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罗马人对犹太教的误读

早在 19世纪 ,英国批评家马修·阿诺德就指出 :希腊主义 (Hellenism)的指导原则是“意识的自由生发”,强调“本着事物的真实面貌看待事物”,故重知 ,重学问 ;而希伯来主义的指导原则是“守良心的谨严”,强调“举止和顺从”,故重行 ,重道德。前者以世间极恶为蒙昧 ,因而关注人们清晰的思维 ,引导人们认知事物的本质与美 ;后者以世间极恶为罪 ,因而要人们不断意识到罪 ,以不断唤起人们的罪恶感。正因如此 ,前者产生了灿烂的哲学 ;后者诞生了虔诚的宗教 1。自阿诺德以降 ,人们普遍视希腊文明与希伯来文明为现代西方文明的两大源头。那么 ,希腊…     

《中国书院制度研究》评价

《中国书院制度研究》评价虞浩旭中国古代有丰富的文化遗产,但学术界在传统文化的研究中,书院制度还是一个薄弱的环节,尚缺乏系统的成果。最近由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书院制度研究》,是第一部关于书院制度的专著。本书由陈谷嘉、邓洪波任主编,是国家“八五”重...     

回到故事讲述传统：民间传说类非遗项目的确认与界定

就民间传说类非遗项目的确认与界定而言，《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三重名录列入体系与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张力：前者提供的例证虽寥寥无几，但重在故事讲述过程的代际传承；后者已积累了丰富案例，然而其清单呈现方式却体现出潜在的“作品化”导向。为确保非遗项目的存续力，国家层面的非遗保护工作可以通过《非遗公约》建立的国际合作机制汲取经验和教训，并将“过程性”保护置于首位，以进一步促进国际承认和国际理解。由此，以保护口头传统的文化意义和社会功能为基线行动，将故事讲述传统的当代实践确立为民间文学散体讲述类非遗项目的保护重心，将有助于提高各利益相关方和社会公众对非遗保护及其重要性的认识。     

中国文化的特质

从文明起源的方式来追寻中国文化的基因,我们发现中国文化重血亲人伦的伦理型特点。由于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都用宗法的亲属关系来规范和调节,中国古代社会是以伦理为本位的。伦理即人伦之理,论及人们之间长幼、代系、辈分的有序关系,《说文解字》云：“伦,辈也。从人仑声。一日道也。”从语音语义上说,“理”也是由“玉”和“里”构成,     

“胡适全盘反传统论”辨析

美籍华裔学者林毓生先生在大著《中国意识之危机》中指出:“在胡适的意识中占统治地位的是他的以全盘西化主张为基础的全盘性的反传统主义。”认为胡适是思想文化整体论者和决定论者,又以西方文化为本位,虽然由于文化民族主义在情感伦理上的制约,主张渐进地改革中国传统,再造中国新文明,但在本质上无疑是趋向西方文化的全     

论《水浒》的民族文化观念

传统的中国是一个以伦理为本位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习惯于将一切同伦理道德挂钩,它造成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具有浓厚的伦理道德色彩。与此相适应,我国传统文学作品在内容上所展示出来的,也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表现着对社会伦理道德的执着关注。我们若从这样一个更为宏观的文化视角去审视《水浒》,就不难发现,在《水浒》一书中,也同样积淀和储存了我们民族大量的历史文化观念,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儒家的伦理观念。本文试就这方面的理解略陈管见。一、“官崇拜”的民族文化观念“官崇拜”作为一种观念形态的东西,有其形…     

张闻天：中共倡导优秀传统文化第一人

我感到,张闻天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高层人物中,强调必须继承和发扬优秀民族传统文化遗产的第一人。下面扼要地谈谈此事。(按：本文是将“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加以严格区别的。前者仅指一切历史存在的总和;后者则指对这个总和的根本理解和概括。对后者,我同意一些学者的看法,它的主要特征是专制主义。)     

美国《世界年鉴(2014)》与《广东年鉴(2018)》英文版比较分析——基于目录编排、经济部类记述

近年来,编纂出版英文版年鉴的单位和地区越来越多。如何提高英文版年鉴的可读性、吸引力,是摆在年鉴工作者面前的理论和现实课题。笔者把美国《世界年鉴(2014)》与我国《广东年鉴(2018)》英文版进行比较分析,得出初步结论:在目录编排上,前者重“实用”轻“形式”,后者“形”“神”兼备;经济部类记述上,前者“数”多“述”少,后者“数”少“述”多。为更好地发挥年鉴的桥梁、窗口作用,编纂英文版年鉴时间断限可适当上延,以便读者全面了解事物发展过程;要在提高资料性上下功夫,善于用“数据”说话。     

让“太史公”魂归故里

在中国的文化典籍中,有两颗璀璨的明珠,一颗是被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一颗是与《史记》齐名青史的《资治通鉴》。前者是司马迁编纂,后者是司马光编著。司马迁与司马光,都崇尚名节、光明磊落、忍辱负重、忠君爱国,都为丰富和充实中华民族的精神传统和文化宝     

中西文化比较要有历史层次感

儒学所提倡的“忠”“孝”“仁”“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不外乎旨在规定和维护一种特定的秩序,从而维护中国古代的家族共同体或者扩大了的家族共同体,因此,有人称中国传统文化是群体文化。这种以群体为本位的文化的显著特征是压抑个性,漠视人的个体。就此点而言,西方的文化似乎恰好相反,它提倡平等、自由和个性解放等,相对以群体为本位的文化而言被认为以个人为本位的文化,大概也不无道理。不过,需要     

论木鱼书《花笺记》的伦理教化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儒道互补,而以儒家思想为主。儒家思想又富于浓厚的道德色彩,信奉的是伦理中心主义,因此伴随着儒家思想影响力的不断扩大,中国文化中一切精神层面的东西都蒙上了伦理的色彩,文学当然也不例外。以中国古代较早传入西方并引起很大反响的文学作品为例,如《好逑传》,之所以能得到歌德的好评,就是因为它以才子佳人的故事演绎了儒家“发乎情而止乎礼”的思想,富有东方道德的浪漫色彩。而《赵氏孤儿》除了与西方文学相类似的“复仇”主题外,其中蕴含的“忠”、“义”观念也成为西方人了解中国文化的一面镜子。我们因为深深浸淫于儒…     

《四库全书总目》研究方法论

18世纪下半叶,大型丛书《四库全书》和撮举四库收录、存目书原委大凡的《四库全书总目》相继问世,前者有“东方文化的金字塔”之誉,后者视野宏大、气概非凡,以它们为焦点,中国古典文化展示了它的最后辉煌。 自《四库全书总目》问世,围绕《四库全书总目》的专门性研究逐步展开,胡玉搢、王欣夫撰成《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余嘉锡先生从17岁起研读《四库全书总     

平推铇和框架锯在我国是何时出现的

《文物》2001年第5期载有李浈先生《铇与平推铇》一文,讨论的问题相当重要。这里有一点不同的浅见,谨提出来,请研究者和李浈先生指教。以前以为平推铇在我国出现于明代中叶,但李文认为南宋后期已经有了。文中举出的惟一史料根据是南宋·戴侗《六书故》中所说:铇“治木器,状如铲,拘之以木而推之,捷于铲。”如所周知,我国的铇经历了从铲形“铇刀”演变成装铇床之平推铇的发展过程。自前者改进到后者,不可能一蹴而就,当中还要有一个过渡阶段;《六书故》中描写的铇看来正处于这一阶段。书中说铇“状如铲”,乃是指当时之铇的整体造型而言。其状尚如铲,当然不     

1935年“中国本位文化建设”问题的论战

1935年初,陶希圣、萨孟武、何炳松等十位教授发表了一个《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引起国内文化人士的强烈反响,由此而展开了关于“中国本位文化建设”问题的论战。这次论战涉及的范围比较广,很多问题至今仍有现实意义,本文试就这次论战的基本问题作以简要的述评。     

语言文字与革命动员：“杨萧三谕”与《讨满洲檄》比较

太平天国运动与辛亥革命乃清末“反满”色彩最为浓烈的两次革命,其动员文本蕴含着浓厚的政治语言特征。以太平军之“杨萧三谕”与同盟会之《讨满洲檄》相较可见,双方均强调夷夏之辨,但其历史观与立论依据截然不同：前者奉“上帝”为中国之缔造者,并以基督教教义为立论基础;后者则尊黄帝为始祖,以三民主义为核心。就表达逻辑而言,两组檄文皆继承了传统檄文“罪彼扬己”的基本框架,然后者更为理性,在逻辑链条的建构中加入了对以往革命运动经验教训的反思。而从措词、修辞及文风、语气等语言技巧方面来看,两组檄文皆长于辞章之术,其中“杨萧三谕”不无“诬过其虐”之嫌,《讨满洲檄》则注重“征验”,讲究理性。是以从语言学角度重审两份檄文,可见文字本身即具有革命动员的功能,而语言技术水平的高下则会影响其功能的发挥。不过,两组檄文的语义又有明显的相关性,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近代革命思想发展的轨迹。     

“中国本位”与“全盘西化”的论争

1935年1月10日,何炳松、陶希圣、萨孟武等十教授,在上海《文化建设》月刊上联名发表了《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一文。这就是所谓的“十教授宣言”,或“一十宣言”。它引起了一场“中国本位”与“全盘西化”的激烈论战,长达半年之久。这场论争,是近代文化史上颇引人注目的事件,本文拟作初步探讨。一《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以下简称《宣言》)一开头便耸人听闻地指出:“中国政治的形态、社会的组织,和思想的内容与形式,已经失去它的特征”,因此     

中西经济法传统文化基础的差异性分析

中西方经济法产生于不同的时代背景,其传统文化基础差异显著。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西方强调对立,中国提倡和谐;在人与人的关系上,西方主张竞争,中国倾向谦让;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西方以个人为本位,中国以集体为本位。     

中国北方青铜短剑的分期及形制研究

在我国北方和东北地区的古代青铜文化中,有两种比较引人注目的文化遗存,这就是以T字形柄曲刃式青铜短剑为代表的和以匕首式青铜短剑为代表的两组不同的遗物群。这两个系统的青铜短剑,在国内外尚没有统一的命名。前者在国内一般称为双侧曲刃式铜剑,近年也有人称之为东北系铜剑;后者在日本称为"绥远式青铜短剑",认为是"绥远式"青铜器群中的一种。也有称后者为"远东塞斯安"、"中国斯开泰式"、"鄂尔多斯式"、"中国西伯利亚式"铜剑的。     

方志著述性浅见

一 方志在编纂发展过程中,历来有不同的观点和流派。如在性质上,有以戴震为代表的考据学派和以章学诚为代表的史志学派之争,前者重地理沿革,而后者贵地方文献。在资料性质上,则有重载籍和重调查之别,如洪亮吉主张“修志之法,贵因而不贵创,信载籍而不信传闻”。另有主张“地方志以现状为主,主要依靠调查”。在编纂方法上,有纂辑派和撰著派两体。此外又有拟史派和拟经派、尚简派和尚繁派、厚古派和详今派之分,等等。     

古代流民的行旅生活

在以农业为主体经济形式的古代中国。长期形成了安居本土,不轻易迁徙的文化传统。因而《汉书》中就有所谓“安土重迁,黎民之性”的说法。《列子》中也写道：“有人去乡土、离六亲．废家业、游于四方而不归者,何人哉？世必谓之为狂荡之人矣。”古代的经世治国者普遍认为,人民定居在土地上,各事其事,是理想的社会状况。而四处流动迁徙的人则被看作无益于社会正常发展的闲散人口。但同时也应当看到,由于种种原因,“游于四方而不归”却又是中国古代比较普遍的现象。在流动人口中,有政治权力强制下被迫背井离乡者,也有出于其他心理动机离开故土的人们。无论是主动的流动还是被动的流动,他们的行旅生活体验,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史的一个重要的侧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