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鸡林州与鸡林道的若干问题

唐朝以新罗国作为鸡林州大都督府，属于名义上的羁縻区，与内地行政区有本质不同。鸡林州设置主要反映了唐朝与新罗紧密合作关系的定位，以及唐朝对安东地区的整体蓝图。新罗进攻熊津等地，并扶植高句丽反唐势力，则是唐廷设置鸡林道行军予以征讨的根本原因。从鸡林州到鸡林道的历史演替，主要动因是新罗力图将浿江以南地区全部脱离唐朝直辖，反映出唐朝安东地区羁縻统治发生结构性变化，这种变化是安东都护府内徙的重要因素。     

唐丽战争期间丽倭交往述析

在唐丽战争期间,高句丽加强了同倭的联系,双方各有所图,就高句丽而言,结好倭是为了实现连横之势,在战略上抗衡唐朝;于倭而言,加强与高句丽交往,有助于实现其自身的以朝鲜半岛为基点的"天下秩序"。以《日本书纪》记载为基础,结合《三国史记》、《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史书记载,试对唐丽战争期间的高句丽与倭交往情况作梳理和分析。     

唐政权与朝鲜半岛的关系述论

唐朝先后出兵灭掉朝鲜半岛上的百济和高句丽政权．析其地置熊津都督府和安东都护府,又在新罗领土上设置鸡林州都督府,不但恢复了汉魏时期对朝鲜半岛北部的有效统治,而且在整个半岛地区普遍设立了府、州、县,把这一地区直接或间接地纳入唐王朝统辖之下,这是中国东北古史研究中不能回避的历史事实。     

渤海国据有辽东史事考

高宗总章元年(668年)唐朝灭亡高句丽政权,于其地置安东都护府。此后随着唐王朝的势微,辽东地区周边政权皆有意争夺此地,其中渤海势力较强,在唐安东都护府废置后,尤其是在唐末农民战争频发时期,唐廷无力控制辽东,于唐宣宗大中末年(859年),渤海占据此地。九世纪末契丹崛起,并于神册四年(919年)修葺辽阳故城,显示渤海在10世纪初丧失了对辽东的控制。籍此,渤海对辽东地区据有并控制了半个世纪之久。     

唐安东都护府延津州治考略

唐安东都护府延津州治考略周向永（铁岭市博物馆）唐平高丽收复辽东之后,在其地设安东都护府,并辖羁縻州十四,延津州即其中之一,两《唐书》地理志均列其名,辽志以银州属县亦见续载。学界对延津州所在考论不一,观点要之有二：一则认为在今铁岭东北境的马家寨山城①,...     

柳玭贬沪考——《通鉴》质疑一则

《资治通鉴》二五九唐昭宗景福二年三月:“以渝州刺史柳玭为泸州刺史.”此句疑误有二:一为贬所;一为贬年.《考异》曰:“《新传》云:玭坐事贬泸州喇史,卒.’《北梦琐言》亦云谪授泸州.《新·旧书》玭贬官无年月.今据《实录》.此月玭自渝为泸州刺史,当是初贬渝州后移泸州;《新传》、《北梦琐言》误也.”此为《通鉴》编撰者自述其采择史料之依据,然亦恐未深考.     

平壤城南氏:入唐高句丽移民新史料——西安碑林新藏唐大历十一年《南单德墓志》

对于入唐高句丽移民史的研究,近年长安地区新出土的唐大历十一年《南单德墓志》就是可资充分利用的新史料,其不仅为入唐高句丽移民增添了一族新姓氏,也为研讨中原南氏的迁变与流向提供了新素材。另外,还能为研讨唐代以后始较多出现的南氏人物世系与族属问题提供一个值得思考的案卷,并为进一步研讨入唐高句丽移民的归属意识与民族认同问题以及渐趋融入唐人共同体的历程,为站在以中国为核心视域的角度来探索"朝贡体制"问题下的唐朝与朝鲜半岛的宗藩关系提供一典型个案。     

《魏志·高句丽传》与《魏略·高句丽传》比较研究

陈寿《魏志.高句丽传》是研究高句丽历史的重要参考资料。《魏志.高句丽传》与《魏略.高句丽传》关系密切。本文通过《魏志.高句丽传》与张鹏一辑本《魏略.高句丽传》、《翰苑》本《魏略.高句丽传》史料异同的比较研究,系统地探讨了《魏志.高句丽传》的史料来源与编撰体例特点。     

《资治通鉴纲目》明代刻本考详

朱熹生前,《资治通鉴纲目》尚未定稿,朱熹卒后的第十九年,《资治通鉴纲目》始刻于泉州。其后屡有翻刻,并被誉为万世史法、史家准绳。入明,朱熹的地位至高无上,《资治通鉴纲目》及士子参加科举考试之必读书,故内府、藩王、各地官署、书坊均纷纷翻刻,以应各方之需。明朝距今不远,明本《资治通鉴纲目》存世颇多,现以年代先后,择其要略考于下：     

《魏书·高句丽传》疆域与人口史料辨析

《魏书·高句丽传》中疆域与人口史料与其他史书的不同表现在三方面:第一,表达方式上,它借用北魏出使高句丽的使者之口加以描述;第二,时间断线上,它具体所指是高句丽好太王时期的疆域与人口;第三,本身特性上,它具有动态变化性,是《魏书·高句丽传》的特色史料。由此,笔者以《魏书·高句丽传》为依据,辨析其中的疆域与人口史料内涵。     

新出《独孤卿云墓志铭》考略

独孤氏是北朝、隋、唐时期十分重要的世家大族。陇西成纪一支来源于李氏,作为隋唐重要的将领和外戚,荣宠一时。独孤卿云是陇西成纪独孤氏中重要的人物之一,生平史料仅有《新唐书》、《资治通鉴》等有载。《独孤卿云墓志》的发现可补证史料中对于独孤卿云其人的记载,对研究独孤卿云生平、唐初与高句丽等民族关系以及陇西独孤氏家族世系有重要意义。《独孤卿云墓志铭》叙述生动,辞藻优美,有文学价值。碑志字体为正楷,书刻精美,有北碑遗意,属于唐初具有融汇性特征的墓志书法。其中使用刚颁布不久的武周新字,为研究当时的用字习惯提供第一手的实物资料。     

由唐墓志增补两京城坊宅第(四)

洛阳教业里有右金吾卫大将军安东都护高震宅。据《唐代墓志汇编》(周绍良主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大历年 0 75《唐开府仪同三司工部尚书特进右金吾卫大将军安东都护郯国公上柱国高公墓志铭并序》,大历八年夏五月工有七日 ,右金吾卫大将军安东都护公薨于洛阳教业里之私第 ,春秋七十三。公讳震 ,字某 ,渤海人。公乃扶余贵种 ,辰韩令族 ,怀化启土 ,继代称王 ,嗣为国宾 ,食邑千室。洛阳嘉善坊有处士李端宅。据《唐代墓志汇编》贞元 0 38《魏故处士李君墓志铭》,君讳端 ,字行端 ,陇西城纪人也 ,缘官流客宅河南焉。以正始二年五月十四日卒于嘉…     

宋代历史考据学的兴起及其发展演变

宋代学术以理学为特色,与之相应,在史书的修纂中形成了义理史学一类,以孙甫《唐史论断》、范祖禹《唐鉴》、朱熹《资治通鉴纲目》等书为代表,主张在史学中以微言大义为旨,不太重视历史事实的考据.     

《河洛记》辑考

唐初名将刘仁轨所撰的《河洛记》是司马光撰写《资治通鉴》时,记述隋末唐初时期史事重要的原始史料来源。《资治通鉴考异》中引用《河洛记》共达32处,其中《通鉴》记述从之者有18处,其余14处大部分也是引而不论,由此可以看出《河洛记》这部古籍重要的史料价值。可惜这部书今天已经亡佚了,我们只能通过《考异》和其它一些书籍的引用窥见其中的一些残文片断。对《河洛记》这部古籍进行详细地考证,并用其与正史所记载的史实进行比对,对于我们了解《资治通鉴》的史料来源,以及补正史之阙和纠正正史中的谬误,都是很有帮助的。本文笔者通过流传与佚失、内容与价值等方面对《河洛记》详考,并附《河洛记》的残文辑录。     

司马光《资治通鉴目录》各卷进呈时间小考

资治通鉴》是司马光史学的代表著作,而《资治通鉴目录》与《资治通鉴考异》是与《资治通鉴》关系最密切,相辅成行的派生书,三者可作为一个整体观之。从《资治通鉴目录》各卷卷首所题的司马光结衔可知,《资治通鉴目录》进呈时间不一。本文从司马光结衔的变化,探讨《资治通鉴目录》列次进呈的时间及其特点。     

毌丘俭征高句丽战争过程考补六则——以《北史》《三国志》《三国史记》为中心

《三国志·魏志·毌丘俭传》《北史·高丽传》《三国史记·高句丽传》对毌丘俭征高句丽的战争过程皆有记载,将具体事件逐一比对,三部史书依次在随俭出征将领、毌丘俭是否有败绩、魏军行军路线、俭征高句丽时间及次数等问题上存在不足和差异;此外,中国史书《魏志·东夷列传》所记之王颀正始中至夫余征粮、古朝鲜史书《三国史记·百济本纪》所记之百济正始七年攻乐浪二事,《毌丘俭传》《高丽传》《高句丽本纪》皆无记载,发生时间亦有待考证。本文对以上六个问题进行探讨,以考证补充战争过程。     

《通鉴》总章二年闽中州县官“不由吏部”说质疑

《资治通鉴》(下简称《通鉴》)卷二〇一"唐高宗总章二年(669)"条"其黔中、岭南、闽中州县官,不由吏部"之记载,是研究唐代南方边疆职官制度的重要材料。由于《通鉴·唐纪》是研究唐史的权威文献,且从逻辑上看,少数民族分布集中且经济文化发展落后的闽中地区确实存在州县官"不由吏部"的可能,是以《通鉴》"其黔中、岭南、闽中州县官,不由吏部"之记载为文史工作者们广泛征引①,其可靠性一直未被学界质疑。     

有关唐安北都护府的几个问题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安北都护府的沿革、辖境变化及历任安北都护的任职情况、唐朝安北都护的选任和管理制度等方面,对唐安北都护府的设置进行了相对系统的探讨,纠正了以往认识上存在的一些问题.认为安北都护府侨置于同城的时间是在垂拱元年;在圣历元年安北都护府迁入单于都护府治所,并非是单于都护府改称安北都护府等.     

新旧《五代史》地名勘误一则

中华书局点校本《旧五代史》卷69第914页,正文有“(张)宪初闻有变,出奔沂州。”卷后第923页《校勘记》第二条“出奔沂州”称“殿本、刘本同。《资治通鉴》卷275作‘出奔忻州’。《资治通鉴》注云:《九域志》:太原府东北至忻州二百里。此以宋氏徙府后言也。”但对张宪出奔之地究竟是“忻州”抑或“沂州”,却不予判明,使人读后更不得要领。按,北宋初年人乐史《太平寰宇记》卷23载:“沂州,琅琊郡,今理临沂县”;该书卷42又载:“忻州,定襄郡,今理秀容县……秦为太原郡地,今州即汉太原郡之阳曲县也……(唐)乾元元年(公元758)复为忻州”。“沂州”…     

高句丽国名臆测

已知的高句丽的语言资料主要见于金富轼《三国史记》,而中国史书也保存了一些宝贵的语汇,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三国志》所记“沟凄者句丽名城也”。研究者已发现,《三国史记》记高句丽地名最常见的“忽”,以及高句丽之“句丽（骊）”,都是“沟凄”之异译,其语源就是“城”。而高句丽之“高”,是高句丽语的“山”,在《三国史记》所记地名中常作“达”。因此“高句丽”的语源应该就是“山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