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士人本业治生论——兼论明代士人之经济人格

“本业治生”是指土人通过自身的知识与智能同社会进行交换,并获得物质生活资料的生存途径。中国传统社会“重官不重”的社会分配格局、传统“安贫乐道”理念以及明代社会变迁的种种消极影响,使明代士人的本业治生基本陷入窘困的生存境遇之中,并形成了其“软弱”与“依附”的经济人格特征。不过,晚明商品经济的发展,一定程度上也为化商品化趋势的增强创造了条件,亦在一定程度上促动了晚明士人经济人格的萌动。     

宋代文人士大夫与荒政变革

荒政在宋代发生了思想、制度、机构的变革,完成了制度化的过程,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荒政构架。在这个过程中,宋代新兴的“文人士大夫”阶层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本文通过研究“文人士大夫”阶层在宋代的形成和政治地位论证其参与荒政变革的可能性,并考证“文人士大夫”阶层的荒政思想于荒政思想史中的重要变革以及其在荒政实践中的具体创新,以期还原宋代文人士大夫在宋代荒政变革中的重要贡献。     

汪曾祺我们时代的苏东坡

我一直很排斥给汪曾祺贴上“最后的士大夫”这一张标签。汪曾祺为什么会是“士大夫”,还“最后”?书画自娱?文人雅趣?讲求饮食?文笔出众?这些特色一来并非“士大夫”的必要条件,二来哪个时代类似爱好情趣的文人非文人皆层出不穷,哪儿来的“最后的”“士大夫”?     

宋韵——士大夫的精神世界

宋代崇尚文治,是士大夫的黄金时代。宋代的士大夫不仅创造了灿烂的思想文化,而且塑造了崇高的士大夫精神。“宋韵—士大夫的精神世界”展是浙江省博物馆和南京博物院携手打造的跨年大展,展示来自38家考古文博机构收藏的约300件宋代文物精品,突出浙江宋代考古新发现,包括大量浙江宋代士大夫墓葬出土文物,展现宋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展览分上下篇,上篇以“文治天下”讲述宋代士大夫的治世行道,下篇以“士林风雅”展现宋代士大夫的文艺生活。     

徐渭书法艺术渊源及特色述略

徐渭是晚明书画家、文学家,其生时落魄,屡试不中;因政治干系导致精神高度紧张,自杀不遂,失手杀妻,遭牢狱之灾,被称为“畸人”。本文旨在通过对徐渭生活时代政治、思想状况的考察,分析徐渭书法艺术形成的社会原因,剖析其书法艺术特色,兼及其人生经历和性格特点。     

“以谏为忠”与“以谏求名”——论晚明士大夫的谏诤观与政治生态

在晚明士大夫的观念中,将针对皇帝而起的批评,要求皇帝行止、调整某一政策,显现出较强纠错诉求的激越建言之举视为谏诤,那些因此类建言而受到贬黜、廷杖等处罚的官员往往会获得忠臣的名誉。对谏臣之忠臣名誉的铺叙,以及不恤生死之进谏心迹的自陈,反映出晚明士大夫群体以谏为忠的主流政治价值观。反思谏诤的言论普遍存在,则对士大夫以谏求名现象的泛滥倾向构成一种制约。晚明以群臣好谏,政治舆论活跃为凸显的时代特征,但是也要注意到,晚明谏风大盛的另一面,是士大夫群体逐渐陷入一种无法逆转的政治角色困境中,他们看似强势的话语权却经常游离于具体政治运作之外,无力振作,直至明亡。     

读书须以务德为本

书是人生的阶梯,德是人生的根基,读书须以务德为本。 何以为德？德者,达天理,通人性,善处世,明是非,知责任,敢担当,促和谐,惠民生之谓也。正如《萄子一天论》中所说：“明于天人之分,则可为至人矣。”这里说的“至人”就是德高至上之人。     

我景仰东林党又痛其愚顽

东林党是我国历史上名声最大的士大夫政治集团,他们在无锡东林书院以讲学活动为中心,评议时政,褒贬人物,在１７世纪的江南拥有很高的声誉。书院的一首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从晚明以来,不胫而走,传遍大江南北,更因东林的旷世奇冤成为千古绝唱。 这副楹联数百年来脍炙人口,对后人具有极大的感召力。因为这不仅是东林党一代人的心声,也是几千年来士大夫、知识分子所追求的道义和良知。它所体现的“东林精神”不仅是无锡的,也是全国的;不仅是晚明的,也是整个中国历史的。然而,面…     

生本教育浅析

生本教育是近几年来,由广东省教育科学研究所郭思乐教授全力倡导、推广的一种素质教育。是由“师本教育”向“生本教育”的转变,即把为教师的好教而设计的教育,转向为学生的好学而设计的教育,实现学生积极、主动、活泼、健康地发展。生本教育最大的亮点就是以学生为主体,更加强调学习、探究与合作等,这些都是对传统教育的改革。     

略论两汉士大夫的异同

在儒学与皇权政治的结合过程中,两汉士大夫在政治取向、学术风格等方面都分别呈现出明显的共性和个性。追求入仕,师、吏并重是两汉士大夫的共同特征。论其异,西汉士大夫固守“天下为公”的理念,忠君意识淡漠,以师道和言灾异制衡皇权,以“王道”改造政治;学术上兼容,学以致用,侧重于整理经典和阐释义理。东汉士大夫则忠君意识强化,师道式微,缺乏独立的政治人格,缺乏道德的自我约束;学术上思想谨固、保守,重视考释、注疏和训诂。儒学的政治化是造成上述变化的主要因素。     

元代的僧诗：中峯明本的僧风与诗作

中峯明本,元代禅宗杨岐派宗师。生当宋元易代之际,面对蒙元统治者的威压利诱,数十年屏迹自放,晦迹避世,拒斥权势与荣宠,度过云水漂泊生涯。因声誉隆盛,景仰、随从者来,宰相大臣屡以“五山”主席交聘,俱力辞;朝廷召见,亦终不一至。他发扬中国古代士大夫隐逸山林的传统、易代之际不仕新朝的遗民传统和禅宗熄灭妄念、止歇驰求、解黏去缚、少欲知足的传统,将生活经历和思想感情形於诗篇,描写倘佯山水的潇洒自如心境,抒发解脱羁绊的闲云野鹤情怀,所作渗透对于人生事象的深沉思索,对於世间荣华富贵、名利纷争的鄙弃,清新自然,禅意盎然,是古代僧诗中难得的优秀之作,在诗歌史上也占有一席地位。     

明朝人的礼观念及其行为实践北大核心CSSCI

传统中国之礼,或曰起源于“戏”,或曰起源于宗教祭祀。礼一旦确立,既是一种道德规范,又是一种社会秩序。时至明代,因社会变迁而引发明代的礼观念发生了诸多变化,进而影响了明朝人的行为实践。在礼与情的关系上,明朝人提出基于人生、人情之上的新见,实现了从“以礼为情”向“礼由情生”的转向;借助于对“礼”与“非礼之礼”的辨析,将礼定义为内心的自觉;无论是朝廷行政,还是学者所论,礼与法无不有趋于合流之势;在礼与俗的关系上,则是礼通过简易化、通俗化的历程而渗透到地方社会的治理实践之中。明末清初,士大夫开始致力于礼教秩序的重建,礼观随之趋于中庸化。     

荀彧之死——一个关于汉末士大夫“匡复之志”的隐喻

“历代论者多从个人心境、志向、谋略等角度解释荀彧之死。荀彧辅佐曹操,又坚决反对曹操晋爵、加九锡,以至于死,并非当时特例。依附割据群雄、待时而动,以期匡复汉室,并在群雄欲代汉自立时坚决维护汉祚,是东汉末年士大夫普遍的政治抉择。故而,荀彧的人生历程展现了当日士大夫之群体动向,荀彧之死隐喻着汉末士大夫的政治理想——“匡复之志”最终归于失败的命运。     

明朝宗教政策合论

明代内地佛教、藏传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萨满信仰及民间宗教性活动在宗教生活中角色各不相同,国家宗教政策也因应其差别而有不同。原本来自南亚的佛教虽然深深溶入了中国文化中,但其与经典儒家思想的冲突始终没有平患。明中叶以后,受皇室宗教活动加强的刺激,佛教与儒家的矛盾尖锐起来。这种矛盾促使部分士大夫强烈反对寺院修建并发表辟佛言论。明朝政府对藏传佛教政策与对汉地佛教政策有同有异。其重要差异之一是,明朝对藏传佛教政策与对西部边疆政策紧密相关,而对汉地佛教政策则于周边关系政策基本无关。此外,部分士大夫以藏传佛教为“番教”,认同程度逊于内地佛教。明朝一些皇帝因喇嘛多擅长某些“法术”,对其有特殊兴趣,并因而导致士大夫针对相关政策的批评。道教起源于本土民间信仰,在明代与儒家士大夫的冲突比较和缓。但明朝君主中信奉道教者多,既影响到国家政治,也影响到士大夫与君主的关系。士大夫在反复重申儒家原旨的同时,对道教的批评也日趋尖锐。伊斯兰教在社会生活中相对封闭,在明代政策中大体上表现为一个民族政策问题而不是一个宗教问题,基本与国家以及其他社会成分相安无事。明中期以后,天主教再度传入中国,当时士大夫寻求改革,明朝对天主教大致宽容。明代流行对不同宗教兼容并取倾向,民间宗教性信仰、习俗多样而活跃。明朝政府将民间宗教基本看作民俗,一般无干预,对视为“陋俗”者加以排斥,在涉及秘密社会活动时则严厉禁止。明朝宗教政策之基本精神,一在信仰自由主义,二在保持国家政治世俗性质,三在维持社会稳定和国家对社会的控制。集中体现这些政策精神的仍是儒家政治社会理念并倚赖士大夫群体的努力。其变动因素和矛盾来源,则一在诸教向国家政权机关的渗透,二在皇室特殊化行为,三在民间泛神论多元信仰倾向,四在部分士大夫的信仰综合主义。     

晚明个性化书法风格形成的因素及审美特质

在晚明黑暗的政治、高度发达的封建经济与资本主义生产萌芽的双重影响下,由于长期的人性压抑使人向往自由与解脱。王阳明“心学”思想的出现,直接影响了以李贽、汤显祖与公安三袁为代表的重个性解放的浪漫主义的文艺思潮,与晚明个性化书法风格作者的人生经历与生活历程相结合,形成了独特的主观艺术思维,从嘉靖开始,出现了尚个性、尚表现、重情感的个性化书法风格,并形成了拙朴、厚重、古雅、姿媚等审美特质。     

素质拓展训练对提高高职生思想政治素质的思考

随着时代的发展,高职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着新的变化,分析了素质拓展训练在高职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认为素质拓展训练是高职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载体,发挥出实践式、体验式课程的优势,来提高当代高职生的思想政治素质。     

我敬仰东林党又痛其愚顽

东林党是我国历史上名声最大的士大夫政治集团,他们在无锡东林书院以讲学活动为中心,评议时政,褒贬人物,在17世纪的江南拥有很高的声誉。书院的一首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从晚明以来,不胫而走,传遍大江南北,更因东林的旷世奇冤成为千古绝唱。     

晚明官员的建言去官与起复封赠

晚明士人群体好谏诤,因建言而导致去官者众。针对这种情形,在朝群臣一再要求皇帝起复去官之人,或者封赠逝者,此类呼吁往往在朝廷出现政治变局与皇位更迭时,获得落实。从长时段的视野看,士大夫掌握了舆论话语权,士论砥砺,皆暗含着鼓励臣下直谏的思想。起复、封赠之议也反映出晚明中、下级官员与高级官员间的政治隔阂愈深,君臣关系隔膜愈甚的情形。但是,试图挽救晚明朝廷危局的主体终究是那些敢于建言,不惜去官,以及待诏起复的士大夫,他们无疑是晚明那个时代主流政治文化的传承与实践者。     

以生为本在课堂活动中学好英语

什么是“生本教育”？这是广东省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华南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郭思乐教授创立的一种教育思想和方式。生本教育是为学生好学而设计的教育，也是以生命为本的教育，它既是一种方式，更是一种理念。     

般若中道智慧与苏轼的人格境界

中道思想是大乘佛教般若学说体系中的重要内容,它以“缘起性空”为理论前提,以“无分别”为破除执的方法,以否定“边见”,“不落二边”为核心思想,是一种不执于矛盾任何一方,最终使人达到解脱的辩证思维方法和人生智慧。中道思想在苏轼诗中多有体现,对于苏轼儒、释、道三教圆融的人格建构具有重要的整合作用,并促成了苏轼超越有无之间、不即不离、无往而不乐的人生审美化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