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阮关系考略

正上明末一段历史,错综复杂,多少年来聚讼纷纭,一直是史学界甚至文化界的一个热点。由于战火兵燹,史籍焚毁殆尽,种种原始依据荡然无存。待到世事稍定,清代官修明史,主事者既秉统治者意旨而妄加取舍,且据个人与党社好恶而随意涂抹。致使相关史实模糊,谬说盛行。如《明史·本纪》至二十四卷《庄烈帝》为止,以崇祯身亡、清兵入京作为明朝终结,而不承认南明弘光及其后隆武、永历等南明诸帝。在《奸臣传》中,却录入担任要职主要在弘光朝的马士英传记。更为荒谬的是,传中将马士英阮大铖二人交错而写,造成两人关系非同寻常的印象。作为正史,不仅不加考证和辨识地采用大量言无实据、似     

论年羹尧之死

(一) 抚远大将军、川陕总督、太保、一等公年羹尧在清朝历史上算得上有名人物.年羹尧之死颇有些传奇色彩.雍正二年冬,已经定他九十二款大罪,其中有些一款就该处死.但因他曾立大功,雍正帝顾虑有“狡兔死,走狗烹”的议论,迟迟下不了决心。这时,一件偶然的事情促使雍正帝作出了处死年羹尧的决定,这就是“虎入年家”.     

夫余与玄菟郡关系考略

夫余是我国东北重要的地方民族政权,在东北诸多边郡中最早统辖夫余的当是玄菟郡,虽然玄菟郡始设于汉武帝元封四年,但玄菟郡对夫余的经略并非始自玄菟郡设立伊始.本文拟重点探讨玄菟郡移徙过程中对夫余的经略及玄菟郡存续期间夫余的叛附,旨在阐明直至夫余灭亡时,这一东北古民族始终在中原中央王朝的统辖之下,最终以中华民族的一员融入到中华一体之中.     

铁弗匈奴与拓跋鲜卑关系考略

铁弗匈奴和拓拔鲜卑在血缘上有共通、共生关系,但在双方长达近一百五十余年的交往中,战争发生频繁,始终占据两族外交的主导地位。这主要是因为铁弗匈奴和拓跋鲜卑地域文化、经济模式趋同,他们共享北方农牧交错带的有限环境资源,其发展历史亦多赖于此,因此争夺生存资源是他们首要的战争任务。通过战争的交往本身也是民族融合的一种重要途径。     

忠诚的年羹尧门客

孙剑才是湖南长沙人,他目光炯炯,有思想、有见识。他投奔年羹尧做其门客好多年了。 那年,川陕总督兼抚远大将军年羹尧在西安兴建府第。这时的年羹尧正受到雍正的特殊宠遇,真可谓位极人臣,炙手可热。听说年府奠基,来了很多风水先生,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说,这个宅子是百年基业。只有孙剑才忧心忡忡地,     

年羹尧是如何自取灭亡的

<正>有清一代,各朝惩处的重臣,唯有雍正王朝的年羹尧被冠以的罪名最多,达到92条。这些大罪分别是:大逆罪5条,欺罔罪9条,僭越罪16条,狂悖罪13条,专擅罪6条,     

鲍康陈寅生关系考略

正鲍康是清末著名的钱币学家,收藏宏富,著述严谨,在钱币学界影响卓著。以往对鲍康的研究多集中在其钱币收藏、钱币学著述和出版等方面,涉及其人际交往和学术交游等内容多附属于其师友如陈介祺、潘祖荫、吴大澂、王懿荣、李佐贤等人的专题研究中。陈寅生是清末知名的铜刻艺术家,以镌刻铜墨盒、铜镇尺等铜刻文房享誉一时。近年来,随着铜刻文房收藏的方兴未艾,陈寅生研究正在引起越来越多的学术关注。一个是钱币学家,一个是刻铜艺人,他们俩人之间的关系和交游尚未见到专文讨论。本文拟就陈寅生与鲍康的关系作一番梳理和推论,就教于感兴趣的博雅方家。     

年羹尧是如何自取灭亡的

有清一代,各朝惩处的重臣,唯有雍正王朝的年羹尧被冠以的罪名最多,达到92条。这些大罪分别是：大逆罪5条,欺罔罪9条,僭越罪16条,狂悖罪15条,专擅罪6条,贪婪罪18条,侵蚀罪15条,残忍罪4条,忌刻罪4条。     

门钉的起源、发展与礼制关系考略

门钉,顾名思义,用于门上。它形状如水面上的水泡,故宋朝称门钉为“浮沤”、“鲋锺”、“浮枢”。沤,水泡;锺,大钉。宋《营造法式》：“门饰金谓之铺,铺谓之锺,音欧,今俗谓之浮沤钉也”。“浮枢”,这个词在语法中为偏正结构,中心词是“枢”,它含有天空中的星名字义,是北斗第一星。“北斗有星七,以其在北方聚成斗形,故名。道家书亦名天罡。七星之名：一天枢,二天璇（亦作天墙）,三天玑,四天权,五玉衡,六开阳,七瑶光。一至四为斗魁,五至七为斗柄（亦作斗杓）”。浮枢,借用天上的天枢星名来与人间的大门钉相比附,使门钉具有了一定的象征意义。     

杨二酉与晋祠考略

杨二酉作为清朝乾隆年间的名人学士,壮年时期“原品休至”,回到家乡晋祠,为晋祠的文化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本文试图将杨二酉为晋祠所做出的贡献作简单的介绍。     

蔡国始封与蔡姓始祖溯源

关于西周时期蔡国的始封问题,至今仍是史学界所关注的一个重要学术课题,它既涉及到对周初的大分封,又涉及周初“三监”的一些历史的探索。根据所见到的历史文献以及相关考古资料的分析,西周初年武王伐纣之后,封蔡叔度为蔡国之君,并委任为“二监”之一。但此时,蔡叔度并未就国,只是在中央王朝委派的“三监”任职,后来由于“三监”叛周,遂被流放至死。其子蔡仲由于能“克慎”、“改行”而被复封于蔡,成为实际上就国的第一代国君。     

关于汉代“亭”的几个问题

本文认为汉代的亭可分为边疆亭与内郡亭两大类,内郡亭又可分为都市之亭与乡野之亭。亭有多种职能,但其基本职能是治安。根据分布地域的不同,亭的职能有所偏重。《汉书·百官公卿表》中的“十里一亭”和“十亭一乡”主要是针对乡野之亭做出的概述。前者强调亭舍间的距离,在社会实际中基本得到了体现;后者强调一乡之内亭部的分布密度,它往往与实际情况有所出入。从统属关系看,亭长属于县的官吏编制,同时接受郡都尉的管辖。     

唐公士念公夫妇墓及墓志考释

<正>2002年10月4日,宁夏固原市原州区村民在固原市北十里的古雁岭(俗称断山子)挖掘树坑时,发现砖室古墓一座,原州区文物管理所获悉后,即派马东海、王金铎和胡永祥前往该地调查、清理(图一)。     

丁文江政治思想述论

丁文江对政治有着强烈的兴趣。他一生议政、参政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留学时期,这一时期他喜欢阅读《新民丛报》,与康有为、吴稚晖等人有过来往。第二阶段是在五四时期到1926年底,这时期他与梁启超、胡适等人关系密切,在《努力周报》发表了大量文字,出任淞沪商埠督办公署总办,表现了积极参政的倾向。第三阶段是在1930年代,丁文江在《独立评论》上发表了大量时评政论和旅行游记,充分表达了自己的政治思想。丁文江虽有政治热情,且具行政才干,但却缺乏意识形态和政党的背景,这实际限制了他在政治上的作为。     

说蔡

本文通过字形的比较分析,考证了“蔡”以及与之相关的一批字的演变过程,具有一定的启发性。     

关于敦煌写本廷栋收藏品

长期以来学术界普遍认为：（1）王圆禄于1900年6月发现藏经洞后不久,便给驻扎在肃州（酒泉）的安肃道道台廷栋赠送藏经洞出土写本;（2）这个事件标志着藏经洞写本外流之始,廷栋是第一个获得藏经洞写本的甘肃官员。本文在对廷栋生平进行探索的基础上,认为廷栋迟至1906年才从东北来到甘肃任职,不可能是第一个获取敦煌文物的官员。廷栋在清末于1906-1908年间任甘凉道道台,于1908-1911年任安肃道道台,辛亥革命后于1911—1913年短暂留任安肃道道台,1913-1918年在肃州经商,1918年初被杀。因此本文认为：（1）廷栋旧藏敦煌写本的入藏时间,只能在1906年以后;（2）廷栋大规模搜集敦煌写本的时间,应该在1908年以后;（3）廷栋旧藏敦煌写本的入藏时间,肯定在1906-1918年之间,而1908—1911年间是廷栋搜集敦煌写本的最佳时间段。     

安徽六安出土“廿三年东阳”戈考

安徽六安出土一件铭文铜戈,上有"廿三年东阳"等十二字铭文。通过对铭文内容和辞例的研究,可知其为赵兵,铸造于赵惠文王二十三年(公元前276年)。此戈的发现,再次证明齿突与魏器并无绝对关联,亦说明赵国兵器铸造制度在赵惠文王二十三年前后有一个较大的转变,"东阳"建置之始则至迟发生在赵惠文王二十三年。     

蔡岳与贵州辛亥革命

贵州辛亥革命是自治学社和宪政预备会两派携手合作的结果。贵州辛亥革命爆发的关键时刻,蔡岳为调合两派之间的激烈冲突,为贵州辛亥革命和平光复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刘綎与萨尔浒战役中的宽甸之战

明朝鉴于努尔哈赤攻取抚顺,节节胜利,决定于明万历47年(1619年)2月率大军分东、南、北、中四路向努尔哈赤后金政权所在地赫图阿拉发起进攻。本介绍了由明将刘綎率领的东路军在今宽甸境内与后金兵作战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