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帮”被捕消息是如何泄露的

有人经常问我,听说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央对此消息进行了严密封锁,可是“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还是很快就知道了。我当时是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特别法庭的审判员,后来又担任审判“四人帮”上海余党的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长。下面我谈谈上海的这伙余党是怎么知道“四人帮”被捕消息的。     

粉碎“四人帮”全景写真（下）

“我搬到玉泉山以后,得到消息说,‘四人帮’的爪牙,在上海把红纸都抢买光了,准备迎接他们的大喜之日了。”     

文革大片《反击》的来龙去脉

1976年,“四人帮”在短短的6个月零20天的时间内,紧锣密鼓地炮制了一部名日《反击》的影片。在后来全国上下揭批“四人帮”的高潮中,这部影片曾作为反面教材,先后在北京等大中城市组织过巡回“内部放映”批判。我的父亲刘建勋时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他本人在《反击》影片中给设定成了头号反派角色即“黄河省的省委书记韩凌”的原型。这种规格的“特殊礼遇”可以说是空前的。当时,以他为代表的河南省各级领导干部向“四人帮”及其爪牙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抵制和抗争,因而成为“四人帮”及其爪牙的眼中钉。     

瞿秋白平反的前前后后

1973年,母亲被“四人帮”迫害致死后,中央专案组在她的政治结论草案中,第一条“罪名”,就是杨之华吹捧“叛徒瞿秋白”……当我问专案组的人,有何证据说瞿秋白是叛徒?对方无法明确回答,只含糊其词地说,可以说他是叛徒,也可以说不是……     

瞿秋白平反的前前后后

1973年，母亲被“四人帮”迫害致死后，中央专案组在她的政治结论草案中，第一条“罪名”就是杨之华吹捧“叛徒瞿秋白”……当我问专案组的人，有何证据说瞿秋白是叛徒？对方无法明确回答。只含糊其词地说，可以说他是叛徒．也可以说不是……     

薄谷开来受审

“这个案子像一块巨石一样压了我半年多,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噩梦一场。”庭审快结束的时候,薄谷开来说。这个“噩梦”,被海外媒体认为是“自从1981年公开审判四人帮以来,……中国最受关注的案子”     

“四人帮”有匹好“马”

70年代初,张春桥在小范围内讲过：马天水是一匹好“马”。张春桥可是不轻易说人好话的,对马天水却作了如此高的评价,可见马天水在“四人帮”眼里是何等的得力了。马天水这匹“马”从1968年初“亮相”算起,在上海为“四人帮”卖力地跑了八九年,几乎为“四人帮”取得了天下,其功可谓大矣！我是1970年才认识马天水的,那几年,我作为江苏省计划委员会的一员,每年参加全国计划会议。马天水是上海市的带队人。那几年全国计划会议是马拉松会议,一开就是两三个月,有一次从穿单衣开到穿棉衣。上海同江苏两个代表团的房间,总是紧挨着安排在…     

话剧《不平静的海滨》遭批判始末

“文化大革命”时期,“四人帮”在文艺领域动员一切舆论工具鼓吹“样板戏”的同时,对不符合其创作原则的作品极力进行“围剿”。1973年山东省话剧团推出的话剧《不平静的海滨》,便被“四人帮”定性为“大毒草”而在全国遭到批判。“四人帮”的党羽于会泳多次点山东省的名,说“你们一个《不平静的海滨》搞得全国不平静”,诬蔑《不平静的海滨》是“歪曲社会主义现实斗争生活,丑化工农兵群众,要害是攻击无产阶级专政!     

我叫"活着欢"(十九)

二十二、带着徒弟“闯江湖” 1975年下半年,事情说着就多了起来:筹备全国调演、参加调演、回来后参加全省示范巡演,接着是毛主席逝世、粉碎“四人帮”、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联的人和事,一晃就到了 1977年夏天。当“生产”稍微上了一点正     

陈大羽与他的公鸡画

我于1976年10月16日下午奉命参加中央工作组随彭冲同志急赴上海。当时我毫无思想准备,是从会议室里被人叫出来赶到彭冲家里,简单说了几句后,彭冲就说:“明天一早就走,是北京来的专机。”我在江苏正在做的工作如何交代?家务如何安排?都没有细谈。说走就走,那个年代其实就是这样简单的。当时上海的局面还在“四人帮”余党控制之下,一场武装暴乱     

举报反动标语，惹祸上身

1977年,我读小学四年级。时值“四人帮”被粉碎,华国锋任同家主席,举国上下一片欢腾,大字报、标语铺天盖地。受大环境熏陶,我们革命小将一见空地就手痒,有笔拿笔,没笔就捡地上的黄皮石,写“打倒四人帮,我党更兴旺”、“拥护华主席,拥护党中央”之类的潮流之作,也写“某某是我崽”之类的发泄之作。     

武汉"七二○"事件彻底平反的经过

“四人帮”对“七二○”事件的镇压早有预谋1967年四五月间,林彪、“四人帮”提出要挖“带枪”的修正主义路线,把斗争矛头指向解放军。随后,武汉到处出现了“打倒陈再道(解放军武汉军区司令员)”等标语,江青更明目张胆地说“要冲一冲武汉军区”。武汉一些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倒行逆施进行抵制的群     

孙冶方:我平生没有个人的怨仇

孙冶方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文革中被关押7年之久,饱受迫害。直到1975年才被释放。病重期间,他写下这样的遗言:我平生没有个人的怨仇,不错,在过去,我曾经挨过不公正的批斗。对于这个问题,我是这么看的:一切都要记在林彪、康生、陈伯达和“四人帮”账上。运动中一切个人恩怨应该统统忘掉,忘得越彻底越好。但是过去被林彪、康生、陈伯达、“四人帮”们颠倒了的理论是非,必须重新颠倒过来。我是经济学家,你们不让我思考经济问题,我用什么抵御顽疾、消除病痛呢?我可以说是死而无恨了!这都是党的三中全会以来拨乱反正的成就呀!我死后,我的尸体交医…     

回忆1977年高考

今年是恢复高考30周年,我有幸参加了1977年恢复高考的第一次高考,回想往事,感慨万千。10年文革,国运衰微,“四人帮”说:“宁要没有文化的劳动者”,“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他们坚称,不能把高校招生当成“读书做官的阶梯”,“滋生资本主义的土壤”。1977年8月,复出工作的邓小平主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顶着重重压力,努力恢复     

坚贞何惜抛我头

今年３月１２日是我父亲的百年诞辰,而３０年前的１９６８年１２月１０日又是他被“四人帮”迫害致死的日子。“四人帮”的鹰犬为了掩人耳目,那年将他押送３０１医院时,改名为“李伍”。在他生命垂危之际,还要严刑逼供,死后尸骨无存。他们以为将田汉的肉体消灭了,他...     

跟风整人的懊悔

“文革”中,林彪及其死党跟“四人帮”,相互勾结,猖狂肆虐十年,都可算是鲁迅笔下那种“吃人的人”,我,和我一样受苦受难的同胞,其实都是被他们“吃了”的人。     

我所了解的遇罗克冤案

1980年6月《新时期》第四期刊登了我写的《逆风恶浪中的雄鹰──遇罗克》一文。随后,《北京日报》又全文登载这篇文章。凭心而论,写这篇文章完全是出自内心对“四人帮”倒行逆施的义愤。近二十年了,写文章接触到的那些触目惊心发人深思的材料,至今仍历历在目。遇罗克母亲的一封来信1978年11月15日,我在《光明日报》发表《评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第一个为《海瑞罢官》平反。文中在批驳“四人帮”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没有冤案”时,写了这样一段话：“冤案就是你们这些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制造的,今天我们就…     

民间文物收藏势不可挡

人的一生,会经历许多意想不到的事情。 我经历过五十年代后期历次政治运动,尤其深刻经历了“文革”。粉碎“四人帮”前夕,我在淮阳五·七干校改造思想,天天讲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时时要表达一辈子走五·七道路的决心。我当时真的认定,这一生就是要在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 的炼狱中度过了,在苦修“自觉”的最高境界中以苦为乐吧。没想到“四人帮”顷刻垮台了,邓小平同志复出了,拨乱反正了,改革开放了。更没想到,我能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入了党,提了干,又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后     

山西分社“清查”厄运追记

近日,我在宿舍的书房里,翻阅多年积存的历史资料时,看到30年前打倒“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以后,山西省委主要领导同志召见新华社山西分社全体职工,发动清查同“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的讲话复印件,不禁使我想起当年山西分社被列为清查重点单位的那段颠倒是非的史实,今天把它追记下来,为的是作为一面历史镜子,避免日后重复过去类似的错误教训。     

新中国的首位英国留学生

我第一次踏上中国正值1976 年10月初。我是1949年红色中国成立后,首位被允许进入中国留学的英国人。那年我刚到北京时正赶上庆祝粉碎“四人帮”,我们语言学院的留学生也被组织起来与百万北京市民一道,沿街游行至天安门广场,去“举国欢庆揪出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伟大胜利”。至今我仍认为那是我所见识过的世界上最隆重、最壮观的游行场面,第一次也是生平惟一一次,使用了长安街上帐篷围起来的、数十个下水道铁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