困的境地,一直到开封解放,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满蒙族同胞才摆脱旧社会带来的苦难,走上了富裕的新生活。     

论近代青州旗兵的军事活动

青州驻防满洲旗兵是清政府在山东的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它从创建到灭亡共存了200余年。于期间,它从事了一系列的军事活动。本文拟通过青州驻防满洲旗兵的重要军事活动进行探索,以期对它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这实质上就是从一个侧面论述了清朝驻防八旗的成败兴衰。     

宁夏博物馆藏孤本《宁夏满营驻防事宜》史料研究

《宁夏满营驻防事宜》是一册迄今为止反映清代八旗驻防宁夏最为全面翔实的重要史料经梳理,其记录了有关新满城的创建规模、宁夏驻防官兵的额设、宁夏驻防官兵的经济状况、宁夏驻防武备与马政等诸多内容,对于深入研究宁夏驻防八旗兴衰起伏的历史演进具有重要的价值。     

徐宝山沉浮录

徐宝山,字怀礼,1866年生于江苏丹徒一个竹匠之家。徐宝山身材魁伟,膂力过人,善耍剑,喜弄枪,练就了一身本领。据说他双手发枪,能在黑暗中弹发香头,百发百中,时人誉之为神枪手。徐宝山性格豪爽,好打抱不平。一天,他得知京口驻防的一个旗兵奸污邻里少妇,极为愤怒,终于查访到这个作恶的旗兵,挥刀砍下他的头颅,挂在墙头上。官府下令捉拿,他便逃至一江之隔的瓜洲,投靠盐枭孙七门下,从此便流落江湖,以贩运私盐为生。当时与孙七临近的     

地方文化动态

2004年6月26日，成都市满蒙人民学习委员会在成都隆重举行“何天佐族胞荣升解放军职将军(中将)庆祝会”。     

抗日战争中我的父亲、二哥和我——兼谈故宫古物陈列所的地下反日活动

我是镶白旗满族人,属于所谓“满洲八大族”之一的伊尔根觉罗氏。“赵”是辛亥革命后的汉姓。清代的八旗制度,正黄、镶黄、正白为上三旗,地位较高。正红、镶红、正蓝、镶蓝、镶白为下五旗,地位较低。我家不仅是下五旗,而且是京外驻防旗人。满族入关后,为了镇压、防范汉族人民的反抗,在京畿和江宁（今南京）、杭州、福州、广州、荆州、西安、成都、绥远等地驻有八旗劲旅。这些编入军事编制的旗人,就叫做“驻防旗人”,在旗人中地位较低。其中在京外驻防的称“外驻防”,地位就更低。我就出生在一个驻防在荆州的“外驻防”旗人家中。     

清代福州八旗驻防的设立及其原因

清代八旗驻防,是满清入关以后为维护统治、镇压地方而设立的一种集政治、经济、军事于一体的特殊制度,并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八旗驻防体系,福州八旗驻防即为该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拟对清代福州八旗驻防的设立及其原因作一初探。     

成都市满族蒙古族历史文化变迁

成都少城于1718年建成,经历了从兴盛到衰落再到繁荣的历史。生活其中的满蒙族儿女也从富足走向贫困,尤其在民国时期,他们倍受欺凌。只有新中国建立后,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重获新生,从此过上繁荣富强的生活。更为可喜、可贺的是,宽巷子、窄巷子已做为历史文化街区将被完好地保存下来,向来人展示其特有的韵味。     

绥远城驻防八旗源流考

绥远城驻防八旗源流考蒙林关于清代绥远城驻防八旗兵之来源,目前史学界多持乾隆四年（１７３９年）右卫八旗调防而来之说,几成定论。笔者在精心研读《清高宗实录》之基础上,认为绥远城八旗兵驻防初期民族成份繁杂,变化极大,最终于乾隆中期才形成了以京师与右卫满蒙八...     

成都万里桥史话

成都,人蔚起,留下许多胜迹。“江众桥多”,绚丽多彩。万里桥,位于成都市老南门,又名老南门桥,跨南河,为历史名桥。     

黑龙江驻防火炮研究(1683—1860)

1683年,清朝为驱逐入侵黑龙江流域的哥萨克,设立黑龙江驻防,为其配备大批火炮。截至1688年,黑龙江驻防有炮248位,得以在冲突中占据上风。清朝与俄国划定边界后,仍在黑龙江维持一支可观的炮兵力量,不仅调整火炮种类,还设立一套包括操演、维修、更换的制度。依据满、汉文档案,考察1683—1860年黑龙江驻防的火炮种类,以及由盛转衰的过程。     

论洋务运动时期八旗兵的整顿

洋务运动时期八旗兵的整顿是在内忧外患的背景下进行的,是晚清经制兵近代化的开始,北京神机营等新军种的组建是中国军队从旧式陆军到新军转型的一个典型代表。部分驻防旗兵的整顿与东北旗兵的练兵活动,其主要内容包括洋枪队的建立,新式枪炮的使用和部分西式操练的学习等,这些军事改造是中国近代军事近代化的重要内容。这时期清政府对于八旗兵的整顿,虽然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它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西方新式武器的引进和采用,说明清初所确定且始终坚持的"国语骑射"不可更改的政策是错误的,因为坚持军事制度改革和军事武器的不断更新换代是历史发展的长期趋势,是中国走向强国梦想的必经之路。     

辛亥革命与福州八旗制度的崩溃

八旗制度渊源于满族生产与战斗相结合的社会组织形式,后来发展为满族的军政合一制度。顺治元年,满洲八旗兵分为列京营和驻防两类,福州为驻防的城市之一。驻防八旗含有对人口众多的汉族进行监视、震慑的、民族统治的意义。可是,1911年,满清政府这棵早已中空的朽木却被辛亥革命一声炮响所轰倒,于是这一维持了300多年的八旗制度也随之崩溃。笔者仅以福州为例,论述辛亥革命后八旗制度的崩溃。     

翻译科与清代驻防八旗的仕进

翻译科是清代旗人专有的进身之阶。道光二十三年,驻防八旗始被允许应考翻译科,至同治年间,形成了翻译科与文场并重的局面。翻译科在驻防八旗的开设,旨在解决八旗生计与满语文衰退问题,此举同时也拓展了驻防旗人的仕进空间,为朝廷输送了数量可观的多语文人才。在翻译科的刺激下,驻防八旗社会的满语文教育繁盛一时,各地陆续建立官学,教授翻译,民间也形成了私学或相互讲求满文的师友团体。但由于铨选制度的弊端,驻防士子很难通过翻译科取得理想的官职。通过开科举缓解驻防旗人生计问题,固可收一时之效,但日久使宦途壅滞更甚,由此进身者补官不易,有的甚至放弃了仕途。清廷试图以扩大宦途改善旗人生计,其失败的根源正在于此。     

成都满族社会历史文化变迁

康熙六十年（1721年）,清政府在成都设立驻防八旗,满族定居成都,到今天已有280多年的历史了。其间经历了清朝、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时期。从清朝时期的统治阶级,到民国时期的受剥削、受压迫、受欺凌的被统治阶级,再到成为新中国享有民族平等的主人。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风俗习惯等方面均发生了巨大而又深刻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