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经》语言学思想研究

“墨经”一词,首见于《庄子·天下篇》。《天下篇》谓墨家之徒“俱诵《墨经》”。《墨经》产生的年代,一说公元前五世纪(见詹剑峰《墨家的形式逻辑》),一说公元前四世纪或三世纪(据孙诒让《墨子闲诂》序)。总之,和古代希腊最早的名实关系的讨论(从埃利亚派和赫拉克利特到亚里士多德)庶几同时。晋代鲁胜将《经》上、下和《经说》上、下共四篇编成《墨辨》为之作注,今已亡佚,据保存在《晋书·隐逸传》中的原叙说:“墨子著书,作《辨经》以立名本。”视四篇为墨子本人所作。清毕沅亦将《墨辨》中的四篇视作《墨经》,且视为墨子本人所作。清汪中《述学·墨子序》和孙诒让则将《经》上、下,《经说》上、下、《大取》、《小取》六篇视为《墨经》。孙诒让还怀疑《墨辨》四篇非墨子所作。《墨子闲诂·经上》云:“巳据庄子所言,则似战国之时墨家别传之学,不尽墨子之本旨。”据近人方授楚考定,六篇均为后墨所著。近人谭戒甫《墨经分类译注》亦取六篇,并认为六篇“雏形之论式”,皆肇始墨子本人,后由相里氏等三墨“增补改进,以传其门人后学”(《墨辨发微·墨经证义》),即把《墨经》六篇著作看作前墨和后墨长期刻苦传学,共同努力而完成的产物。故《墨经》中的丰富的语言学思想,既是属于前墨创始人墨子的,又是属于     

《旧唐书》标点正误一则——兼释“宜弟”

中华书局版《旧唐书》卷四十一《地理四·邕管·贵州》有“乌浒之俗:男女同川而浴;生首子食之;云宜弟,取妻美让兄;相习以鼻饮”。其中将分号标在“云宜弟”之前,则“宜弟”乃“取妻美让兄”之谓.这种理解,笔者认为是不正确的.“宜弟”究竟为何义?《墨子·节葬下第二十五》云:“昔者越之东,有(车亥)沭之国者,其长子生,则解而食子,谓之宜弟.”《墨子·鲁问第四十九》云:“楚之南有啖人之国者,其国之长子生,则解而食之,谓之宜弟.美则以遗其君,君喜则赏其父,岂不恶俗哉!子墨子曰:‘虽中国之俗亦犹是也’.”《后汉书》卷116《南蛮列传》载:“(交址)西有(口敢)人国,生首子辄解而食之,谓之宜弟.味旨则以遗其君,君喜而赏其父.取妻美则让其兄.今为乌浒人是也.”     

释《墨子·非攻下》之“卿制大极”

《墨子·非攻下》篇说 :“禹既已克有三苗 ,焉磨为山川 ,别物上下 ,卿制大极 ,而神民不违 ,天下乃静。”王念孙《读书杂志》谓“焉”当释为于是、乃 ,“磨”当为“” ,通“历” ,释为离。文中“卿”字毕沅校《墨子》引《说文》释为“章”。吴毓江《墨子校注》从陆本作“乡”字 ,据《易林》 :“生有圣德 ,上配大极” ,以及《文选·晋纪总论》 :“至于世祖 ,遂享皇极” ,读“乡”为“享”。而张纯一《墨子集解》、孙诒让《墨子间诂》、于省吾《双剑诸子新证》、王焕镳《〈墨子〉校释商兑》则别有他解。今按毕沅释“卿”为“章”、吴毓江读…     

《易·序卦》对社会历史发展的论述

先秦时期,人们对于社会历史发展已有了一些看法。大家所熟知的是《韩非子·五蠹》中的一段话,他说: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本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是之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蜯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鲧禹决渎。“近古之世,桀纣暴乱而汤武征伐。”韩非是以历史进化的观点来看待历史发展进程的,他在这面所说的“上古之世”,是指原始社会而言,“中古之世”,是原始社会到文明社会的过渡阶段,“近古之世”是已进入文明社会的阶段。但对于社会结构的本身,还未说到。在韩非以前,孟子也说到社会发展历史状况。《孟子·滕文公上》记孟子的话说: “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     

“北人尚炕”习俗的由来

明人张自烈《正字通》释“炕”云:“北地暖床曰炕。”在我国,北方人睡炕,南方人睡床,世人皆谓之古俗.但经考究。北方人睡炕的历史,并非十分久远。上古之时,人们或“构木为巢”,“暮栖木上”(《庄子·盗跖》),或“因丘陵掘穴而处”(《墨子·节用》),连房屋都没有,更谈不上有炕了。只有大树下、洞穴旁一堆堆昼夜不熄的篝火,帮人们烤熟食物、驱走寒冷和吓跑猛兽。到了新石器时代后期,也就是传说中的尧、舜时代,由于巢、穴之居,“冬日则不胜霜雪雾露,夏日则不胜暑热蚊患。圣人乃作,为之筑土构木以为宫室,上栋下宇,以蔽风雨,以避寒暑,而百姓安之”(《淮南子·     

墨子不知老子——《太平御览》卷三二二“墨子曰”引书有误

《太平御览》卷三二二(中华影印本第二册,页五)引《墨子》云:墨子曰:墨子为守,使公输般服,而不肯以兵知(墨子虽善为兵,而不肯以知兵闻也).善持胜者以强为弱,故老子曰,“道冲而用之,有弗盈也”.括号内为《大平御览》原注,《御览》编者用“以知兵闻”释“以兵知”.此十四字原为双行排列,在“以兵知”下.注意“闻”字.《御览》这条引文,“墨子曰”,是错误的.这条引文不出于《墨子》书中任何地方,不是墨子说的.也不是《墨子》佚文,因为它见于《淮南子》,作为《墨子》佚文也是错误的.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句读异断

对《论语·泰伯》中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一句,现行一切《论语》版本,都一无例外地断读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而许多批孔者便以此为孔子视“民”为群氓之依据,对孔子作无数“严肃”、“认真”的批判。且不言以一语概一人之为是否有妥,但论是种断读是否唯一正确。对是种断读,前人曾有疑之者。清代刘宝楠疑     

东北先秦火葬习俗试析

火葬是一种古老的葬俗,早在我国先秦典籍中就有关于这方面的记载。《墨子·节葬篇》称:“秦之西有仪渠之国者,其亲戚死,聚柴薪而焚之,烟上,谓之登遐,然后成为孝子。”《荀子·大略》亦云:“氐羌之虏也,不忧其系累也,而忧其不焚也。”这里的“仪渠”和“氐羌”都是指我国西部     

重评苏秦

对苏秦的看法,向来褒贬不一,尤其对他为燕昭王反间,更是颇多微祠。以荀子的批评最具代表性:“内不足使一民,外不足使距难,百姓不亲,诸侯不信,然而巧敏佞说,善取宠乎上,是态臣者也。……用态臣者亡:……齐之苏秦,楚之州侯,秦之张仪,是为态臣者也。”(《荀子·臣道》)。《吕氏春秋·知度》、《说苑·尊贤》则把苏秦同桀之羊辛、纣之恶来、宋之唐鞅、秦之赵高并列。当然这都是站在齐国的立场对苏秦评论的。也有站在燕国角度称赞苏秦的,如山东银雀山竹简《孙子·用间》中说:“昔殷之兴也.伊挚在夏,周之兴也,吕牙在殷,燕之兴也,苏秦在齐。”《说苑·     

《春秋》文化价值论略

笔者曾占本刊一角,概述《诗》、《书》、《礼》、《易》的文化价值,现补论《春秋》,连同前篇,可略观“五经”文化意义之全貌,并以之就教方家。 一、官修编年国史之滥觞 “春秋”原是西周末期至东周前期各诸侯国编年国史的通称。《国语·楚语》有“教之以《春秋》”、《国语·晋语》有“习于《春秋》”等语,可见楚史、晋史皆名《春秋》。《墨子·明鬼》更征引“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说明春秋年间各诸侯国所编国史皆名《春秋》,墨子曾称“吾见百国《春秋》”,极言其时作为列国国史的《春秋》数量之众。然而,在众多的诸侯国国史中,传世者仅为《鲁春秋》,于是,后来《春秋》成为鲁史专名。《孟子·离娄》说:“晋之《乘》,楚之     

关于纣和武王的记载

纣和武王,是历史上一个时期两个相对立的人物,用孟轲的话说,前者是“至不仁”,而后者是“至仁”(参《孟子·尽心下》)。关于他们,史籍中有许多记载,有人却对某些记载表示怀疑。子贡说:“纣之不善,不如是其甚也”(《论语·子张》)。孟轲则怀疑《尚书·武成》说武王伐纣“血流漂杵”(《孟子·尽心下》)。如此说来,正像明人叶盛所说:“信史诚有未足信者矣”)《水东日记·史官以心术为本》)。而怀疑一般都是有所见的。苏轼说:“子贡言此者,盖     

《葛藟》新解

孔子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其实,在我们今天看来,读《诗》,还可以了解先秦婚俗。《王风·葛藟》反映的就是上古一种婚姻形态的遗迹。为了探讨之便,特录原诗如下。     

《<续汉书·郡国志>刘昭注》标点正误一则

中华书局点校本《续汉书·郡国志》在河内郡修武县下刘昭注曰：“史记曰：‘白起攻韩南阳,太行道绝之。’”针对“太行道”一词,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却断作“太行道”。（见《史记·白起王翦列传》秦昭王四十四年）二书标点有异,孰是孰非,值得一辨。 《史记·苏秦列传》中秦正告韩曰：“我起乎少曲,一日而断太行”。《正义》释此“太行”为“太行山羊肠阪道,北过韩上党也”。《史记·郦生陆贾列传》中郦生说汉王曰：“愿足下急复进兵,收复荣阳,据敖仓之粟,塞成桌之险,杜太行之道,距蜚狐之口……则天下知所归矣”。“蜚狐之口…     

金代上古城非上京城辨析

笔者在反复对照分析金代文献和有关资料时,发现《金史·纥石烈桓端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7月版,简称《桓传》,下同)记载东真国(后改称东夏国)蒲鲜万奴于贞佑三年(1215年)“四月复掠上京城”与史实有误。《桓传·校勘记》仅以《金史·温迪罕老儿传》(简称《老传》)“蒲鲜万奴攻上京”、《金史·纥石烈德传》(简称《德传》)“蒲鲜万奴逼上京”为据,而将“上古城”改为“上京城”,与实际不合。澄清这个问题,对研究蒲鲜万奴何时进入金上京地区及金代历史地理有一定意义。余不惮浅鄙,将一得之见,付诸笔端;有悖史家之本意处,望不吝教正。一、关于“上古城”改“上京城”的误出。《桓传》是东真国初蒲鲜万奴活动的重要史料。《新元史》、《蒙兀儿史记》中的《蒲鲜万奴传》(简称《蒲传》)乃据此而撰,只比《桓传》少一“复”字,“京”仍作“古”,均为“四月掠上古城”,其文字终未脱此窠臼。而《桓传·校勘记》则认为:“复掠上京,‘京’原作‘古”。按本书卷一二二<温迪罕老儿传>,‘蒲鲜万奴攻上京”。又卷一二八<纥石烈德传>‘蒲鲜万奴逼上京”。今据改。”迄后,诸东夏史论著述引此文者,多采取“四月复掠上京城”说,但近几年,有的学者对此说已提出疑义(详见下文)。     

入山与出塞

治学之道有小大之辨。庄子尝言“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庄子·逍遥游》),荀子亦云“凡人之患蔽于一曲,而闇于大理”(《荀子·解敝》),都是讲“小不知大”在认知上的局限性。而近人王国维倡三境界说,其第一界曰“昨夜西风雕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也是拿登高望远当大前提,并不是一上来就讲埋头苦干,“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考古是长时段、大视野的历史考察,除     

"异体"监察与西汉刺史制度

西汉武帝元封五年 (前 10 6 )建立的刺史监察制度是“西汉一大优良制度。”(严耕望《秦汉地方行政制度·序言》) 其优良的原因 ,传统上认为刺史秩卑权重 ,就可以保证它有举察之勤 ,无陵犯之衅。清人赵翼说 ,刺史“官轻则爱惜身家之念轻 ,而权重则整饰吏治之威重。”(《陔余丛考》卷二六 ) 清人顾炎武也说 :“夫秩卑而命之尊 ,官小而权之重” ,“秩卑则其人激昂 ,权重则能行大志。”(《日知录·部刺史》)然而我认为 ,刺史制度的优良在于其具有激励与制约的健全的内在机制。一《汉书·百官公卿表》“监御史”条下颜师古注引《汉官·典职仪》及…     

古汉语中的尊称

我们现在提倡语言美,主张礼貌用语。其实,这是我国的传统,我国古代在言语修辞上是很讲究的。拿称呼来讲,其中就有很多奥妙,尤其是尊称的选用更是多种多样,恰如其份。古汉语中的尊称方式,常见的可分为以下几类。 (一) 以其人的王位官爵或高贵的身份作尊称。如: (1) 阙秦以利晋,唯君图之。(《左传·僖公三十年》) (2) 大王尝闻布衣之怒乎?(《战国策·魏策》) (3) 王之所大欲,可得闻与?(《孟子·梁惠王上》) (4) 而恐太后玉体之有所郗也,故愿望见太后。(《战国策·赵策》) (5) 公子若反晋国,则何以报不谷?(《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6) 非神败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实自败也。(《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7) 敢烦大夫谓二三子,戒尔车乘,敬尔君事,诘朝将见。(《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8) 胜请为绍介而见之于将军。(《战国策·赵策》)     

《四库全书总目·墨子提要》订误

《四库全书总目·墨子提要》称《墨子》“尚存六十三篇”,与宋《中兴馆阁书目》所称“六十一篇”不合。实则《四库全书》本《墨子》旧文仅存五十三篇,另十篇纯属子虚乌有。不仅今传之明清诸本如此,即使在宋代也是一样。《总目提要》因误解《墨子》阁书提要所言“此本所列篇数……与《汉志》合”以及《中兴馆阁书目》所称“自《亲士》至《杂守》为六十一篇”之原意,遂妄生出一个“六十三篇”的本子,而其所推比宋本反增二篇之故亦成无根之谈。     

《历史研究》2005年总目

(作者后面括号内圆点前是期数,圆点后是页数)专题研究汉武帝徙民会稽史事证释辛德勇(1·75)析宋代“稻麦二熟”说曾雄生(1·86)西夏农业租税考———西夏文农业租税文书译释史金波(1·107)元代多族士人网络中的师生关系萧启庆(1·119)商王名号与上古日名制研究张富祥(2·3)再论阻卜与鞑靼刘浦江(2·28)明代文官荫叙制度考论郭培贵(2·42)秦汉法典体系的演变孟彦弘(3·19)秦汉徒刑散论韩树峰(3·37)“吏户”献疑———从长沙走马楼吴简谈起黎虎(3·53)《退斋记》与许衡刘因的出处进退———元代儒士境遇心态之一斑张帆(3·69)明清徽州宗族的…     

西周金文中的井国

西周金文之中数见“井侯”,如麦方尊(《西清》8.33)、麦方彝(《西清》13.10)、麦方盉(《三代》14·11·4)、麦方鼎(《金文历朔疏证》1·51)、井侯簋(《三代》6·54·2)、臣谏簋(《考古》l/79)等均有著录,而井姜太宰己簋(《社会科学战线》3/80)还另见“井姜”。此“井”即西周初年周公诞之子所封之邢国,这点已为学术界所公认。但西周金文中还多见“井(以下用～代)伯”、“～叔”、“～季”等称谓,不少学者不曾注意“井”、“～”的不同,以为“～伯”等人是食采于周畿腹地,并在周王室任职的邢侯支裔,遂将二者混而为一。实际上“井”、“～”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国族。“井”为姬姓,是周王室宗族支系,地处“东土”;“～”为姜姓,乃炎帝之后裔,地处“西土”。对此,我们曾在几篇文章之中已经提到,但因所谈侧重不同,