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初期日本金融改革与主银行体制的延续

战后初期的日本金融改革,是在盟军统帅部要求摧毁日本军国主义经济基础和战后初期日本经济濒临崩溃的双重背景下进行的。金融改革在摧毁战时金融的基础上,进一步试图将日本金融“美国化”,但因美国体制在日本“水土不服”,“美国化”最终归于“日本化”。本文在论述日本金融改革的基础上,考察战时日本金融的状况,得出战时形成的主银行体制在改革期间并未被中止,而是依然延续的结论。     

日本自民党“一党优位制”研究概述

在日本“55年体制”崩溃以后,日本国内有关自民党“一党优位制”的研究增多。虽然自民党“一党优位制”是一个表述日本战后政党政治体制的政治学术用语,但在对日本战后政治史进行总体性研究时,使用频度最高的词汇却是“55年体制”。     

解读日本"55年体制"

本文对日本“55年体制”进行了解读,阐明“55年体制”是在保守政党和革新政党各自整合统一的基础上形成的,进而分析了“55年体制”的三个特点及其对战后日本经济、政治、国家安全战略诸方面的影响,有助于我们全面、深入、准确地把握战后日本的政党政治体制。     

总体战和现代日本经济体制三大特征的形成——近年日本经济史研究新动向

20世纪 90年代后 ,日本史学界出现了挑战传统观点的“现代日本经济体制源流论”、“总体战体制论”和“1 940年体制论”的基本理论 ,认为现代日本经济体制的三大特征虽然在战前已现萌芽 ,但是其最终形成是在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开展“总体战”时期。战时形成的“总体战体制”的核心要素一直延续至战后 ,构成了战后日本经济体制的原型 ,并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     

试论日本战后独立体制的确立及其影响

从1952年日本媾和独立到1960年由“政治主义时代”转入“经济主义时代”,是日本作为一个战败国由“占领体制”向“独立体制”过渡的时期。“独立体制”的构建过程主要通过“逆流”表现出来,其具体内容包括政治上的“一党优位制”、外交上的日美安保体制、经济上的自由经济体制、行政上的中央集权制等。日本政治在这一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对权威主义、保守主义及政治主义的追求,决定了日本战后政治体制的性质及其发展走向。     

浅评战后农地改革

战后农地改革是战后日本政治经济体制转轨的关键性步骤。在占领军总司令部的指导下,战后农地改革被强制向创设自耕农、保护租佃权的方向转变。以寄生地主制为特征的土地制度冈之解体,战后日本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土地私有制度。与二战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的土地改革相比,战后日本的农地改革显然非常成功。     

浅评战后农地改革

战后农地改革是战后日本政治经济体制转轨的关键性步骤.在占领军总司令部的指导下,战后农地改革被强制向创设自耕农、保护租佃权的方向转变.以寄生地主制为特征的土地制度因之解体,战后日本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土地私有制度.与二战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的土地改革相比,战后日本的农地改革显然非常成功.……     

从天皇制法西斯论到总体战体制论——战后日本农村战争动员研究范式的变迁

战后日本关于农村战争动员的研究从“天皇制法西斯论”出发,重视法西斯主义与传统村落社会秩序的内在关系,不但从农村运动和村落传统的角度分析法西斯主义产生的根源,也从村落共同体及其机能组织方面揭示农村战争动员的广度和深度。但是,经历了战后经济高速发展阶段,特别是在冷战结束之后,由于对战争批判的减少和战争责任意识的淡化,加上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出现了肯定战时动员政策的“总体战体制论”。虽然这种观点受到一些学者的严厉批评,但其影响不容忽视。从学术史角度讲,“总体战体制论”虽然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上与“战后历史学”存在着巨大隔阂,但是在方法论上,将“战前”特别是“战时”与“战后”联系起来考虑,重视战时动员体制及其所引起的社会深层变动与战后历史发展的关联,这给其后的农村战争动员研究带来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对日本教育实践价值观的认识

教育实践价值观是动态观。日本的教育自1868年明治维新以来,经历过许多改革,其中,大的改革有三次。第一次教育改革是17世纪的江户幕府时代,日本教育尚未形成近代学校的体制,那时只有被称为“藩校”、“乡校”、“私塾”的教育组织。明治政府为了赶超西方列强,举起了“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的旗帜,倡导“破旧有之陋习,求知识于世界”,“教育是强国之本”的思想。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于1872年颁布了《学制》,揭开了第一次教育改革的序幕。第二次教育改革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教育改革。在战后,美国占领军当局为了清除日本…     

"总体战"和现代日本"间接金融体制"的形成

日本近代银行虽然早在明治初期已经发端 ,但是明治时代的日本企业基本上是依靠股份和企业内部资金储备扩大再生产 ,即所谓“内部金融时代”。直至 2 0世纪 30年代中期 ,日本企业仍处于主要以发行股票和债券融资的“直接金融” ,和主要以向银行借贷融资的“间接金融”二者并存 ,但以前者为主要的状态。在发动侵华战争、构筑总体战体制以后 ,日本金融体制发生了急剧变化 ,主要表现为资本市场日趋衰微 ,以向银行借贷为主的间接金融体制开始形成。这种体制在战后仍然得以延续。由美国主导的日本战后民主化改革 ,并没有使战时形成的金融体制发生根本性变革。     

战后日本的行政改革及其推进措施

战后,日本为促进经济发展和适应行政管理的需要,始终把行政改革摆在重要位置,作为提高日本综合国力和“建立能与国内外形势变化相适应的富有弹性且充满活力的行政体制”的战略性任务来加以推进,由于措施比较得当,有力地改善了政府行政管理,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本文重点研究日本行政改革的内容和日本政府推进改革的措施。     

日本自民党“一党优位制”初探

在对战后日本政治史进行总体性研究时,使用频度最高的一个词汇就是“55年体制”。但该概念本身并非专有的政治学术语,人们往往可以从各种角度去论述作为历史现象的“55年体制”,致使其内涵十分庞杂、含混。     

试论日本“战后体制”的构造(1945~1952)

日本"战后体制"包括内外两层,内层是以战后日本宪法为依据构建起来的和平体制与民主体制;外层是以《旧金山对日和约》为核心构筑的亚太地区国际体制。一方面,为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美国对日本进行了民主化改造,将日本"战后体制"纳入战后美国的"主权"体制之中;另一方面,为阻遏共产主义发展,美国鼓励日本重整军备,使日本"战后体制"成为其冷战体制的重要构件。日本出于维护"国体"、恢复国内经济、遏制共产主义蔓延、回归国际社会、逃避战争责任等考虑,或主动或被动地配合了"战后体制"的构建。日本"战后体制"保障了战后初期日本的和平发展道路,但其冷战功能则造成了亚洲的分裂,并阻碍着日本形成正确的历史观,成为当今亚洲新秩序的结构性障碍。     

道子和富予——通奸妇女的两个典型

1 自一九三一年至一九四五年的十五年间,战争给日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灾难。与此同时,美军的占领所造成的封建体制的全面崩溃和女性参政权的实施,又向日本的女性宣告了崭新的“战后时代”的开始。作为战后文学的第一位女主人公,选择《武藏野夫人》的道子与富子,这并非是笔     

野间宏小说的战争认知

野间宏是日本“战后派”文学的主要代表作家。在日本战后文坛上,他的战争文学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和广泛的影响。日本战后文学的开始可以说是以他的创作为标志的,“真正称得上‘战后文学’的第一部作品的,就是野间宏的《阴暗的图画》”。哦国的外国文学研究领域对野间宏的评价也非常高,赞扬他的长篇小说《真空地带》“带着明显的反对帝国主义的目的意识”,“建立了一个崭新的战争文学观”。     

解除公职及其对日本政党的影响

解除公职及其对日本政党的影响王振锁在日本学术界对日本占领史的研究中,“解除公职”（“整肃”）问题尚属较少涉及的领域,在我国更是无人问津。也就是说,“解除公职”这一震惊当时日本社会的重大举措,在日本战后民主化改革中所占地位及其历史作用,尤其对战后日本政...     

当今日本史坛值得关注的理论动向——阐析重构日本现代史观的三种理论

本文在序言中扼要介绍了日本现代史学中的两种传统观点 ,分析了 2 0世纪70和 80年代日本学术界对传统观点的质疑以及 90年代后这种质疑发展为三种强调日本战时和战后体制存在连续性的理论———“总体战体制论”、“现代日本经济体制源流论”、“1 94 0年体制扼要论”的根本原因 ,然后分四个部分阐述了这三种理论的立论宗旨、方法论原则、基本内容以及这些理论对日本现代史研究各个领域的广泛影响及遭到的批评。在余论部分 ,作者评析了这些理论。     

评《日本战后体制改革》

对于像“不死鸟”一样迅速从战败的废墟中恢复发展起来的现代日本来说,战后初期(1945—1947)在美军占领当局监督指导下进行的“民主改革”无疑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田桓近撰的力作《日本战后体制改革》一书最近承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的资助,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是我国史学工作者对日本战后改革进行的第一次系统的综合性研究专著。书中在简单地叙述了战后日本是如何在经济崩溃和社会危机的状态     

战后盟国追究德、日财阀战争责任的比较与反思——以纽伦堡审判与东京审判为例

德、日两国财阀在德、日法西斯发动的侵略战争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战后,德国财阀和军工企业主的战争责任得到了比较彻底的清算,而日本财阀战犯却逃脱了法律的制裁,日本财阀也在被“解散”后不久便得以“复活”,再次充当了日本保守势力的经济后盾。正由于二战中的日本军工企业,在战后逃避了为其战争中罪行付出应有代价的惩处,成为导致日本右...     

战后初期日本报界的战争责任观

自日本决定接受《波茨坦宣言》之时起,战争责任认知问题就成为战后初期日本社会各界所面临的重要课题。作为大众传播媒介,日本报界对战争责任的认知却呈现出或顾左右而言他,或避重就轻、扭曲异化的样态。日本报界先以"国体护持"为幌子,对战争责任采取淡化、漠视的态度,试图以此消除与日本战争责任相关的舆论。其后,随着战后民主化改革政策的实施,日本报界开始对战争责任进行反思,实施了一系列改革行动,对战时形成的具有鲜明特点的战时体制进行了改革和重构。但是,日本报界一直坚持"一亿总忏悔"的宣传基调,企图模糊战争责任主体,扭曲战争责任追究的内涵,并始终以"受害者"作为日本的身份定位。由此可见,战后初期日本报界对战争责任的认知,是日本战时体制思维的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